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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7年09月27日 星期三

    《〈性经〉新解》序

    程羽黑 《 中华读书报 》( 2017年09月27日   10 版)

        学术书架

     

        詹诚源先生是我的长辈,我在香港时蒙他照拂甚多,这次嘱我为他的新书《〈性经〉新解》作序,我自愧学浅,不获辞命,今草数语如下。

     

        中国经学有两大传统:一追求纯客观的学理。这一传统的巅峰,是清代的朴学。虽然顾炎武、戴震等人曾强调考据的目的是探明经书的义理,但在多数场合,朴学家止步于解释名物,义理被“悬置”(suspense)起来,存而不论。这一传统成就巨大,也是中国学术中最接近实证科学的一部分,近代以来转型为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目录学等具体而微的学科。在我看来,这一传统的特点在于可以证伪,如段、王等朴学家对“因声求义”原则的概括和运用,我想每一位学者初涉训诂学时都与我一样被它的说服力震撼。现在回头来看,这一原则很可能是错误、至少是不全面的。近年来的古文字研究表明“因形求义”更具解释力,但它的“错”无损于它的伟大,因为这是一个通过材料和逻辑建构、可以检验真伪的科学命题。另一个传统是对义理的体悟。古人有“尊经贬传”之说,认为后人的解释遮蔽了经文的真义。如果前一传统是经学中近于科学的一面,那么这一传统就是近于宗教的一面。宗教的特点在于每个人受到的启示不同——“启示”这一带有强烈基督教色彩的词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中,换成“机缘”或许会更恰当一些。“义理”自然不是无根的,它必须根于经文,正如僧人根据佛像观想,但它是无限的,一句经文可以有多种自圆其说的解释,佛书中恰有一语可以形容:“佛以一音演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

     

        本书是研究《性经》的著作。《性经》是郭店楚简中一篇讨论“性”“命”关系的文献,整理者命名为《性自命出》。作者改名为《性经》,独具只眼。“经”在先秦时并无独尊儒术后的神圣意味,诸子经典皆可称“经”,体味此篇语气,确非他书的训释,而是戛戛独造、自成宗主之论,称“经”也宜。作者的研究,则采用了上述第一种传统的形式,表现第二种传统的精神。本书的训释多为别出心裁的体会,并不追求语义学的论证,所以妙机迭出,每有惊人之论。我们甚至可以说,本书的精髓不在于对《性经》的考据,而在于作者生动活泼的兴到之言。

     

        当然,作者纵意所如,不拘一格,也不无可商榷之处。如第十一章“郑卫之乐,则非其听而从之也”,作者解释:“在战国的楚国之时,周王朝还没有亡而郑、卫二国却早已灭亡,因此‘郑卫之乐’也就可以译作亡国之音。”事实上,卫国在秦灭六国后仍然存在,直到秦二世时,卫君角废为庶人,卫国才宣告灭亡。“郑卫之乐”固然是“亡国之音”,如《礼记·乐记》有云:“桑间濮上之音,亡国之音也。”“桑间濮上之音”即卫国的音乐,但此处的“亡国”不是卫国,而是殷商。郑玄注:“濮水之上有桑间者,亡国之音于此水出也。昔殷纣使师延作靡靡之乐,已而自沉于濮水。”儒者忧虑靡靡之音使人颓废,故引殷纣为戒。当然,这只是白璧微瑕。

     

        最后我想说说作者。詹先生出身沪上世家,少时经历繁华,也在人所共知的岁月里艰险备尝。他可谓““乱世佳公子”,现在依然风度翩翩,令人心折。更为难能的是,詹先生始终保持一颗赤子之心,纯以兴趣做事。“经学”的目的是辅益人生。近代以来的学术体系,以客观的态度解剖事实,与学者的人生相去渐远。我们固然可以说,只有通过科学才能建构正确的知识,实证研究中也充满了足以与最精彩的推理小说媲美的曲折,但我们似乎也应摆脱唯科学是尊的傲慢,欣赏其他理解世界的方式。作为经学的研究者,自然也不应忘记孔子的教诲:“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而詹先生此书,恰是一部“为己”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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