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改革者：孝公与商鞅

    孙皓晖先生的《大秦帝国·黑色裂变》担得起一部优秀的历史小说。虽然偏执于冷静治学态度的学人，可能会觉得它过于热血和理想化,但正如商鞅所说，“守十者乱，守一者治”，作者大概深得商君为事之道，写作目标明确——展现这个东方帝国的生灭兴亡史，将自己对这段文明的景仰传播给尽可能多的人。主体脉络都有史可寻，主角的重要言论都有籍可考，细节发散基本合理。书中的时代和人物，值得一谈。

    作者笔下的先秦时代，大毁灭、大创造、大沉沦、大兴亡，高岸为谷，深谷为陵，自由奔放，充满活力。相较于其后几千年的政治斗争，那个时代的伐谋，更像是一种“阳谋”。彻底地变法、刷新自己，成为每个诸侯国根本的、迫在眉睫的生存之道。今日布衣明日便为权臣，文可安天下武可定乾坤。名将辈出，大才云集，英主迭起，百家争鸣。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民俗，都在大争之世中碰撞出灿烂的辉煌。

    两千多年后，毛泽东在领导又一场开天辟地的革命时说：“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这话用来评析商鞅变法，也是很准确的。孝公和商鞅君臣的品质与变法成败息息相关。“改革之事，非有果断之决心和坚悍之心力，未易抗众议而排万难。”

    孝公即位，秦国在天时上并不占优势，内部贵族势强，外部强敌日逼，河西属地，也被魏国兼并，自开国以来，国势从未如此迫促。孝公割地示弱，血书“国耻”石，誓言图强。书中还讲到老子入秦时预言秦将一统天下的传说。孝公问继任者嬴驷：“若神明占卜，说秦将为天下霸主，子何以待之？”嬴驷说：“纵然天命所归，亦需人事努力。儿臣当似有若无。”孝公十分欣慰：“秦国纵可一统天下，也要一步步一代代地去苦做，去奋争。”

    商鞅四说孝公，前两次孝公并不满意，但他只是不作声或打瞌睡。到第四次与商鞅谈话时，孝公听得如痴如醉，不知不觉和商鞅抵膝谈心。即使太子犯法，商鞅为树立新法权威要严惩太子和太子傅，他也是放手让其去做。小说写变法前商鞅要孝公答应三个条件，其一就是国君对变法大臣要深信不疑，否则权臣死而法令溃。孝公欣然答应：“三百年来，变法功臣皆死于非命，此乃国君之罪也。终我一世，绝不负君！”

    商鞅法家大才，有自己的理论信仰。用时下的话讲，他是个学者型官员。看《商君书》篇目：“更法”“垦令”“农战”“算地”“战法”“赏刑”“君臣”……涉及法制、经济、农业、军事、吏治、社会等方方面面。章太炎说：“法家者流，则犹通俗所谓政治家也，非胶于刑律而已。”言下之意，商鞅是政治家，是为国家发展制定全面统一的规则。

    商鞅行事，务实且目标明确。司马迁说不耻于商鞅靠嬖臣得以觐见孝公，这就有些迂阔了。商鞅行事，临大事而有静气。四见孝公，先以帝道，再以王道，再以霸道，最后才端出法家之说，道出自己的政见，也摸清孝公的意图，确定了君臣间统一的目标。商鞅行事，凌厉而有胆气。他有一段名言：“疑行无名，疑事无功。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见负于世；有独知之虑者，必见骜于民……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意思是，犹豫、徘徊不定就不可能有所作为。有独到见解、高屋建瓴的人，当时一般民众多难以理解，但方针既定，于国民有利，排除万难也要强做。

    《史记》记载，赵良见商鞅说其“危若朝露”，教他辞官隐退，恢复原法，但“商君弗从”。司马迁说商鞅是贪图秦国政教荣宠，我却认为还是事业未竟更可信。好在历史不负商君！

    后世对商鞅的毁与誉都可谓汗牛充栋。但历代改革者，均将其奉为标杆。李斯在《谏逐客书》中说：“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桑弘羊说商鞅“功如丘山，名传后世”。王安石借诗言志：“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少年毛泽东在《商鞅徙木立信论》中说：“一披吾国四千余年之纪载，而求其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商鞅不首屈一指乎？”

    “疑行无名，疑事无功”，改革者知改革艰难，要壮士断腕的勇气，要凤凰涅槃的决心，勒马回首便只能画地为牢，纵马一跃方可盼天地开阔。“悬崖勒马的是将，悬崖不勒马的是王！”这正是给孝公、商鞅和所有改革者的最好颂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