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有“血性”的“文化符号”

    读完陈歆耕的《剑魂箫韵：龚自珍传》，我脑子里首先跳出“血性”这个具有精神硬度的词语，接着眼前会交替出现三个人物，准确地说是三道炫目、凌厉的闪电：一个肌肉饱满、浑身通红、挥锤打铁的风雅硬汉；一个“率意独驾，不由路径，车迹所穷，辄痛哭而返”的酒鬼；还有一个是横眉冷眼、黑白两色的木刻肖像；一尾“飘忽、机智、慎独、阴性”的豹子。风雅硬汉是魏晋名士嵇康，贪杯的饮者是阮籍，木刻肖像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鲁迅。不必说，他们身上都有豹子般的“血性”气质，不同的是，豹子是单纯的血性之勇，他们则是精神高地的探路者。龚自珍无疑是他们的同道。

    我眼前还闪出一些熟悉的面孔，这些堪称“中国文化符号”的面孔，都与龚自珍颇有神似之处，或者说，从他们身上都能找到龚自珍的影子。比如行吟者屈原、隐者陶渊明、史圣司马迁、文豪苏轼等等。纵横比较之后，感觉龚自珍是这样一个人——在人格形象上取嵇康之刚，阮籍之柔而特立独行；诗文才情又融屈原之悲、陶潜之幽、司马迁之直、苏轼之豪而自成一家。

    仔细辨识，龚自珍的面貌和神态更像阮籍——“短矮精悍，两目炬炬，语言多滑稽，面常数日弗沐”（矮源《羽琌山民逸事》中所言）。“性不喜修饰，故衣残履，十年不更”似乎也不夸张。

    醉汉阮籍又是怎样？他留在人们视线里的总是一付无形的醉态，常常驾木车驱瘦马，载一坛酒、且饮且行，不知来处去途，走到无路可走时，号啕大哭，哭得尽兴，擦干眼泪再向另一条路走去。倒不是因为他的木车无路可走，而是想到自己的人生之路就是这样，大半生都在寻路，却总是无路可走。路遇友人摆酒相请，只管尽情酣饮，不谈时事。醉而无语，乃大智，大智若愚，乃大忍，大忍则无敌，无敌则无祸。在杀气弥漫，“天下名士去其半”的血风腥雨中，能被皇权恩宠得其善终，且不失名士之风，也只有阮籍一人。

    阮籍从骨子里说是个诗人，写得不多的诗却清透超脱。如果说他有做官的天才，秘诀只有八个字——“口不言事，自然高迈”。听上去很简单，却极少有人做到。

    龚自珍就做不到。他懂得“祸从口出”的至理名言，在乱世之时，说什么都不安全，可是什么都不说，又怎么会让人欣赏？金子深埋泥沙中，与泥沙有何两样？他虽与阮籍是同道人，但言行完全另类。他的外祖父段玉裁曾告诫他“做名臣不做名士”，他也是这样定位自己人生的，但命运没有成全他。段玉裁不幸而言中了，虽然龚自珍后来的儒家典籍研究《大誓答疑》被清代官方定为学术经典，但龚自珍还是没有在他外祖父弘扬光大的朴学路子走下去。他也没能步父亲后尘，在官场顺风顺水、大展宏图，相反，倒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桀骜不驯、不歌即哭的大名士。

    所谓名士，说得通俗点，就是不拘小节、放浪形骸的诗人习气，不同于学者的谨严，有别于官场的圆滑。任性使气，褒贬人物，目空一切，不拘小节。所有这些，都是龚自珍招牌式行为。这使他在嵇康冷暴力式的拒绝和阮籍装聋作哑的不合作之间，走出了一条狂傲自负、嬉笑怒骂皆在诗文的荒野小道。像一个流浪江湖的歌者，在闹市一角，放声高歌，不管场面大小，听众多寡，只管全神惯注地，用抒情诗唱出此时此刻内心的声音。一个吃皇粮、拿俸禄实录的官吏，内心没有大痛苦，没有足够的人格力量，是断然不会如此另类的。

    这样一个不识时务的狂人，人生自然不会顺达。时人送龚自珍一个外号“龚呆子”。其实，这个“呆子”就是说破“皇帝的新衣”的独醒之人——总是不去琢磨各种脸色和眼神，不知权衡个人得失，禁不住要对荒唐的朝政和官僚的不作为、乱作为发出警示和讥讽的言论。

    《剑魂箫韵：龚自珍传》的作者，以作家、批评家的双重身份，调动多年从事编辑、文化研究的积累和经验，进入那个特定的时代现场，进入主人公个体人生和文学世界，极尽可能地向读者呈现出一个血肉丰满的龚自珍。整个传记构思精致，结构严密，史料可信；写作上删繁就简、避轻就重，在浩繁的史料中，选取一些有趣的故事、新鲜的情节来解读龚自珍的诗文，通过与其有密切交往的师长、亲友，包括情人来还原龚自珍的精神风貌、内心痛苦和多面人生，用文化的视镜对传主的身世和命运研机析理，从而确立了近代思想先驱龚自珍的历史地位和价值，塑造了一个“血性”凛然的“文化符号”。从真实性和文学性两个层面，使作品得以成立，并以鲜明的个性，在众多传记文本中面目清晰可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