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三字经》中的“三纲”可删

    宗璞先生提议删去《三字经》中的“三纲”，我给予支持。这一删去“三纲”的《三字经节简注本》已由东方出版社在2017年3月出版。因我知道在学界以前曾有过关于《三字经》是否可作删改的讨论，也有过对“三纲”不同认识的争议，所以在此书出版后就已预计了会有不同的评价。果不其然，我在微信中发布此书出版的消息后，就引起一些学友不同的议论。此后，在《中华读书报》《北京青年报》和《中国艺术报》等报端和网站续有关于“《三字经节简注本》删改‘纲常’有待商榷”的报道。比较晚近的是，卞广春先生在8月9日的《中华读书报》上发表了“《三字经》可以编注，无需删改”的观点。我认为这些讨论是正常的，但对于有的网站为卞文加上了“粗暴扭曲，不伦不类”的标题则大不以为然。以下，我先对卞文作一答复，然后简略谈谈与此讨论相关的几个问题。

    卞文的主要观点是：“阅读古代经典时，每个时代的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想法和认知，面临着如何对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不是动摇原作的思想脉络和情绪基础，也不是对古代经典直接动‘刀子’，将不适合现代的内容删除掉，将不符合当代思想的修改成想要的样子。我国的古代经典数不胜数，如果都按照现代人的思想，将所有古代经典删改一次，有多少人会同意呢？”

    我对以上观点是同意的，这也是校勘、编注古代经典的常识。不过对于《三字经》，我认为还是应该将其与一般的“国学经典”有所区别。首先，这是一本童蒙读物，它不是中华文化的“元典”，而是儿童在读中华文化“元典”之前的一本有广泛影响的入门书。我们说的中华文化“元典”，主要是指“五经四书”。如《三字经》所说：“小学终，至四书”，“四书熟，如六经”（因《乐经》不传，故实际上是“五经”）。《三字经》是属于“小学”中的一部分，而在“五经四书”中并没有“三纲”一词（至于是否有“三纲”之义，这是学界争论的一个问题，容后稍作辨析）。《三字经》中讲“三纲”，这可能会给儿童以后读“五经四书”造成先入为主的误识。

    其二，作为童蒙读物的《三字经》，并不完全适合卞文所说的“阅读古代经典时，每个时代的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想法和认知，面临着如何对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对于成人来说是如此，对于青少年来说也可以引导这样做，但是对于初识文字的儿童，要求他们区分哪些是“精华”哪些是“糟粕”显然是不现实的。当他们在读到“三纲者，君臣义”时，势必会造成他们理解上的困难或困惑。因此，宗璞先生的考虑，是仅就童蒙读物适合现代儿童而言。若对儿童以上的读者，则不必也不应如此改，因为他们自应有理解和鉴别的能力。

    其三，《三字经》产生的年代是在宋元之际，在元代以后广泛流传。因它属于童蒙读物，所以它的“经文”远没有像“五经四书”那样的权威性，这也就在历史上留下了多种不同版本的《三字经》。如早期版本述历史进程至“炎宋兴，受周禅。十八传，南北混”，到明代版本就增入了“辽与金，皆称帝。元灭金，绝宋世。尽中国，为夷狄。明朝兴，再开辟”等句；到清代版本又增入了“清太祖，应景命，靖四方，克大定”等句；到了民国时期，一些坊间刻本更增入了“举总统，共和成。复汉土，民国兴”等句。这些不同版本的流传，主要是出于童蒙教学的需要，而不是拘泥于保留早期传本的“历史原貌”。由于《三字经》不同版本的流传较广，所以一种版本不可能取代或淹没其他版本。使用哪种版本的《三字经》，这决定于教师和家长的选择。我们这次重新编注的这版《三字经》，也同样是如此。因为在本书的前言部分，宗璞先生已写明了“我为什么要删改《三字经》”，我在“《三字经》简介”中也对《三字经》的版本流传以及删改其中“三纲”的情况作了说明，所以这不致引起版本的混乱。至于把删改的情况没有在经文的注释中作具体说明，这也主要是考虑到童蒙读物的特点，免除儿童阅读的负担，而老师或家长如果认为有必要，也完全可以在这里作说明和引导。

    一般认为，《三字经》在历史上虽有多种版本流传，但大体上保持了原貌。然而这种说法不是很适合民国时期由章太炎先生重订的《三字经》，这次“重为修订，增入者三之一，更定者亦百之三四”，应该说比起原貌已有较大的变化。在增入的部分中，不仅有“天干地支”等传统的知识，而且有“曰赤道，当中权。赤道下，温暖极。我中华，在东北”，“古九州，今改制，称行省，二十二”等近代以来的知识。重订版虽然仍保留了“三纲者，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但也增入了“五伦者，始夫妇，父子先，君臣后，次兄弟，及朋友”。我认为，太炎先生的“五伦”之说实更符合先秦儒家所讲的“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中庸》），“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易传》）。把夫妇、父子之伦放在君臣之伦的前面，这与“三纲”之说首先强调君对臣的权威性是有很大差别的（太炎先生在《国学讲演录》中对“父子之恩固重于君臣之义”有论述）。更值得肯定的是，太炎先生把原《三字经》后段的“上致君，下泽民”改成了“上匡国，下利民”，这更体现了民国以降的时代特点，实已蕴含了对“三纲”之说的否定。宗璞先生把“上致君，下泽民，扬名声，显父母”等等，改成了“为祖国，为人民，寻求真，多行善，创造美，度一生”，这与太炎先生的修订有异曲同工之妙，当然也更符合现代的教育方针。

    在《三字经》中，“三纲者，君臣义”这一句是上接“三才者，天地人。三光者，日月星”，下接“曰春夏，曰秋冬，此四时，运不穷”，这有把“三纲”视为“天经地义”的永恒真理的意思。因此，从形式上说，这不是讲“历史知识”，而是将其视为“天不变，道亦不变”的神圣教条。其实，如张岱年先生所说：“‘三纲’之说，始于汉代。先秦时代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子、孟子、荀子都未讲‘三纲’。……《韩非子》书的《忠孝》篇说：‘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忠孝》篇强调臣对君、子对父、妻对夫的片面义务，可以说是三纲观念的前驱。”（《中国伦理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49-150页）张先生所说是学术界多数学者的共识。我在近年发表的《反思儒家文化的“常道”》《对“三纲”之本义的辨析和评价》等文中也指出：“三纲”之说是汉儒适应“汉承秦制”的一种“变”，而不是中国文化的“常”。如果在《三字经》中保留“三纲”，那么，若要让儿童明白中国文化的“变”与“常”的道理，恐怕也是不现实的。

    在对《三字经节简注本》引起争议的报道中，有的报纸使用了“删改‘纲常’有待商榷”的标题。其实，对“纲”与“常”有所分析，如牟钟鉴先生提出“三纲不能留，五常不能丢”，这也是近年来得到学术界多数学者赞成的观点。宗璞先生在给《中国青年报》的信函中已指出：“我在节简注本中只删去了‘三纲’，对‘五常’并未改动。”当一些成人（包括一些媒体记者）对“纲常”还没有新的认识时，若要让儿童理解这一点，当然也是不现实的。

    我认为《三字经》中的“三纲”可删。因为问题比较复杂，所以这也可能是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章太炎重订《三字经》“增入者三之一，更定者亦百之三四”，这并没有引起什么争议，重订版的《三字经》至今仍是流行的版本之一；而这次的《三字经》节简注本，只是因为删去了“三纲”，就引起了“粗暴扭曲，不伦不类”等等非议。其中的一个背景就是有一部分学者仍肯定“三纲”具有现实价值，甚至有的还在为君主制唱赞歌。宗璞先生说：“删去三纲以后，加上了我的少许想法，这本书并没有坍塌，而是更有光彩了。”这一点并没有得到一部分学者的理解和认同。我的一位学友曾评议说：“这么改相当于拆北京城墙，罪过!”而我认为删去“三纲”只相当于去掉了紫禁城里的皇帝，而城墙还在。对于少数学者仍肯定君主制的合理性，我的想法是，如果没有辛亥革命，那么不仅“紫禁城里的皇帝”还在，而且北京城墙里的天坛公园、天安门广场、中山公园、劳动人民文化宫、北海公园、景山公园，以及中南海、圆明园、颐和园等等，还有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的校址等等，都是帝廷或皇族的禁地；若仍如此，诸君难道真想回到那时的“北京城”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