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现的陈望道佚（译）文

    陈望道是我国著名的学者、教育家、语言学家，为我国的革命文艺、语言科学、美学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2011年，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陈望道全集》是迄今为止整理、收录陈望道著述最为完备的版本。陈望道一生从事文化学术研究达60年，涉猎极其广泛，是集亦难免有遗珠之憾。笔者翻阅民国旧刊，屡得陈氏佚（译）文，对于认识陈望道其人其文多有助益。兹略加辑述，以期学界对陈望道有更全面深入的研究。

    上海时期

    1920年4月，陈望道从浙江义乌来到上海，先后担任《星期评论》《新青年》杂志编辑，以及《劳动界》月刊、《民国日报》副刊《妇女评论》等的创刊工作。1921年陈望道应聘至复旦大学任教，除讲授课程外，他还经常开办讲座，发表各类演讲和著述。这里辑得的有《妇女问题的一段落》《女性主义的检讨》（山川菊荣）和《采桑传说》（铃木虎雄），前两篇署名：陈雪舫。后一篇署名：陈望道。

    其中陈雪舫当为陈望道的另一笔名。以陈雪舫笔名连载于《现代中国》1928年8月第二卷第二号以及同年10月第二卷第四号的《艺术与社会》一文，与陈望道于1928年12月在上海大江书铺出版的《艺术简论》一书，不仅时间颇为接近，而且译文内容完全相同。是知，陈望道确曾用过陈雪舫一名。而这篇署名陈雪舫的评论《妇女问题的一段落》同样发表在《现代中国》，载于该刊1928年7月第二卷第一号。该文从历史性的视角回顾五四以来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情况，对《新青年》《妇女评论》周刊乃至张竞生的《性史》一一加以评述，藉此说明“它已尽了最大的任务，不能不转向另求柳暗花明的又一村了。”另一篇署名陈雪舫的译文《女性主义的检讨》，则于同年发表在孙伏园主编的《当代》月刊第一卷第四期。这篇文章的作者山川菊荣是日本著名社会主义活动家山川均的夫人，长期从事社会主义理论研究。文章以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论述妇女问题，主张推翻私有制，使妇女真正获得独立自主，正如文中所宣称“离开了全人类的解放不会有妇女解放，离开了全人类的文化不会有什么独立的妇女自己的文化”。早在日本留学期间，陈望道即与山川均夫妇有交往，回国后曾译介他们的不少著述，包括1921年《新青年》第8卷第5期刊载的山川均《劳农俄国底劳动联合》以及1921年《民国日报》副刊《妇女评论》第21期刊载的山川菊荣《劳动妇女的解放》等。上述两篇文章不仅在内容上与陈望道生平多有呼应，且发表时间相近，是知陈雪舫即陈望道本人。

    值得一提的是，《女性主义的检讨》原文发表于1928年7月1日日本杂志《女人艺术》的创刊号，译文刊载时间仅比原文晚了二十几天，考虑到当时刊物寄运和译者翻译之耗时，陈望道可谓做到了与原著同步。

    《采桑传说》连载于《青海》1928年第一卷第一期和第二期。该刊是1928年11月由复旦大学中国文学科编辑的文艺刊物，主要撰稿人多为本校知名教授，除陈望道，尚有谢六逸、祝秀侠、陶希圣、徐中舒等。《采桑传说》的作者铃木虎雄是日本近代治中国文学的一位代表人物，同时他也是神话传说研究的先驱者之一。1921年3月他在日本《支那学》上刊发此文，对中国古代与桑树有关的传说作了整理，从这些传说的异同进而考查道德观念和社会习俗之变迁。从“译者附记”可知，尽管陈望道对铃木虎雄文中的有些断语“不能处处同意”，但他很敏锐地关注到铃木虎雄将文学与民俗相结合的研究特点，这与其一直以来所提倡的平民文学以及对“群众文艺的兴趣”是相合的。

    安徽·广西

    1931年，陈望道因保护进步学生为当局所迫离开复旦大学，蛰居上海寓所专心著述。1933年秋至1934年春，陈望道应邀到安徽大学讲“普罗文学”。随后于1935年8月到广西任桂林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科主任。这里辑得的作品有：先后刊于《现象月刊》1933年第一卷第四期和第五期的译文《关于文学史方法的诸问题》（川口浩）和短文《关于moment译名之意见》，以及发表于《新中华》1934年第2卷第21和22期的译文《宋代都市的发达》（加藤繁）。

    《现象月刊》于1933年3月创刊，当年12月因主编李剑华被捕，此刊亦以“宣传苏联，煽动阶级斗争，攻击政府，诋毁国民党”的罪名停刊。《现象月刊》大力宣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刊载了许多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译著，陈望道是该刊的主要撰稿人。《关于文学史方法的诸问题》一文的作者川口浩是日本著名文学批评家。该文在分析马克思主义文学史论的基础上，提出了文学史研究的方法问题，他提出，“‘不是人类意识决定自己的存在，反是自己的社会的存在决定自己的意识’，这个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命题，在文学史的研究上，也是给了不可移易的解决的锁钥。”文章还进一步指出，“作家的伟大程度，宁可说是靠着他们把各自生活的时代的现实反映出来，反映得怎样的美满，也还靠着素质、才能，及其他种种部分的要素。”无独有偶，穆木天在同年的《现代》第三卷第二期上也翻译了川口浩的这篇文章。由此看出同一时期的不同学人对其马克思主义文论的共同重视。

    《关于moment译名之意见》一文中，陈望道就《关于文学史方法的诸问题》译稿中的一个英文单词“moment”的中文译名问题，与读者进行探讨和商榷。作者曾依一般译法，将“moment”译作“契机”，而在不断斟酌之后，觉得定为“关目”更适合，故就正于读者。陈望道治学之严谨可见一斑。

    《新中华》是中华书局于1933年1月发行的综合性刊物，定名为“新中华”，冀其以“灌输时代知识，发扬民族精神”为宗旨贡献于“现代的中国”，尤为侧重国家建设、民族生存、国际时事。《宋代都市的发达》一文的作者加藤繁是日本学界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开拓者。他在文中提出了“坊市制崩溃”的基本命题，认为唐宋之际中国从传统封闭式的坊市制发展成开放式的街市制，对宋代的城市制度做了开创性的研究，奠定了宋代东京研究的基础。陈望道笔下关于中国古代经济史的译述不是很多，这是唯一的一篇，说明译者视野和题材的广阔。

    上海·重庆

    1937年，抗战爆发，陈望道返回上海，发起组织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1940年秋至1941年春，他辗转香港到达重庆，重返复旦任教。这里辑得的作品有：《绘画的文章体式和峨特式建筑艺术及上海的圣三一堂》《因花溅泪的演出说到新女性》和《茶话》，前两篇署名：齐明，后一篇署名：陈望道。

    《绘画的文章体式和峨特式建筑艺术及上海的圣三一堂》一文发表于1939年7月《现实》的创刊号上。该文由“文章体式水彩画式和油画式”“油画式文章的描写峨特式建筑艺术鉴赏”“峨特式杂谈”“上海的峨特式建筑圣三一堂”四个小标题组成，作者将卢那卡尔斯基的《实证美学的基础》归入油画体式，文中大段译引了卢氏鉴赏峨特式建筑艺术的例子，对其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学说予以极高的评论。值得一提的是，陈望道与虞人合译的卢氏《实证美学的基础》一书于同年同月在世界书局出版，译著所用笔名正是“齐明”。

    《因“花溅泪”的演出说到新女性》一文1939年3月发表于《鲁迅风》第八期。“花溅泪”是于伶创作的一部以上海舞女为题材的话剧，表现抗战中妇女如何争取光明前途。此剧最初于1939年1月由上海风雨书屋出版，次月在卡尔登大戏院上演，在当时曾产生很大影响。陈望道在文中由“花溅泪”剧中舞女形象引发对新女性的思考：“‘新’是极平凡的。‘新’只是一个健全的人。只是一个不止有所感，也能有所知，不止有所取，也能有所与，不止知道有爱偶，也还知道有别人，不止知道有家庭，也还知道有社会的人。实际是没有一项不平凡，却又实际是没有一项不和所谓‘女’性的本然者相矛盾。”作者在文末向女性发出一种极具时代性的呼吁：“这种比死还坚强的爱力，女性是潜藏得极富的，这时更该发挥出来，以之救同性，以之救国家民族。”早在五四时期陈望道就编过《妇女评论》，对妇女问题素来关心良多，他的这篇文章是有感而发，所说很有识力，且鼓舞人心。

    《茶话》一文发表于1942年复旦大学茶业专修科主编的油印刊物《茶叶实习录》中。1940年6月，教育部批准复旦大学设立茶业专修科。当年9月，中国茶叶公司委托并出资9万元，复旦开办茶业系，这是当时全国高校中唯一的茶业系科。此时的陈望道正执教于复旦，并兼任新闻系系主任。他对本校新成立的茶业研究室颇为支持，提议“利用茶馆如果能够同复旦大学茶业研究室所制的玉露作引子，收效一定异常大。玉露是复旦大学茶业研究室的名产，色美香清，以其所制之小饼干佐饮，大可助人文思。”文中陈望道还提及一段与吴稚晖先生的往事。两人第一次相见是在上海的一个茶馆中，吴先生教他学注音符号的课表，“上得全茶馆的人都聚在我们两人的四周旁听，如今想起，还是异常有味。”二十年前陈望道曾在《觉悟》上写过一篇题为《茶话》的短文，此文虽是旧题重写，却别有一番风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