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蓑烟雨任平生

    今年是先师赵俪生先生诞辰的100周年。近日，收到赵先生的女儿——师妹赵絪惠赠的大作，《孤灯下的记忆》。饱蘸深情的笔触，娓娓动人的文字，真实地记述了一个学者家庭在多半个世纪里的遭遇和情感，同时也展现了作者的父亲——一位别具一格的学者的风采。静夜读之，不禁感慨翩翩，诸多往事亦浮现眼前……

    1961年秋，我考入了兰州大学历史系。接到录取通知书时，我哭了，因为我的第一志愿是文学。父母见我那样沮丧，便说：“你若实在不愿，也可明年再考。但是，明年是否就能更幸运？”父母的言语提醒了我。是啊，周围的许多品学兼优的同学不都因为不曾料想的原因而落榜了吗？比起她们，我已经够有运气了，况且，兰州大学还是教育部所属的重点大学，别不知足了！至于专业，也不必过于纠结——“文史不分家嘛！”父母如此劝导，我在中学的语文老师亦如此安慰。就这样，我收起了眼泪，虽无兴奋，却也不无期待地踏进了兰州大学的校门。

    我们是兰大历史系复系后的第一届学生，前面没有为我们树立榜样的学兄学姐，后面也没有需我们提携引带的学弟学妹；开学时没有人迎接我们；开学后是我们迎接老师——那些在前几年撤系后被安排在师大现在又回兰大的老师。但同时，大约正因为如此，作为系里唯一的一班学生，我们也受到了特别关注。系里精心选派了为我们任课的教师，尤其是基础课。在校长江隆基的直接指派下，赵俪生先生担任了我们的中国通史教学。

    这时的赵俪生，还是右派。赵先生后来曾在回忆江隆基的文章中说：“66届学生招进来，要开课。当时，我是没资格开课的，只配在资料室里打打杂，有时候做清洁卫生工作。可是忽然通知我开《历史文选》，第二天又改通知我开《中国通史》。这真是一步登天了。没有沦落过的人，是不会懂得这种滋味的。”于是，按照他的说法，出于“一种报恩的思想”，他“一股气”从中国猿人讲到了鸦片战争，整整五个学期！（见《赵俪生文集》第五卷，第447页）

    不久，我们就听说赵先生是右派，却也并未在我们这些阅历不深的同学中引起波澜。在心中，我暗自想道：“大部分右派都有学问呢。”我们平静地接受着先生的付出，把先生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视作当然。只是多年后，在自己亲身经历了复杂的政治斗争的风雨后，才意识到，这位在课堂上挥洒自如的先生，曾背负着多么沉重的政治包袱！

    不过，对我们这届学生来说，却借此获得了任何一个历史系的学生都难得的长达五个学期的名师教诲。在国内外的高校中，能有几位名教授去给一年级新生上基础课？这尚且不论，但只问，能将中国通史贯通下来，并一讲就是五个学期的，除了赵先生，更有何人？听说当年钱穆曾在北大讲过中国通史，但只讲了一年，每周四小时。（而赵先生给我们讲了两年半，每周5小时！）无论如何，没有坚实的学问根基，是承担不了如此重任的。我和我的66届同学，何其幸运！

    在历史系的迎新会上，党支部书记王翼洲曾大讲王国维的学问三境界，并一再强调，要做学问，就得准备好“坐冷板凳”和“吃冷猪头肉”……听他讲得天花乱坠，我心想，这学问的路可真是遥无尽头啊。做到“衣带渐宽”倒不甚难，但何时能“蓦然回首”，豁然贯通？“冷板凳”好坐，可有几人能吃上那“冷猪头肉”！不着边际地乱想一阵，但到底什么是学问，怎么做学问，还是摸不着头脑，懵懵懂懂地，直到上了赵先生的课。

    赵先生上课一向是是开门见山，直击主题。第一节课前，按赵先生的要求，几位男同学从系资料室搬来了那尊中国猿人的模型。望着那座咖啡色的雕像，心中很有点儿不以为然：“又是它！不就是身高、脑量、性别……，早都背下来了。”上课了，赵先生在黑板上写下了“北京猿人“四个字，第一句话是：“我们来认识一下我们的这位老祖奶奶……”（系资料室的这座雕像是女性）两节课下来，我们在重新认识自己祖先的过程中，又进一步认识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恩格斯和中国的考古学家裴文中和贾兰坡。原来，在我们的“老祖奶奶”身上还有那么多的学问！一个自己本以为简单而枯燥的事物，从赵先生口中说出，便成了一个有理论的经得起分析的史实。

    赵先生分析问题干净利落，有论有据，逻辑性极强；且言锋犀利，收放自如，尤善旁征博引，极具说服力。在讲授当中，先生经常会适时地插入一些典故，或学术界的一些趣闻轶事，虽非正史，却不离题。例如，在讲到关于禹这个人物存在与否的争论时，赵先生说起了鲁迅先生和顾颉刚先生的分歧，并引了鲁迅《理水》（《故事新编》）中影射顾颉刚的的一段话：“其实并没有所谓禹，‘禹’是一条虫，虫虫会治水的吗？……”（据说顾颉刚先生口吃。）同学们忍俊不禁，但由此,，顾颉刚这个名字及其大作《古史辨》便印在了脑中。紧接着，在赵先生的课堂上，我第一次知道了“甲骨四堂”（即王观堂王国维，罗雪堂罗振玉，董彦堂董作宾，郭鼎堂郭沫若）。在这之前，我读过几乎所有的郭沫若的诗歌和戏剧作品，却不曾接触过他的任何一部学术著作。一个高唱着太阳颂歌和张扬着火热的青春气息的浪漫主义诗人，竟然也是一位潜心于古文字解读的专家！真是不可思议。我不仅被那些龟甲和骨片所深藏的文化含量所震撼，同时也为“甲骨四堂”这些大学问家的钻研精神所触动。

    赵先生的课极大地提高了我们对史学的兴趣。在这方面，不能说其他课程没有作用，但必须说，赵先生的课影响最大，印象也最深。而我，一个本认为历史专业非我所愿的高中毕业生，正是从赵先生那里认识了历史这门学问，纠正了许多肤浅的偏见。我开始意识到，很多自己本以为知的问题，实际是貌为已知，或至多是知其一，不知其二，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使不知变已知，使似知变真知；不仅知一，还要知二；这个过程就是学问。学与问是相连的。不学则不知，但学而不问，便不是真知。只有在学中问，才能有所发现，有所创造。原来不感兴趣的东西，只有在钻进去之后，才能揣摩到它的滋味。

    赵先生特别强调读书，不仅在课内，也在课外。那时，除了上课，每两周都有一次课外辅导，一般都安排在晚自习。赵先生对它的重视和认真程度一点也不亚于上课，每次都有一个专门的话题，且与最近的课程有关。记得讲北宋时，先生曾推荐了两部笔记体散文：《东京梦华录》和《洛阳伽蓝记》，并专门在辅导课上为我们做了导读，同时还就此布置了课外作业：任意选读其中一篇，并写出几百字的心得。令我惊讶的是，我们交上去的作业竟然篇篇都得到了先生的批阅，并在又一次辅导课上作了评讲。（顺便说一句：不知今日的历史系本科教师，有几位能如赵先生这样？）这种阅读，极大地拓宽了我们的视野，活跃了思路。有时，先生还会针对性地叫同学去他家作个别交谈。毋庸说，每个被叫到的同学都会感到荣幸，并令其他同学羡慕。有一次，赵先生一下子叫了8个同学去他家，具体是那哪几个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有王劲、陈家声，还有李贵子，我也是其中之一。那次交谈似乎主要是先生了解我们的读书情况，喜欢哪些书，为什么喜欢……细节已记不得了，只记得大家都很兴奋。这次叫到的同学较多——占全班同学的四分之一，估计对那些未被叫的同学有点儿刺激，内心多少有些不平衡吧。文化大革命伊始，赵先生受到批判，大字报中便出现了“反动学术权威赵俪生的八大弟子”之说。实际上，恐怕赵先生自己对此并无概念，而作为这“八个弟子”之一的我，也从未奢想能得到先生特别的宠幸。尽管如此，每每听到“八大弟子”的称谓，仍禁不住窃喜。

    赵先生的通史讲授基本上是按专题进行的，即按照时代的先后，从不同的历史阶段中，抽出其最具代表性和最有影响的事件（包括政策举措和战争）、人物、思想等做出阐述和分析。以鄙人之陋见，这种方式强调的是历史的结论，而非历史的过程。赵先生在讲述中，对不同史家的观点和他本人的见解都有说明，因此特别能激发听讲者的思考，提出问题。正如赵先生自己在二十多年后的一篇序文中说：“在系统知识传授的基础上，一定限度地诱导一些争论，这对启发学生独立思考、独立操作能力方面，将起到很好的作用。”（1989年《中国通史史论辞典》序言）从某种角度看，这种方式似乎更适于研究生，对于通史基础还很薄弱的本科生来说，是有难度的。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它也有好处，那就是，如果你不清楚历史过程，你就必须去查证，这样，就逼着你自己去读教科书，而且一般来说，教科书都是清晰易懂的，无需特别的指导。同时，我们还有赵先生自己写的讲义，是我们理解先生课堂讲授内容的重要辅助材料。一般来说，要应付考试，这些就足够了；但是要真正吃透先生在课堂上讲的内容，就需自己去翻查更多的资料，也意味着要看更多的书；并在整理和归纳资料的过程中，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这是一种主动的学习方式，在某种意义上，已带有初步的科研训练的性质，并不是每个同学都能做到的，但是，至少很多同学都做了尝试。

    在先生的耳提面命下，那几年我还真读了几本“正经”书。多年后，我听说，当时同宿舍的某人不知出于什么动机，曾好奇地偷翻过我床头上的书。先看见了《红与黑》和《苔丝》，便说：“哎呀，这是些什么！”接着又翻出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和《十批判书》。奇怪的组合令这位室友愣住了，她大概没想到，我这个被某些人认为是充满了小资产阶级情调的人也另有别弹。不过，说实在的，小说，不论古今中外，一直是我的最爱（进入老年后有所淡化，尤其见不得当代人的作品，包括那些诺奖获得者的大作）。那时，正值反对修正主义，有一些书成了“内部读物”，很不容易借到。但是，一旦到手，我就绝不放过。记得上大二时，为了一本限期一天就必还的内部读物——苏联小说《叶尔绍夫兄弟》，（到现在也不明白，为什么就不能公开？）我跑回家去，一夜就读完了它，第二天一早又回学校上课。还书时，书主（实际上他也是从别人手中借来的）惊讶之至，因为他真难相信我会按时还他。读“正经”书可就没这么轻松了，一开始真是硬啃，时间一久，倒也啃出些了味道。逐渐地，在一些学术问题上，也开始懂得独立思考，而非人云亦云了。

    在我们刚入学时，国家尚处于经济困难时期，一切都在“调整、巩固、充实和提高”中，教育也有了起色。1961年九月，《高教六十条》，即《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颁布，兰州大学在校长江隆基的领导下，对课程设置，教师使用，学生培养上做了全面而有效的改革。因之，曾经历了大跃进和全民炼钢的校园，风气大变。每日清晨上课前，在校园各处，操场上，花园里，都可以看见在那里背单词念外语的学生；晚饭后则会见到成群的学生涌向教室和图书馆用功。为了营造学术气氛，学校每年春季学期都要专门辟出一周，由各系举办学术讨论会，教师学生自愿参加。届时，除了论文宣讲讨论外，还会请校内外的专家来做学术报告。作为低年级的学生，我们提交不了论文，却也能从这种活动中感受到一种读书做学问的乐趣。因此，尽管这个时期经常饿肚子，读书的快乐竟也能在某种程度上让自己忽略肠胃的饥渴。

    也正是在这期间，江隆基校长曾两次来我们教室听赵先生讲课。在他的带领下，一些党政干部也来听，其中，教务长崔乃夫和党委宣传部长丁桂林来的次数最多，尤其是崔乃夫，几乎堂堂不落。他们总是在上课铃前就来到教室，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据说，在兰大，江隆基曾有规定，周一到周六，每天上午8点到10点，各个处室都不许开会，除了必须留在办公室的人员，所有干部都要到各系去听课。最初，当老师进教室站到讲台前时，我们都会自动起立表示敬意。但崔乃夫教务长在第一次听了赵先生的课后，就对我们说，以后不论哪门课，上课时都应由班长喊“起立”，在老师回应后，再喊“坐下”。这一礼节我们一直保持到了毕业。

    赵先生开始给我们上课时只有44岁。我一直认为，先生的容貌难说俊美，但有一种独特的引人注目的风采。他身材颀长，着装朴素，只见他穿过一次西装。走路时，上身略向前倾，步履轻松且带弹性，速度很快。上课时，他左手拿着一叠自制的卡片——实际是一些裁成小块的粗糙的稿纸，右手拿着粉笔，戴着近视眼镜的脸侧对着我们，时而翻看卡片，时而在黑板上疾书，全神都贯注在讲述中。两节课中间从来不休息，而且经常是在第三节课的上课铃响起时，他才下课。他从不看台下，因此也从不注意下面都坐些什么人。有时个别同学内急，不得已溜出了教室，他也不知道。江隆基校长来听课，他亦无察觉，直到我们告诉了他。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他听说后的兴奋和得意之形。

    在兰大上学的几年里，我和赵先生的私下接触较多。尤其是第一学年，因为我是班里的学习委员，有很多去见他的理由。后来，不做学习委员了，每年至少还是要在各种借口下去先生那里拜访两三次，例如，春节拜年是必不可少的。系里还有另外几位教授，但和学生都有距离，学生对他们是可望而不可及。赵先生则不然，他的家门总是对学生敞开的。赵先生的夫人高昭一先生慈爱温和，师姐弟妹们亦活泼可亲。赵先生的大女儿赵绛在物理系就读，与我们同住女生楼，算是同学；三女儿赵絪小我们几岁，当时辍学在家，但因家学渊源，读书不少，且有绘画天赋，特别善谈，常来我们宿舍，和我们混得很熟。每次去先生家，在说完“正事”后，先生便会和我们“闲聊”。这时，如果她们姐妹正好在场，也会加入进来。高先生总是在忙，但有时也会坐下来插一两句。

    在赵先生家，总会受到一杯清茶的款待。赵先生别无嗜好，除了茶。赵絪曾说，因为父亲喜茶，这爱好也传给了子女，连刚上小学的小妹赵结都能品出茶叶的好坏来。所以，他们家每个月至少都得喝掉两三斤茶叶，而且茶叶等级也不能差。端起杯来，茶香沁人，先生便会说明这是什么茶，来自何方。品茶当中，话题慢慢展开。有时是一部电影，有时是一本书，可能由电影说到演员，说到编剧，或由书说到作者……每当此时，先生都是兴致勃勃，滔滔不绝，但不时也会停下来听你说些什么。有一次去他家，正好大家都刚看过戏曲片《野猪林》，赵先生便问我感觉怎样。我说：“很好啊。”“怎么个好法？说说看。”先生问。实际上，我对京剧的了解仅限于小时候跟外祖母看过的几部老戏，知道几个戏名而已，对新编戏更无概念。但这次凑巧，恰从收音机中听到过关于《野猪林》的介绍，于是，我便壮起胆子，现蒸热卖，不懂装懂：“编剧好，演员也好，特别是李少春。”没想到，这几句话引发了先生的兴致，先赞李少春，又批杜近芳，然后大讲京剧的唱腔和流派。原来，赵先生还是位京剧爱好者，不仅爱戏，而且懂戏，收藏有几百张京剧老唱片。（可惜这些唱片在文革中都被毁掉了，据赵先生说，是那些中学的红卫兵逼着先生一张一张掰碎的……）真是讲者有味，听者忘情。多么令人陶醉的时刻！这种私下的拜访在一年里也就那么两三次，但亦足以让我们领略到这位学者在日常生活中的文化品位。

    四年级上学期，1964年10月，奉中央指示，所有的文科生都要下乡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我们被派到河西，第二年5月才回学校。五年级上学期，1965年秋，我们全班去了临夏，直到寒假。1966年一开春，我们又回临夏。六月返校。在这期间，赵先生插空为我们开了《中国土地制度史》。这是我们跟赵先生上的最后一课。

    赵俪生先生自称是“一个坚定的理想主义者”，并认为“理想主义是一切有仁之心的人的温床”。（见《赵俪生文集》第四卷，第493页）我想，正是这个温床的滋润使他仁心柔软，也是这个温床使他仁心坚强。理想使他常生怜悯，理想也让他憧憬期盼。无疑，正是这理想使他即使在逆境中也能看到远方，在困顿中也不颓唐，全力以赴地投入到了我们66届的通史教学中。这是一个特殊时期的师者形象，并因他的理想主义气质而具有一种独特的魅力。

    如今，先生逝去已10年，当年尚在青春的66届学生，也年过古稀，即望八秩了。曾几何时，我们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青年学子，虽各怀梦想，却皆欲同铸辉煌。我们在同一个教室里聆听同一师长的教诲，我们在同一条路上携手前往。但是，一个特别的历史时期，让我们在人生的途中分道扬镳，难以同向。然而，尽管世事多舛，或喜，或悲，或乐，或怨，师生之情是永恒的。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回望以往的岁月，检视自己走过的学术之路，我总会忆起自己在1961年秋季历史系迎新会上的致辞：“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正是在先生和诸多老师的指点下，我才初次迈入了学术的门槛，并在史苑中跋涉耕耘了半个世纪。至今，无怨无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