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理与私情

    中国文字的“书写”载体有不同的种类。虽然在出土文物中，石器最为古老，然而长篇的碑刻却要等到很晚才出现。传说夏商周都有长铭石刻，但后人多认为是伪作。根据唐兰的《中国文字学》，从战国初年的雍邑刻石起，锲刻文字的主要对象从铜器转移到碑刻，而后才有《诅楚文》和秦始皇的刻石。秦朝的碑刻最为有名的当属秦始皇刻石，其中流传至今的只有泰山刻石和琅琊台刻石，与此有关的记载要追溯到司马迁在《史记·始皇本纪》里的描述。始皇二十八年，秦国兼并天下的第三年，嬴政东巡。“乃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下，风雨暴至，休於树下，因封其树为五大夫。禅梁父……于是乃并勃海以东，过黄、腄，穷成山，登之罘，立石颂秦德焉而去。南登琅邪，大乐之，留三月。”

    秦国发端于西陲，而终究能将疆域扩展至东海。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实现统一全国的丰功伟业的皇帝，巡游天下有独特的意义。通俗地想来这是至高权力的彰显，略微理想化地来说，是要把帝国的文明美德播撒遍及每一寸土地的意思。当是时，始皇从阳坡登上泰山的顶峰，积土成坛，祭祀上天，报天之功，这叫“封”；从阴坡下泰山，到梁父山上，辟地为基，禅祭大地，报地之功，这叫“禅”。这也不是秦始皇的发明，根据司马迁引《尚书》的记载，早在舜的时候就有巡狩的传统，二月祭祀岱宗，就是祭祀泰山的意思；五月巡视南岳衡山；八月巡视西岳华山；十一月巡察到北岳恒山；中岳嵩山五载一巡狩。巡狩不仅仅包括会见当地的诸侯，还要“合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礼，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贽”，意思是，正时令，统一声律与度量衡，修饬五礼以及各等级的贽见礼。

    封禅这种仪式具有政治和宗教的双重属性，它不仅仅要表达帝王对于天地山川的敬畏，也是帝国礼仪的一种展现。帝王通过礼乐来展现自己对于诸神的礼敬，这对于他治下的子民来说是至高的典范。所以司马迁在《史记·封禅书》中引用：“三年不为礼，礼必废；三年不为乐，乐必坏。”礼乐不是空洞抽象的形式，而是需要通过活生生的人去践行，才能够存留在历史之中，与时代精神相激荡，不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对于秦始皇来说，崭新的激情不仅仅在于疆域的辽阔，更是设立郡县，统一文字，统一货币，统一车轨，统一度量衡，重农抑商，申明法令，整饬民风，从生活的各个方面体现帝国森严的礼法，试图把每一个臣民通过这样明确的等级制度和严峻的法令牢牢捆定在一起。这种心情完全体现在了泰山刻石上：

    皇帝临位，作制明法，臣下脩饬。二十有六年，初并天下，罔不宾服。亲巡远方黎民，登兹泰山，周览东极。从臣思迹，本原事业，祗诵功德。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大义休明，垂于後世，顺承勿革。皇帝躬圣，既平天下，不懈於治。夙兴夜寐，建设长利，专隆教诲。训经宣达，远近毕理，咸承圣志。贵贱分明，男女礼顺，慎遵职事。昭隔内外，靡不清净，施于後嗣。化及无穷，遵奉遗诏，永承重戒。

    想必登上琅邪东临大海的始皇帝非常迷醉于自己的成就，“乃徙黔首三万户琅邪台下，复十二岁。作琅邪台，立石刻，颂秦德，明得意。”嬴政命令三万户百姓迁移到琅邪台下，免除他们的税赋十二载，修筑琅邪台，立碑刻祠，歌颂秦的功德。这次碑文非常长，与之相比的是比较简短扼要的泰山刻石。

    琅邪台刻石首先挺像泰山刻石的续集，因为其中提到皇帝东巡已经基本结束才来到海上，看起来已经与严肃的宗教仪式没有多大的联系，但碑刻仍旧据传是丞相李斯所写的小篆，作为文字书写的典范竖立在帝国的边陲；其次，琅邪台刻石的内容像是泰山刻石的扩充，对于秦始皇勤政爱民的渲染更为充分，对于秦朝礼法的记叙也更为具体；值得注意的是，琅邪台刻石更加强调了秦朝礼法所波及的疆域之广大：

    维二十八年，皇帝作始。端平法度，万物之纪。以明人事，合同父子。圣智仁义，显白道理。东抚东土，以省卒士。事已大毕，乃临于海。皇帝之功，劝劳本事。上农除末，黔首是富。普天之下，抟心揖志。器械一量，同书文字。日月所照，舟舆所载。皆终其命，莫不得意。应时动事，是维皇帝。匡饬异俗，陵水经地。忧恤黔首，朝夕不懈。除疑定法，咸知所辟。方伯分职，诸治经易。举错必当，莫不如画。皇帝之明，临察四方。尊卑贵贱，不逾次行。奸邪不容，皆务贞良。细大尽力，莫敢怠荒。远迩辟隐，专务肃庄。端直敦忠，事业有常。皇帝之德，存定四极。诛乱除害，兴利致福。节事以时，诸产繁殖。黔首安宁，不用兵革。六亲相保，终无寇贼。驩欣奉教，尽知法式。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功盖五帝，泽及牛马。莫不受德，各安其宇。

    “日月所照，舟舆所载。皆终其命，莫不得意。”这大概算是完整意义上的“天下”了。只要太阳与月亮的光芒所能照耀到的地方，只要是车船所能达及的所在，帝国的法令都能得以实现，没有不符合它的意志的。始皇的意志通过绵密的法令与郡县制的配合，能够渗入天底下任何一寸土地。似乎我们甚至可以反过来理解，并不是法令遍及天下，而是始皇帝的意志所能达及的地方，犹如日月光辉所能照亮的地方，秦朝的法度与自然、与天地可以等量齐观。并不是一个地方等待被光芒照亮，而是光明照耀之处才真正存在。“皇帝之德，存定四极。”“六合之内，皇帝之土。”大抵就是这个意思。

    似乎秦始皇在泰山立碑祭祀之时的激情在琅邪台刻石上得到了完整的表达，祭祀时还保有的敬畏之心随着渤海的浪涛声轰鸣至整个天地。我们还应该注意到，在泰山刻石上更多地是强调时间上的永恒，然而在琅邪台刻石上却没有时间的维度，只是强调空间上的无限。我们并不想不严谨地做出泰山与时间性、渤海与空间性这样粗糙的关联，但是从碑文上来看，似乎呈现出了这种状况。

    然而，渤海所激发的只是对于无限空间的想象么？这需要我们联系当时（直到现在也赫赫有名）的一件大事，就是在这一次出现了民间故事“徐福东渡”的原型：“既已，齐人徐市等上书，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莱、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请得斋戒，与童男女求之。于是遣徐市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人。”就在秦始皇立琅邪台碑之后，齐地的人徐市，也就是我们所知道的徐福，给始皇帝上书表示要去海上仙山寻访仙人。虽然没有明确说是求长生不死之药，但是和其他方士求不死药的事迹并提，其实是一样的性质。所以，在琅邪台刻石上没有公开表达的对死亡的恐惧和对永生的渴望，反而通过徐福东渡这样处于礼法之外的事件体现了出来。

    我们也可以看出公理与私情的区隔。哪怕贵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天下的皇帝，当他要公开地（也就是带有政治意味地）表达自己对于无限长的时间的渴望的时候，他只能但愿自己所确立的法度教化能够延续到无穷无尽的子孙后代，不仅不敢说求自己永生不死、长命百岁，甚至不敢直接说但愿秦朝的统治能够持续千秋万代。虽然秦朝以苛政被后世所诟病，但是当我们回过头来看当时的文字，却并不敢赤裸地表达对于权力的欲望和迷恋。

    在这里，我们还可以参考的是伊佩霞对于帝王立刻碑的心态揣摩：“刻碑不像书本或者手稿那样便于携带。尽管人们也能从刻碑上拓下文本……但是大部人阅读碑文的时候都不得不在它面前停留驻足。石碑总是，在这个意义上，开放的，它们的文本总是准备着被任何从它跟前经过的人阅读。相对而言，书本总是需要从书柜里面拿出来被打开才能被阅读。就传达信息而言，石碑更有侵略性。”（Ebrey,PatriciaBuckley: Huizong'sStoneInscriptions in Emperor Huizongandlate Northe Song China: thepoliticsofcultureandthe cultureof politics, Harvard UniversityAsiaCenter,2006,p.237.）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考虑，那么秦始皇刻石呈现出来的样貌就更为复杂。一方面，在内容上，这不是任何帝王自恋式的私情表达，而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实现大一统的帝国对于自身制度与法令的彰显；另一方面，在材质上，又有着不可拒绝的强制性，每一个经过刻石的人都已经站在了它想要传达的信息面前。

    如果我们不带偏见地审查秦刻石所想表达出的内涵，就不会认为这是秦始皇一己私欲实体化的结果，而是一种政治理想的表达。强制让秦帝国的法制公共地曝露于众，而法度本身犹如巨大的岩石耸立在与天地同寿的海岸边、山崖上，这所体现的恰恰是古代政治史上反复出现的一种常见的理想形态——对于规范与永恒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