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劳马和班主任老马

    作为班主任的劳马

    劳马的大名叫马俊杰，劳马是他当作家时用的“笔名”，我们私下聊天的时候，主要管他叫“老马”。在我们认识他的时候，还不能预测到马俊杰以后会变成一个作家，那还是在1980年代初，大家把作家这事看得很严重，脑子里直接对应的都是鲁迅、巴金、曹禺、老舍，总觉得离我们的生活很远，但老马离我们又是如此的近。

    老马离我们近是因为他当了我们的班主任。1983年，有40多个男生女生或满怀希望、或略带怅然地加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八三级这个群体。我属于那些怀着希望的，尽管并不知道哲学系是干什么的，但是我对大学的其他也一无所知。我中学的班主任帮我选择了这个专业，后来才知道他也并非是出于对哲学的爱好，而是因为我们中学上一届也有一个人考入了哲学系，这样便可以有个人照应。对于一个从未离开过绍兴的孩子而言，遥远的北京可以找到一个熟人，这个理由足够坚强。那些惆怅的人，则是因为他们是被“调剂”到哲学系的，他们本来希望读个财经法律，以便毕业后挣大钱。

    其实，按老马自己的说法，在进大学之前，他甚至都不知道有中国人民大学这所学校，1980年，考了大连金县文科状元的他最初的志向是报考北大中文系，但有趣的是他的校长以前的理想是人民大学哲学系，所以便把自己的理想“强加”给了这个苗子，并鼓励说，毕业后，最差也混个“县长”当当。事实上，校长的“粗暴”干预对于老马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第一，他当了我们这个班的班主任。第二，他的小说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的思考力，这一点显然受惠于哲学系的学习。第三，他也的确当了比“县长”更大的官。

    要说，老马只当了一年的班主任就去干别的工作了，这也是他惟一的一次班主任的经历，但他却是我们至今依然还保持密切关系的班主任。按老马自己的说法，“好在我颇有自知之明，没有以班主任自居而持‘党卫军少校式’的恶人，因而赢得了大多数同学的信任和好感。现在检讨下来，我自觉当时把握拿捏的分寸感还不错，只与同学谈心，而从未与女生谈情”。这篇题为《为八三级祝福》的文字，写于2003年，那个时候，老马已经“贵为”中国人民大学的党委副书记，但在大家心目中，依然是那个“老马”，与我们年龄相仿的学长，可以随意开玩笑、大口喝酒的朋友。

    说实话，在老马当班主任的一年中，向来属于班里边缘人的我与他的联系并不那么多，但据与他过从甚密的马景阳等人的说法，老马与他们畅谈的是萨特、王朔。而且在不当班主任之后，依然有许多的交流，知道这些情况之后，我甚是后悔当时没有主动去接近老马，否则本科生活会丰富得多。

    从现在的眼光来看，老马作为一个成功的班主任，是一个“历史的巧合”。首先，他1980年考上人大哲学系，当我们班主任的时候，我们已经大二。这样的年龄差距让我们产生一种天然的亲近感。其次，老马当时亦是“孤独一枝”，这让他有许多时间参与本班同学组织的郊游活动，比如一起骑车出游等等，而他谈心而不谈情的原则，让男同学对他产生许多人格上的尊重。第三，1980年代是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各种思潮纷至沓来，老马作为一个年长几岁的学长，占有一种知识上的优势，加上其语言一直丰富多样，如此这般，便是老师加兄弟的友谊。

    对于我个人而言，与老马的交往反而是在大学毕业以后多了起来。因为我和我太太都是哲学八三的，而我太太硕士毕业之后，留在人民大学出版社工作，这下都住在人大的筒子楼里，不过我们住在红一楼，马老师住在学七楼，那个楼现在不存在了。反正是过不多久，马俊杰便开始先当副校长，后来又当副书记，算是人民大学的校领导，级别早就超过了一个县的“县长”。人大校园比较小，所以无意中也经常能碰面。这个时候，我们其实也没太把马老师看作是校领导，而是像一个学长一样，遇到一些需要拿主意的事，会去征求他的意见，他也总会以一种比较机智的方法，让你觉得既给你指了条明路，又让你自己作决断，很是巧妙。

    最近几年，随着年长，那些毕业后去了外地的同学逐渐成为各地的领导，所以经常要到北京来汇报工作，同学们如若相聚，总会想到请马老师叙旧，有时得偿所愿，有时错进错出，但每次与马老师见面，总是欢声笑语。我记忆最深刻的是关于王军霞的一个故事。马老师长期主管学校的工会、体育等工作，前些年有许多世界冠军到人民大学来求学，其中包括奥运冠军王军霞。据说王军霞看到马俊杰的名字，马上想到她的教练马俊仁，加上都是大连一带的人，就问马俊杰和马俊仁是什么关系。马俊杰的回答是：就好比松花江和松花蛋的关系。这样的高级幽默王军霞想必要有许多时间才能回过味来，但我们听了之后，还是不禁要慨叹这种急智。

    作为作家的老马

    渐渐的，我们都知道了，老马变成了一个作家，并有一个笔名劳马。虽然我们很熟悉老马，但真没几个人知道“劳马”就是老马。原因也很简单，因为都在大家的刻板印象里，一个大学的副书记和一个著名作家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正如阎连科所说，作为一个十分熟悉劳马的人，我们往往会因为他的职务与工作“本能地慢待他的写作”。后来劳马的小说得了蒙古文学奖，也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劳马小说的价值，这事就严重了。

    我最初比较系统地阅读劳马的小说是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个别人》《傻笑》等，后来又有《潜台词》《有意思》。作为一个长期在大学教书，又以哲学为职业的教师而言，劳马小说中的许多背景我们是那么熟悉，众多的人物仿佛都生动地行走在我们的身边。

    小说里有许多大学教授，他们或忙于四处讲课、或奔赴各地考察、甚至为了一件小事与自己并没见过面的硕士生打架，这些在社会上看上去像模像样的人在劳马笔下都变成了十分可笑的人。这种十分具有反差性的描述首先构成了一种阅读上的快感，因为我们从不同的教授和知识分子身上能看到这些属于他们日常生活的场景化的描述，而又典型地体现出这些人物身上的“猥琐”“自私”和“虚荣”。但是这些特征又会很自然地映射到自己身上，这导致我在阅读劳马的小说的时候，总带有不快的“代入感”。

    劳马的小说，因为短，所以是那种随时都可以拿起来看，随时都会给你一种冲击的体验，比如看他收在《潜台词》中的素材，就很有一些讽刺和自嘲的混合，“我相信拿到书的熟人们绝大多数都读过了，直接把书扔到废纸篓里或送到废品站的人毕竟是极个别的现象，因为他们再遇见我时总要跟我谈谈读后感之类的事情。差不多所有读过我送的书的人都显得挺兴奋，热情洋溢地夸我的书‘太逗了’‘真有意思’‘简直神了’‘就跟真的一样’等等”。我明明是在读小说，我知道把小说里的人物描述直接对应到生活中，是缺乏文学素养的表现。但是，我也拿到过劳马送我的小说，我也读过，见到他的时候，会兴奋地跟他谈他的小说，然后说“真有意思”。这种小说场景和实际生活的措置，导致我们在阅读这些小说的时候，经常会产生一些莫名其妙的情绪反应。

    前文说过，劳马是被他们中学校长带进哲学系的，但这个安排似乎是一种“命运”，也就是说，对于一些以写短篇为主的作家而言，如果作品里缺乏那种哲学式的机锋，那是不堪想象的。劳马小说最打动我的地方就是以平常的语言，揭示生活中的荒诞，但又需要把这种荒诞进行日常化处理，使之不变成“讽刺”和“批判”，而是试图呈现荒谬是生活的本质，这就需要十分深厚的哲学基础。

    对此，劳马显然是做过一些思考的。比如他在给我的《偶开天眼觑红尘》所写的序言中，着重讨论了哲学和文化的关系。

    他认为哲学长于讲道理而文学优于讲故事，各有需求，然“还有少数哲学家亲自动手，直接参与文学创作，形象与抽象、阐释与描写、思考与想像“两手抓”、两不误、两手硬，如萨特、加缪等‘两栖式’哲学家—作家，就是成功的典范。不过，哲学家讲故事时常有一个通病，就是念念不忘其思想主张和主义观念，看以讲故事，实际上还是讲道理，只是让思想穿上了故事的华丽外衣。导致故事情节弱化、人物形象模糊、细节真实缺失、描写份量偏轻等不足。”他说的这些通病其实沙特和加缪身上也很明显，我其实就是把《局外人》当作存在主义的理论著作来读的。换句话说，如果不了解存在主义的理论，而直接阅读《鼠疫》《局外人》这样的小说，是很难体察到其中的妙处的。

    劳马觉得文学家试图进行哲理探索时，同样会遇到瓶颈。“小说家同样不适于讲道理。当他们突然燃起要高谈阔论一番自以为深邃思想的冲动时，你会感受到他们那种不得要领的东拉西扯和气喘吁吁地在原地打转翻滚，只见尘土飞扬，不见真枪实弹。比如有的作家们谈起真善美爱，便是一通形容比喻，拟人化物，花草云霞，天地人神，水中月雪中花，瞄来瞄去不知靶心在哪。而哲学家们则三言两语，直抵要害，干净利落。所以，哲学与文学是两个迥异的门类，阐释与叙事是不同的手艺活儿。正因为如此，当有人没完没了地质疑莫言小说的思想性时，据说莫言情急之中撂下了这么句话：‘一个作家不需要思想，他只需要描写’”。如果，只是拿中国作家作为分析对象的话，小说所试图表达的思想性的确是很少的，鲁迅的小说对于人性和生命中的无奈的发掘至今仍是一个高峰。相比巴金的《家》乃至曹禺的《雷雨》在文学成就和思想深度上的落差还是很明显的。外国小说在这方面比较突出，比如《我的名字叫红》《百年孤独》等，与其说是小说，不如看作是一本哲学书，只是他们比只玩弄哲学概念的哲学书更具有可读性。

    这里我必须肯定的是，劳马的小说，或许在思想性的面向上已经是当今中国文学的翘楚，只是在形式上或者是对于人性、社会的思考上或许可以更为多样一些。

    令我感到遗憾的是，劳马离开人民大学去另外一个教育机构担任领导去了，不知是更有时间搞创作呢，还是要更忙于行政事务？而我们人民大学哲学八三级的同学，今年也迎来了毕业30年，劳马写过一个短篇《班主任》，里面写一个得过脑溢血的班主任错认去探访她的同学的情节。我知道那是小说，不是事实，但我还是希望劳马记得我们，因为我们记得他，并通过阅读他的小说理解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