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官师表范仲淹

    一部优秀作品，往往倾注了作者的大气、地气、文气、灵气和浩然之气。谁的文史底蕴深厚，谁写出的作品就会更加出彩。最近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30万字的《为官师表范仲淹》一书的两位作者武桂霞、张墨林，就践行了这一学术宗旨。

    武、张二位学者撰著的《为官师表范仲淹》是一部人物传记史上开拓新领域、建构新体系的力作。传主范仲淹生于北宋中期，距今已有千余年，读来却犹在眼前。其人其事和今天的人们息息相关，心灵相通。对范仲淹研究尽管只是历史研究中的极小部分，却承载了整个中华文明史演化的历史。它犹如海上明灯，照亮了中国历史进程中几乎每一个角落。知古鉴今，它对于当今社会主义社会治国理政、制度系统化改进完善、新时代干部队伍培养的核心需要都有现实意义。

    1970年，台湾名人出版社出版了吴季桓著、梁实秋主编的《名人伟人纪念集105——范仲淹》一书，标志着中国名人范仲淹这一研究领域的开始。经过汤承业、申时方、李涵、郭正忠、程应鏐、陈荣照、银笙等学者的辛勤耕耘，至今天研究范仲淹已发展到全面总结性的集大成时期。对范仲淹研究的文章从1935年8月《江苏研究》发表《范仲淹范纯仁》开始，至今已多达200余篇。内容涵盖各个方面，作者涉及海内外，似乎对范仲淹研究已经没有多少空间去突破和超越。然而，武、张二位学者独具慧眼、另辟蹊跷，把人物传记的研究视野转向社会制度、生活现象和儒家意识形态领域开拓。二位学者在延续范仲淹研究思辨性的同时，注重制度系统化和意识形态的分析与考察，是对该领域的整合、总结和提炼，取得了开创性成果。

    司马迁说：“国有贤相良将，民之师表也。”范仲淹也说：“师表百僚，经纬百事，此宰辅之职也。”“为官师表”这一儒家思想的核心内容一直贯穿全书，颇具独创的新见解。众所周知，宋仁宗时期，其政治制度、社会经济、对外关系、人事管理制度、监察制度、军事制度等均出现了严重问题。其中以人事管理制度之考课为例。官员在任期间，接受上级机构甚至朝廷的定期考核课绩，称为“考课”。太祖、太宗时期文臣5年，武臣7年，经考核无赃私罪，方得转官，如犯赃罪，文臣延长至7年、武臣10年，并经二府取旨。真宗时，又命各路考察所部官员能否，划分为三等，以公勤廉干惠民者为上等，干事而无廉誉、清白而无治者为次，畏懦贪猥为下。仁宗时，“朝廷，益循宽大”“无贤、不肖，莫知所劝”。考课制度几成虚设。在这种情势下，武、张二位学者就让范仲淹对朝廷及其各级官吏喊出“为官师表”这一响亮口号，召号政府各级官吏争当上等，不做次等，拒绝下等，反对腐败，严肃纲化国法。权力支配制度，官员管理决定一切，这是中国封建制度的特点。若不对北宋政治制度以及儒家思想作过深刻的研究，是得不出这样独到的见解的。

    该书内容全面宏富，资料翔实广阔，也令读者称赞。传主情怀高尚、形象真实伟大，为了充分地展现其“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人生理想，“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直言敢谏的浩然正气，“公罪不可无，私罪不可有”的担当精神，作者在撰述时忠于历史事实，阅读了大量的官私资料。同时，对现当代范仲淹研究者的成果也积极吸收和利用。从书中人们不仅可以清楚地看到范仲淹苦读岁月、胸怀天下、秉公直谏、三起三落、临危受命、元昊称臣、庆历新政、高风亮节、教坛宗师、文学大家、不朽丰碑的人生历程，而且还看到作者气质与其文风、灵气、大气的接近融合。

    善于和敢于总结历史进程中发生的各种事件，从中吸取他们的经验教训，至关重要。作为一位有出息的文史工作者、专家研究者，应该怀有这种担当精神和义不容辞的责任。古人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毕沅的《续资治通鉴》等书册就为人们提供了这方面的榜样，成为历代帝王、大臣以及领导者治国理政、制订部署重大决策的依据。《为官师表范仲淹》的二位作者肩负着重任，遵循前辈学者著书立说的模范。对传主一生的生活轨迹，结合当时国家发生的各种事件进行深入的考量、分析研究，从中找出问题症结所在，解决方法措施，以启迪后人。以传主主导的“庆历新政”为例，作者认为庆历改革失败的原因，大致有如下四个方面：一是以吏治为中心的改革妨碍了权贵集团的利益，遭到了他们的强烈反对；二是某些皇帝身边的人员如宦官和大臣上疏危言耸听，动摇了仁宗皇帝改革意志，做了有始无终的支持者；三是改革派势力偏弱，且内部欠团结；四是改革舆论宣传不够，失去群众广泛的基础。作者总结，反思庆历新政失败的原因与历史教训，有着重要的警示作用，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里，其现实意义更加不能忽视。

    《为官师表范仲淹》，武桂霞、张墨林著，辽宁人民出版社2017年6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