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代《老子》研究举隅

    从先秦时代开始，学者们对《老子》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其成果几乎可用汗牛充栋来形容。为使初学者了解历代《老子》研究的概况，本文对历代《老子》研究做了一番挂一漏万式的描述。

 

    中国古代的老子研究

 

    汉初黄老之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无不受到老子学说的影响。老子被道教视为始祖，也被视为气功养生学说的创始人。关于古代老子研究的详细情况可参看熊铁基等主编的《中国老学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等相关著作。

 

    1.作为思想家的老子

 

    战国秦汉时代老子后学继续活跃，黄老之术在汉初政坛上发挥了巨大作用。现存最早解释老子思想的是《韩非子》中的《解老》《喻老》两篇。有学者认为韩非子有意曲解了老子思想，引老子思想来为自己的学说服务。战国时，齐国的慎到、环渊、田骈、接子这几位“稷下先生”，把老子之学说成是“君人南面之术”，形成了“稷下黄老学派”。1973年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黄帝四经》，反映了黄老之学在战国后期和汉初的流传情况。唐释道世《法苑珠林》卷六十八载：“汉景帝以黄子、老子义体尤深，改子为经，始立道学，敕令朝野悉讽诵之。”《吕氏春秋》和《淮南子》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老子思想的影响。《汉书·艺文志》中列出两汉与《老子》相关的著作有：《老子邻氏经传》四篇。姓李，名耳，邻氏传其学。《老子傅氏经说》三十七篇。述老子学。《老子徐氏经说》六篇。字少季，临淮人，传《老子》。刘向《说老子》四篇。司马谈曰：“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论六家要旨》）《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序道家云：“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然后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老子之道，到了战国秦汉之时，分裂为两个大的学派，一个是战国时代以庄子为代表的学派，一个是汉初的道家学派，这个学派也称为黄老之学。刘笑敢说：“事实上，所谓黄老之学就是司马谈论六家要旨时所说的道家，也就是《汉书·艺文志》中所说的道家。那时的道家不是今天所说的道家，也不是今天所说的老庄之学。这里的道家实际就是汉初所理解、所流行的黄老之学，其最重要的特点就是综合儒、墨、名、法各家，以及阴阳家。”（《老子古今》，第397页）

 

    魏晋南北朝时代老庄思想兴盛，《老子》在清流名士特别是在门阀士族阶层有巨大影响。据《隋书·经籍志》载，魏晋南北朝时代的《老子》注本有：《老子道德经》二卷（王弼注）、《老子道德经》二卷（钟会注）、《老子道德经》二卷（晋尚书郎孙登注）、《老子道德经》二卷（刘仲融注）、《老子道德经》二卷（卢景裕撰）、《老子音》一卷（李轨撰）、《老子》四卷（梁旷撰）、《老子义纲》一卷（顾欢撰）、《老子义疏》一卷（顾欢撰）、《老子义疏》五卷（孟智周私记）、《老子义疏》四卷（韦处玄撰）、《老子讲疏》六卷（梁武帝撰）、《老子义疏》九卷（戴诜撰）等。这些注本，除了王弼《老子注》外，基本上已经亡佚。王弼“幼而察慧，年十余，好老氏，通辩能言。”著有《老子注》和《老子指略》。王弼的《老子指略》对《老子》学说进行了总体性分析。与老子的宇宙生成论不同，王弼的哲学思想核心是“以无为本”，王弼的哲学带有思辨玄学的成分，初步形成了中国式的形而上学。汤用彤说：“王弼之学说，最后归于抱一，即得乎全，也就是反本，此乃老子之学说。嵇康、阮籍之学说非自老子而来自庄子，得到庄子逍遥、齐物之理论，而用文学家之才华极力发挥之。他们虽也主张秩序，但偏于奔放，故其人生哲学主逍遥。”（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39页）王弼的贵无论对宋明理学影响较大，他的玄学理论对佛教的中国化和本土化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此外，张湛的《列子注》和葛洪的《抱朴子·内篇》也涉及到了老子学说。

 

    唐宋时代儒释道三家互补而并存，唐人喜欢采用《老子》的理论来修身养性。到了宋代，理学趋于一统。宋明理学中也吸收了老子哲学中的理、气、无极、动静等概念。据唐末道士杜光庭《道德真经广圣义序》载唐代注释《老子》者三十余家。唐代皇帝把老子看做自己的祖先。李渊于武德八年（625）颁布《先老后释诏》，唐太宗贞观十一年（637）诏书中说：“朕之本系，出于柱史。”历代帝王中不乏老子的崇拜者，唐玄宗李隆基、宋徽宗赵佶、明太祖朱元璋、清世祖顺治四位还亲自为《老子》作注。王真《道德经论兵要义述》用《老子》谈用兵之道。杜光庭《道德真经广圣义》用三教思想解读《老子》，提出了“炼心”“炼形”理论。

 

    到了宋代，《老子》研究进一步兴盛。严灵峰《老子宋注丛残·自序》云：“宋人之解《老子》者，百三十余家。”（台湾学生书局，1997年）

 

    在宋代学者中以下几家值得特别重视：

 

    苏辙《道德真经注》

 

    他的《道德真经注》又名《老子新解》《道德经义》或《道德经解》。该书主三教同源之说。熊铁基说：“苏辙的《老子解》，自成一家之言，又由于他在士大夫阶层中的声望，他的这部《老子解》也就广泛受到学者的重视，得到广泛传播，故自宋至清，均为学者研究老子所必读之本。”（熊铁基等《中国老学史》，第350页）

 

      朱熹《朱子语类》

 

    朱熹为了捍卫儒家思想的正统性，对道家和佛教思想也进行了深入研究。他说：“佛老之学，不待深辨而明。只是废三纲五常，这一事已是极大罪名！其他更不消说。”（《朱子语类》，中华书局，1986年，第3014页）他虽然没有做《老子注》，但在其著作中多处涉及老子学说。他批评老子“贪生”“自私”。一些宋明理学家出入于佛道之间，宋明理学中的概念如“无极”“太极”“有”“无”“常”“道”“静”“虚”等都与老子有一定关系。林希逸《老子·斋口义》。该书用宋代口语写成。语意简明、通俗易懂，通常认为它体现了宋代三教融合的思想特色。

 

    吴澄《道德真经注》

 

    吴澄的《道德真经注》将《老子》分为68章。他认为：道常不可践行；常道是长久不变的，常道是无名的；天地由道而生。作者以“理”解老，反映了元代老学发展的独特风貌。

 

    明清时代思想进一步僵化。明代王阳明心学广为流行。清代考据学盛行，老子思想处于异端地位。清代出现了不少对《老子》校订考证的著作。明清时代老子在民间的影响进一步增强。明清帝王中也有重视老子者。明太祖和清世祖亲自为《老子》作注。从学术的角度看，明太祖朱元璋、清世祖顺治的水平远远不及唐玄宗李隆基和宋徽宗赵佶。王夫之《老子衍》。王夫之把老子思想和佛教禅宗、申韩思想看成是祸害社会的三大总根源。《老子衍》认为前人的研究都不符合老子的本意，对老子思想的正确解读应该以老庄为准。他认为老子思想的弊病表现在三个方面：“激俗而故反之，则不公；偶见而乐持之，则不经；凿慧而数扬之，则不祥。”王夫之《老子衍》意在肃清老子思想对人们的毒害。

 

    魏源的《老子本义》

 

    魏源《老子本义》由《论老子》《史记·老子列传》《老子本义》《附录》四部分组成。魏源将《老子》分为上篇32章，下篇36章。作者夹句校字，分章引述前人对《老子》的解释，最后诠以己意，重点在于辨析《老子》的义理。他认为前人皆误解了《老子》，魏晋玄学家和清流名士并没有得到老子思想的真谛，其实《老子》是一部救世之书。魏源的《老子本义》带有明显的关怀现实的成分。

 

    2.作为道教始祖的老子

 

    西汉初年，道家学派中的黄老学派大兴，老子和黄帝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祭祀。汉代宫廷开始出现祭祀黄老，据《后汉书·襄楷传》，汉桓帝曾经于“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此时的老子已经变身为神仙。在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黄老学派开始走向民间，形成黄老道。东汉时，皇帝前往老子庙祭祀。张陵创立了天师道的教团，尊老子为道祖，奉《道德经》为根本经典。南朝陶弘景写《真灵位业图》，奉虚皇道君元始天尊、太上道君灵宝天尊、后圣金阙帝君、太上老君道德天尊等为最高神。此后，老子作为名为太上老君的神仙出现在众多中国文化典籍中。

 

    3.作为气功大师的老子

 

    在气功界人士看来，《老子》中包含着气功养生思想。他们把《老子》看成气功秘籍，当做古典气功的理论支柱。他们认为《老子》中暗含着气功修炼的理、功、法，并试图要破译其中的“两面语”。题名吕洞宾著的《道德经释义》和晚清道士黄元吉著的《道德经注释》,大谈养生之道和修炼之法，被气功界视为解读《老子》的秘籍。陆锦川主编的《气功传统术语辞典》（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1988年）解释“抱一守中,虚心实腹”时说：“抱一者,意不二也。守中者,心不外也；心不任物谓之虚心，真气内实即是实腹。”“此两句是《老子》一书大道之精髓，得之者，便可谓之得道。”“清静无为”是道家思想的精义所在，气功界则以其为一种气功修炼的“心法”来对待。

 

    20世纪以来的老子研究

 

    20世纪以来的老子研究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热点，其中有三次高潮，一次是二三十年代，一次是五六十年代，一次是新时期以来。

 

    本世纪初，西方哲学研究方法东渐，中国学者开始尝试用西方学术解读《老子》。

 

    二三十年代有一次大规模的对老子其人其书的讨论。罗根泽分别于1933年、1937年编辑为《古史辨》第4册和第6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重印）收集了这次讨论的文章。文集中收录有胡适、梁启超、唐兰、高亨、钱穆、冯友兰、张季同、罗根泽、顾颉刚、马叙伦、郭沫若等学者的文章。本期出版的考证性著作有马叙伦的《老子校诂》、高亨的《老子正诂》、罗振玉的《老子考异》、王重民的《老子考》、于省吾的《老子新证》、杨树达的《老子古义》等。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上海商务印书馆，1919年）从老子开始讲起，他认为老子是中国哲学史上的始祖。胡适认为老子确有其人，孔子曾经向老子问礼。老子比孔子至多大不过二十岁，老子当生于周灵王初年，当西历前570年前。老子死时，不知在于何时。《老子》确系老子所著。梁启超不同意胡适的说法，1922年3月他在《晨报》副刊发表《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梁启超认为传世的《老子》完成于战国晚期。他认为：“自然两个字，是老子哲学的根核，贯通体、相、用三部门。自从老子拈出这两个字，于是崇拜自然的理想，越发深入人心，‘自然主义’成了我国思想的中坚了。”（胡道静主编《十家论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0页）“常人多说老子是厌世哲学，我读了一部《老子》，就没有看见一句厌世的话，他若是厌世，也不必著这五千言了，老子是一个最热心热肠的人，说他厌世的，只看见‘无为’两个字，把底下‘无不为’三个字读漏了。”（同上，第58页）

 

    钱穆《庄老通辨》（三联书店，2002年）收集了钱穆多年来讨论庄老思想的论文。其中有《关于〈老子〉成书年代之一种考察》《再论〈老子〉成书年代》《三论〈老子〉成书年代》《〈老子〉晚出补证》等文章论述了老子其人及《老子》的成书年代。钱穆认为今传的《老子》五千言，绝非孔子之前或同时人所著。此五千言的成书年代应该在《庄子》书之后。

 

    冯友兰1931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和1947年出版《中国哲学简史》都认为《老子》是战国时代的作品，作者是战国时代的李耳。1960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新编试稿》和1982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新编》继续认为《老子》的中心思想和基本原则是战国时期的作品。冯友兰认为：“《老子》对付新兴地主阶级斗争的策略的主要原则是以退为进、以弱胜强、以少胜多等。为了给这策略原则以理论根据，《老子》提出了一个哲学体系，这个体系有两个主要部分，一个部分是《老子》对于客观辩证法的一些认识。这里《老子》的素朴的辩证法思想，它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肯定的，另一部分是它的客观唯心主义的宇宙观，这是应该批判的。”（胡道静主编《十家论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88页）

 

    20世纪50年代大陆地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老子的阶级立场、老子哲学属于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老子思想中是否具有辩证法成分。《哲学研究》编辑部编辑出版了《老子哲学讨论集》（中华书局，1959年）。该论文集将论文分为两组，一组以《老子》为唯物主义，一组以《老子》为唯心主义。冯友兰、任继愈、汤一介等学者认为老子思想属于唯物主义。关锋（古棣）、林聿时、车载、杨荣国、周建人等学者认为老子哲学属于唯心主义体系。关于《老子》的作者，任继愈赞同郭沫若的观点，即《老子》成书于战国，但书中的基本思想是春秋时代老子的思想。任继愈认为小官吏出身的老子是代表农民小私有者利益的，在当时有进步性。老子思想属于朴素的唯物主义。老子学说中包含了朴素的辩证法思想。详见任继愈主编《中国哲学史》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关锋《老子通》（吉林人民出版社，1991年）认为：老子的道不是原子、自然界、也不是物质范畴或客观规律。老子辩证法的基础是客观唯心主义，他的辩证法是在“无”-“有”-“无”体系结构的有这个环节之中的，所以不能不归结于形而上学。

 

    在老子的阶级立场问题上，部分论者认为老子是没落领主、贵族阶级的代表，老子提出“小国寡民”的主张是一种“复古倒退”的思想；部分学者认为老子代表了农民的思想,向往安居乐业、自给自足的生活,反对战争。老子反对统治者奢华的生活态度；也有人把老子看成一位隐士。研究者多认定《老子》最有价值的地方,就在于它包含了极为丰富的朴素的辩证法思想。

 

    在台湾，老学研究还在继续沿着三四十年代的路向前行。严灵峰编印了《无求备斋老子集成》（台湾艺文印书馆，1956年）和《无求备斋老子集成续编》（台湾艺文印书馆，1970年）。陈鼓应出版了《老子今注今译》（1970年）。

 

    进入新时期之后，老子研究日渐呈现出繁荣景象，进入到一个崭新的研究阶段。

 

    首先，1973年在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老子》和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楚墓出土的竹简《老子》等文献资料，为《老子》研究提供了新材料。以前研究《老子》的主要是思想史领域的学者，在出土文献资料发现之后，吸引了更多考古学、语言文字学、文献学领域学者的参与，讨论涉及了文字问题、版本问题、儒道关系问题、《老子》的作者问题等。关于竹简本与通行本之间的关系，或以为竹简本是完整本，通行本是在竹简本的基础上不断增加形成的；或以为竹简本只是当时完整本的摘抄本。竹简本的出土，解决了《老子》成书年代及其真伪问题。有学者说：“本世纪初以来的关于《老子》成书年代及其真伪问题的聚讼，基本已经是尘埃落定，有了一个基本明确的结论，那就是传统的说法（即《老子》成书早期说）大致是正确的，而晚出论的观点则不能成立。”（徐洪兴《疑古与信古——从郭店竹简本〈老子〉出土回顾本世纪关于老子其人其书的争论》，《复旦学报》1999年第一期）比较帛书本、竹简本与通行本，可以看到老子与儒家的关系并不像后世传说的那么针锋相对、剑拔弩张。

 

    其次，传统的研究在继续深入，研究层次在不断深化，研究视野更为开阔，从而出现了很多新成果，一些研究成果能够将出土文献资料与传统问题结合起来进行研究。1978年后，冯达甫《老子译注》、许啸天《老子》、詹剑峰《老子其人其书及其道论》、张松如《老子说解》、高定彝《老子道德经研究》、杨义《老子还原》等先后出版。以下仅以陈鼓应和刘笑敢两位的研究为例稍作介绍。

 

    陈鼓应在《哲学研究》1990年第一期发表了《论道家在中国哲学史上的主干地位——兼论道、儒、墨、法多元互补》，提出了“道家哲学主干”说。他的《老子今注今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认为：老子是中国哲学之父，中国哲学的突破始于老子。老子是个朴素的自然主义者。刘笑敢《老子古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将《老子》竹简本、帛书本、傅奕本、河上本、王弼本按八十一章顺序逐句对照排列，通过对勘举要从字词、句式、韵式、修辞、语义、结构等方面着手分析该书两千年来的演变，揭示其中版本歧变和文本趋同、古本原貌与理想文本的辩证关系。析评引论部分对许多概念和命题作了新的考辨和诠释。

 

    《老子》一书有许多错简、衍文、脱字、误字，许多学者正在进行认真地订正。在订正时，有人看重通行本，有人沉迷于帛书本或竹简本，更多的学者则在数者之间进行比较选择，希望构建一个理想的文本，迄今还没有形成一个公认的定本。

 

    （作者为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