弥足珍贵的日藏维新派人物书信

    作为中国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的成果，日前由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清末维新派人物致山本宪书札考释》一书，以其所收书信之珍贵、整理之完备受到学界瞩目。

    1898年的维新变法运动，倡导学习西方，主张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对近代中国社会的走向产生了巨大影响。基于现有史料，学界对这场运动，尤其是对康有为、梁启超等主要维新变法派人物的活动状况、思想观点及其所产生的影响等，已作了大量研究。欲使研究有所突破，挖掘和利用新史料显得尤为重要。

    戊戌政变后，康有为、梁启超、王照等人先后逃亡日本，与先前赴日的康有为族兄康有仪、康有为弟子徐勤等齐聚东京。日本汉学家山本宪通过就读于其私塾的康有仪与康梁等人接触，并通过各种方式极力给予援助。双方以书信等形式保持了较长时间的交往。虽然山本宪致康梁等人的书信大多已散佚，但康有仪、康有为、梁启超、王照、汪康年等人致山本宪的书信一直被山本遗族保存，并于近年委托给日本高知市立自由民权纪念馆保管。

    吕顺长教授自2011年开始整理这些书札，先后在国内外刊物上发表了大量研究成果。本书就是这些成果的集中呈现，着重对维新派人物致山本宪的书札进行整理和研究，包括解题、书札影印、书札录文、书札考释等部分。解题部分，着重对相关人物和背景、书札的主要内容和史料价值进行解说。书札影印部分，在获得资料所有者许可的前提下，以影印的方式收录了康有仪书札82通、梁启超8通、汪康年19通、康有为8通、王照6通、徐勤1通、山本宪3通，计127通。录文部分，对书札逐一进行录文和标点。考释部分，对书札中的人名、地名、书籍名等以脚注方式加以注释，对书札中所涉及的比较重要的事件等以按语的形式进行考证和说明。

    书中所收录的维新变法派人物书札，几乎均作成于1898年维新变法运动前后的两三年间，大量涉及维新变法派的活动及言论，加之以往从未被披露，其史料价值不言而喻。这些史料中，尤其以康有仪书札数量最多，史料价值也最高。有关康有仪这一人物的研究，孔祥吉曾在《晩清史探微》一书中，以康有仪《致节公先生函》为依据，梳理了康有仪“不念骨肉之情，向当权者投递密信，罗织罪状，必欲置有为于死地”的缘由和经过。而有关早年康有仪与康有为之密切关系、康有仪为援助流亡日本的康有为等人所作的努力、康有仪本人在日期间及归国后的活动状况等，限于史料，以往研究很少涉及。本书为康有仪等人物的研究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史料。

    本书还提出了一些新观点。试举数例：

    （1）汉学家山本宪以1897年游历中国为契机，与汪康年、梁启超等一大批中国文人志士开始密切交往，他在大阪创办汉学私塾，接受了为数不少的中国留学生，在康有为等维新变法派人士流亡日本后又给予诸多援助。山本宪为近代中国诸多文人志士了解日本起到了重要媒介作用。

    （2）被认为是梁启超最早翻译作品的《佳人奇遇》，作为中国最早的汉译政治小说，在中国近代外国文学翻译史上的地位不言而喻。本书根据书中所收录的康有仪书札中的相关史料，指出以往研究存在问题，并得出结论：《清议报》所登载的《佳人奇遇》，其翻译者是康有仪，而不是学界向来所认为的梁启超。

    （3）梁启超与山本宪于1897年末在上海相识，亡命日本后分别于东京和大阪数次相见。梁启超通过笔谈和书信等方式对山本宪通过设立“日清协和会”、上书日本政府等形式援助流亡日本的维新变法派人物表示感谢，同时表示维新党人虽“惟有举周勃、徐敬业之义”，但心有余而力不足，希望得到日本政府的援助，反映了梁启超等希望借助日本政府及民间力量改变国内政治状况的幻想。梁启超曾希望山本宪提供有可能给予援助的相关人士的名单，山本宪则至少提供了胜海舟伯爵、近卫笃麿公爵、副岛种臣伯爵、曾根俊虎、谷干城等重要人物的信息，可知山本宪对康梁等人流亡日本后的活动有过较大影响。

    （4）通过对王照书札的考察，究明了王照信函中所抄录的政变发生前光绪帝的两道密诏，其部分内容与以往所见不同，可视作康有为篡改后的另一版本。

    （5）通过对曾就读于山本宪“梅清处塾”的留日学生汪有龄、嵇侃等人的赴日经纬、留学经过等的研究，指出：除1896年驻日使馆从国内各地招致的13名特殊学生外，1897年从杭州蚕学馆派遣的浙江官费留学生汪有龄、嵇侃，是中国近代国内学堂派遣的最早的留日学生。

    总之，本书不仅为维新变法及其相关人物的研究提供了新史料，还提出了不少新的学术观点，具有较高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