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存政治：英国都铎王朝叛乱考

    笔者在研究英国历史的过程中发现，英国都铎王朝叛乱（英文文献中用的词汇是rebellion，相当于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为了尊重文献，这里还用叛乱，但我们应该避免这种自上而下的史观对历史上这类事件的偏见）与其他王朝有很大不同：首先，这一时期由圈地运动、宗教改革引起的叛乱频发；其次，叛乱者从来没有杀死国王，进攻伦敦；最后，所有的叛乱都失败了。这一现象引发笔者思考，此文力图厘清其中原委。

    英国都铎王朝始于1485年亨利七世上台，终于1603年伊丽莎白一世离世。这一时期英格兰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宗教信仰变化和经济转型，具体说来就是传统的天主教信仰遭受挑战，圈地运动打破逾百年的经济上的“惯例”（customary）。社会传统价值观念经受挑战，社会处在动荡变革中，打破了托马斯·格雷（ThomasGray）在《墓园挽歌》中描述的中世纪“远离世俗、平静、隐居的生活”。因此，都铎时期叛乱频发，叛乱是当时社会矛盾激化的产物。

    一

    对都铎政府形成最大威胁的叛乱当属1536年的“求恩巡礼”（ThePilgrimageofGrace）。史家至今仍在争论此次叛乱的原因，有人认为是宗教原因，有人认为是经济、社会原因。表面看来这次起义宗教色彩浓厚，人们通常认为，亨利八世（亨利七世之子）统治时期，随着宗教改革的进行，天主教被新教取代（其实此时的宗教改革对教义的改动不大），修道院被解散，这引起人民不满，导致叛乱。埃尔顿（GeoffreyElton）教授认为，“北方叛乱是宫庭斗争中失败的一方掀起的叛乱，他们试图建立一个据点，以便在宫中获得政治胜利”。当时谣言四散，据说教会的珠宝和盘子都要被没收，所有的金子都要拿去铸币厂检验，甚至政府要对洗礼、结婚和葬礼征税。更有谣传说：“林肯郡周围五英里内将不会有教堂，所有教堂都要被关闭。不向国王缴税就不允许吃白面包、鹅肉、鸡肉；所有的人都要报告财产和收入，误报会导致财产全部被没收。”1536年，叛乱首先在劳斯（Louth）爆发，叛乱者自称是“朝圣者”，由律师罗伯特·阿斯克（RobertAske）率领。不久北方望族达西（LordDarcy）因为不满国王宗教政策而加入叛军，他的庞蒂弗拉克特城堡（PontefractCastle）——被称为是北方的钥匙——成为叛军的基地。叛乱者以耶稣受难的图像为自己的旗帜，声称他们要求坚持纯正的基督教信仰。叛乱者除了不满亨利八世的宗教政策，还不满高昂的地租和税收。他们声称自己是教会和穷人的保护者，他们不反对国王，承认国王是正义、神圣的代表，但国王身边有很多邪恶的大臣，如克伦威尔（ThomasCromwell），他们的口号是“清君侧”，想把自己的国王从邪恶大臣的影响下解救出来。

    但亨利八世并不怜悯也不体恤这种要求，很快派兵前去镇压。他派出一支由托马斯·霍华德（ThomasHoward，即诺福克公爵）率领的军队去对抗“朝圣者”。由于两军力量悬殊，诺福克公爵提出议和条件，叛军同意其建议，派人向国王递交请愿书。在诺福克公爵的建议下，国王拖延时间，没有直接答复他们的要求。后来叛军接受了诺福克公爵的条件：国王宽恕起义领袖，倾听他们的请愿。达成协议后，阿斯克天真地以为可以劝他的队伍回家了，认为他的要求可以传达给国王，因此叛乱群众解散了。

    12月国王邀请阿斯克到伦敦过圣诞节，阿斯克在伦敦受到国王的礼遇，但故事并没有到此结束。1537年2月，约克郡弗兰西斯·比格德爵士（SirFrancisBigod）在贝弗利（Bev⁃erley）又掀起了一场叛乱，虽然阿斯克和原来“求恩巡礼”的领袖们都与这次叛乱秋毫无犯，但亨利八世由此及彼逮捕了阿斯克和他的朋友们，以叛国罪的罪名于1537年7月在伦敦处决了他们。此外“至少还有144人被绞死”。由于这次叛乱受到严厉镇压，此后亨利八世的改革没有受到强烈反对。

    对都铎王朝构成严重威胁的还有发生在爱德华六世时期的凯特叛乱（Kett'sRebellion)。1547，爱德华六世作为亨利八世唯一的男性继承人开始统治英格兰，因其年幼，由新教领袖护国公萨默塞特（Somer⁃set）摄政。在东昂格利亚郡，诺福克的一个乡绅罗伯特·凯特（Rob⁃ertKett）领导了反对国王宗教政策的叛乱，他们同时还反对解散修道院、圈地举措，特别针对的是诺索（Northaw）的庄园领主及威廉·卡文迪什爵士（SirWilliamCaven⁃dish），他因为大范围圈占公有地引起公愤。

    1549年7月6-8日，韦孟达城非法庆祝圣托马斯·贝克特日（SaintThomasBecket，这个节日随着英国与教皇决裂本已被亨利八世取消），人们的不满借着集会发泄出来。他们破坏了周围村庄的圈地设施，然后又朝着约翰·弗劳尔迪（JohnFlowerdew）的庄园进发。7月10号，凯特带领他的队伍来到诺维奇城外，7月12日在玛乌斯-海斯（MouseholdHeath）建立了一个基地。周围地区很多人加入，据说人数很快增加到16000人。

    最初国王派威廉·帕尔（Wil-liamParr，诺桑普顿侯爵）去剿灭叛乱。由于诺桑普顿侯爵没有丰富的战争经验，这次进攻失败。后来国王又派约翰·达德利（JohnDudley，沃里克伯爵）去镇压叛乱，但凯特的部下忠贞不渝，他们与沃里克伯爵的军队勇敢战斗，但最终由于寡不敌众，凯特的军队伤亡达3000人。叛乱被平息，1549年12月7日罗伯特·凯特在诺维奇城被绞死，他的尸体在城外悬挂了好多天，以震慑诺维奇民众。他的弟弟威廉·凯特也在维孟德汉姆（Wymondham）被绞死。

    除了上述两次叛乱，都铎时期还有发生在1497年亨利七世统治时期的康沃尔（Cornwall）抗税叛乱，1549年爱德华六世统治时期在康沃尔郡和德文郡发生的西部叛乱（又称“祈祷书叛乱”），1554年玛丽女王统治时期发生的怀亚特叛乱，以及伊丽莎白女王统治时期的1569年北方叛乱。

    二

    都铎时期叛乱者的目标并不是推翻政府。都铎时期的英国人承认政府的合法性，认为都铎王朝是上帝的代理人，“即使在叛乱时期，都铎社会基本的理念仍旧存在，民众希望乡绅领导叛乱”。叛乱者从未认为自己是叛乱者，相反，他们认为自己是请愿者、示威者。“他们在政治生活中没有任何发言权，只有通过骚乱或叛乱才能让政府听到他们的声音。”我们可以说叛乱是民众与统治者沟通的方式（当然也是非常危险的政治游戏），他们的目标是向政府请愿，给政府施压，而不是否定政府。他们希望政府改变某些他们认为是“邪恶的”政策，他们认为自己是在为民请命，因为国王的大臣玩忽职守或者不作为，他们不得不揭竿而起。“求恩巡礼”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叛乱者认为亨利八世是其大臣托马斯·克伦威尔的傀儡，叛乱的一个主要的目标就是剪除这些大臣。“求恩巡礼”的领导者罗伯特·阿斯克一直坚持他是忠于国王的臣民，不是叛乱者。他真心相信国王是正义、公正的。阿斯克认为贵族没有尽忠职守，因此下层民众不得不揭竿而起。

    都铎时期历次叛乱都失败了，在一个国王没有常备军的时代，这似乎不易理解，但如果分析当时社会的特点就可以对此作出解释。

    首先，叛乱者目标明确，要求维护“惯例”。虽然叛乱人数众多，但没有大规模伤亡。叛乱者努力维持一种道德秩序、价值观，即汤普森（EdwardPalmerThompson）教授所说，“民众的道德经济”（moraleconomyofthecrowd）遭到破坏时他们就会揭竿而起。在他们看来，无论国王、贵族还是百姓，都应该共同遵守经济生活中的规则，即使是社会下层对合理行为也有预期、对特定经济权利有主张。“惯例”在当时的农村社会构成了人们的道德规范与生活环境，是非常重要的概念，表明了规则的积累具有强大的约束力，不易改变。如圈地运动就是破坏了中世纪形成的领主与佃农之间的权利与义务关系，破坏了“惯例”，因此会遭到反对，引起叛乱。叛乱者认为他们的行为是正义的，因为他们要维护“惯例”。他们甚至引用圣经的话语支持他们的主张、反对圈地运动：“挪移邻居地界者，必受诅咒”，“你先祖所立的地界，你不可挪移”。“惯例”为他们的叛乱提供了有力的合法解释，因为“惯例”不仅仅是一系列长期存在的权利和实践观念，而且在社会变化中也是国王和农民之间冲突的根源。同样，当政府试图改变人们的信仰时也会遭到反对，引起叛乱。

    其次，都铎时期的英格兰，服从国王是根植于人们心中的道德规范，并且政府也在日常生活中经常通过书籍、讲道坛强化这种意识。1509年，曾经是亨利七世宠臣的埃德蒙·达德利（EdmundDudley，他因为帮助亨利七世制定很多不得人心的政策而招致怨恨，亨利八世为委过于他，把他关进伦敦塔，最后砍头）在伦敦塔中写下了《共同体之树》（TheTreeofCommonwealth）一书，在书中他提出“共同体”的概念（Commonwealth，现译为英联邦，但这个词最初出现时不是联邦的含义，直译是如何达到“共同富裕”，这里译为“共同体”）。他描述了他希望英国在亨利八世的统治之下如何繁荣。他把“共同体”比喻为一颗大树，它最主要的基础是教士及俗人都敬爱上帝。此外“共同体”还有四个根基——公正（justice）、真实（truth）、和谐（concorde）与安宁（peace）。相应地，“共同体”这颗大树结出的最丰硕的果实是荣耀上帝，其他四个根基也结出相应的果子：荣耀的尊严（这是国王及他赐予的人享有的）、世间繁荣（贵族和骑士享有的）、安宁（普通百姓获得的）以及良好的榜样（教士应得的）。国家有三个等级：第一等级是国王与贵族。国王负责调节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避免大规模冲突，让每个人在这个和谐社会中各司其职。国王之下，从公爵到缙绅的职责是战时随国王出征、开疆拓土，和平时期充当治安法官，维护地方治安，贵族和乡绅是社会天然的领导，他们应该扶贫济弱，效忠国王。第二等级是教士。教士阶层负责人民信仰的纯洁，祈祷国家受到上帝的保护，民众不被邪恶引诱。这两个阶层都是有高贵血统的阶层。第三等级是普通民众，包括乡下农夫和城市商人。他们从事生产，遵从自己的社会义务，养家糊口，他们应该摒弃僭越自己身份和地位的想法，安分守己。“他们也不应该抱怨自己的出身，应该知道他们的一生都是要在汗水和泥土中度过”。

    托马斯·史密斯爵士（SirThomasSmith）在《英格兰共同体》（TheCommonWealthofEng⁃land,andtheMannerandGov⁃ernmentThereof）这部书中也是把当时的社会分为四个等级，“绅士（市民）、约曼农、手工业者和劳工”。他也强调等级和秩序，认为各个阶层互相依赖，这其中和谐、秩序、职责是最重要的，但各个阶层之间并不平等，而应各安其职。统治者强调秩序、等级，需要各阶层安于现状，每个人在社会中的角色和作用不同、等级和地位不同，这是都铎时期社会结构和秩序的写照。

    这一时期除了大量宣传秩序的书籍，还出现大量谴责叛乱的书籍，如1536年“求恩巡礼”爆发后，理查德·莫里森爵士（SirRichardMori⁃son）写了四部谴责叛乱的书：《悲叹叛乱带来的破坏和毁灭》（他用船来比喻国家，认为那些叛乱者是在他们自己乘坐的船上凿了一个洞）、《消除叛乱的办法》《敦促全体英国人起来保卫自己的国家》《斥责罪大恶极的叛乱》。此外，“克伦威尔为了维护新秩序印刷了50多部官方宣传品，其中至少有28部是国王御用出版商巴塞莱特（Berthelet）负责出版”。这些出版物宣传等级、秩序，谴责叛乱。

    最后，《布道书》（BookofHomilies，是英国宗教改革、建立英国国教后于1547、1562、1571年颁布的讲道词，共33篇，这些讲道词阶段性地在各教区重复）也进行等级、秩序的宣传。如《关于良好秩序、服从统治者的劝诫》的讲道词中写道：“上帝创造并安排一切——天堂、地上、水中都呈现最完美的秩序，在天堂他安排了大天使和天使的阶序。在人间他指派了国王、亲王及其下的治理者，一切都有必要的良好秩序……各种身份的人遵从自己的地位，他们听从上帝的召唤，各尽其职、遵从秩序。一些人身份高、一些人身份低；有国王、王子；有臣子、子民；有教士、俗人；有主人、仆人；有父亲、孩子；有丈夫、妻子；有富人、穷人；每个人都需要他人而存在。所以一切都在上帝安排的良好秩序中被赞美：没有这一切则没有居所、城市，没有良好的秩序‘共同体’则不能存在，在没有秩序的地方充满弊病、兽行、暴虐、罪恶以及类似巴比伦时代的混乱。”

    当时都铎王朝的秩序观念——“共同体”意味着“整体政治”（bodypolitic）和“整体管辖”，也意味着共同利益和公共福利，即家长式的社会体系。“近代早期英格兰社会是不平等的，并以此为荣”。社会被看成是一个有机体，构成这个机体的各个部分是不平等的、分层的、等级制的，这种结构化的不平等是社会的自然秩序，人们应该服从，“伊丽莎白时代的小册子和歌谣重复同样的主题——对国王和女王的服从就是对上帝的服从。”这也就解释了为何都铎时期叛军从未进攻伦敦，更没有试图杀死国王。

    三

    我们可以看到都铎时期普通民众对他们的统治者既非无条件地顺从，也并非要破坏当时的社会秩序，但他们非常清楚用什么样的方式表达自己的诉求。“叛乱不是由于穷困而是由于不公引发，不是由于客观的不公而是人们相信的不公引发”。他们的行为受到当时秩序观念的限制，限定在既定的体系之内，但他们觉得受到不公对待时也需要表达自己的意愿。因此有人说当时的叛乱是一种“生存政治”。他们没有力图改变当时的社会结构，只是力图在当前权力结构和等级制度框架内影响权力的执行方式。他们要避免自己的举动不要过于激烈以免激怒统治者。在一个没有发言权的社会，他们仍旧想办法定义自己服从的地位，通过抗议实现有限的目的。这样既没有背离原有的社会组织，而且能在利益受到侵害时积极寻求正义。这是为何历次都铎时期的叛乱都没出现你死我活的剧烈冲突或当局血腥报复的原因。

    到17世纪早期，经过数十年经济和社会变化的积累，原来被认为新的、有威胁的经济关系和行为方式，已经成为理所当然，某些传统价值观正在失去其原有的道德约束。人们逐渐接受了宗教上和经济上发生的变化，因此斯图亚特时期，英国除了内战没有大规模的动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