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塔罗宾斯基在中国

    日内瓦大学的让·斯塔罗宾斯基教授今年97岁了，仍笔耕不辍。2011年，他在一封私人通信中信心满满地筹划着未来。他说，2012年是卢梭诞生300周年，2013年是狄德罗诞生300周年，届时他将有两本著作付梓。果然，2012年他出版了《谴责与诱惑：论卢梭》，2013年，《狄德罗，一个会唱歌的魔鬼》面世，他的筹划实现了。非但如此，伽利玛出版社还在2016年于《第四类丛书》中推出了他的长达一千多页的短篇作品合集，题做《世界之美》，收入他在1946-2010年间写的论及文学、音乐、美术的随笔一类的文章。《世界之美》是这套丛书中关于文学批评的第二部，第一部是阿尔贝·蒂博代的《关于文学的思考》。2010年，瑞士伯尔尼国家图书馆建立让·斯塔罗宾斯基国际研究中心，他的著作、学位、职务和学衔列成一张表，可以让人眼花缭乱，然而，更让人惊讶的是，他拥有文学和医学两个博士学位，在大学里讲授文学史和医学史两门课程，其著作涉及的领域既深且广，鲜有人可比。加在他身上的名号可以是大学教授、文学批评家、艺术评论家、历史学家、语文学家、哲学家、精神分析学家、精神科大夫、音乐学家、钢琴家等等，他是一个“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难怪《费加罗报》2012年10月11日刊登采访，说他是“最后一位人文学者”，《世界之美》的编者马丁·吕埃夫说他是“20世纪法语世界中最大的文学阐释者”，是“当代的莱布尼兹”。然而，这样一位英美学界公认的批评巨擘在中国却声名不彰，近乎默默无闻，只有笔者本人写过几篇关于他的文章。不过，近十年来，一些中国的学者、批评家开始研究或借鉴他的一些观点了，特别是他关于随笔的观点，用以拓展中国的外国文学研究领域或者开辟中国散文研究的新思路。刘绪源、谢有旺、林贤治、程巍、李静、解华、吕若涵、吕若淮、黄科安等人的文章中出现了斯塔罗宾斯基的名字，对他的批评文字作了不同程度的介绍或评述。这说明不了什么，但是，这至少意味着我们又多了一种参照，或一种动力，因为让·斯塔罗宾斯基的文学研究别具特色，开一代风气，特别是他的随笔观继往开来，对于中国散文的现代化转型有着特殊的意义。

    散文（随笔）是否是可以与诗歌、小说、戏剧比肩并立的第四种文类，历来是中外散文理论家或研究文类的人争论不休的话题，至今持否定性意见者仍然不在少数，其中有著名的法国文学批评家安托瓦纳·贡巴尼翁，他在2007年出版的一部文学史著作中谈到随笔时说：“应该谈论第四种文类吗？大概不会，因为随笔中什么都有，而文类若是什么都有的话就解体了。但是，非虚构的散文，或者思想性的散文，却在20世纪的文学生产中占据着越来越大的部分。”“因为随笔中什么都有”，所以随笔具有独特的魅力。随笔是否是第四种文类，可以不谈，但是在20世纪占有“越来越大的部分”的“非虚构散文，或者思想性的散文”却可以谈谈，虽然我对中国散文没有下过功夫，无论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

    贡巴尼翁所说的“散文”指的是韵文的对立物，包括文学的和非文学的散行文字，可以称作广义的散文；而“非虚构散文，或者思想性散文”，指的是散文中的一体，可以称作狭义的散文，“随笔”正在其中。狭义的散文，中国原本没有，中国所谓散文，例如“骈文散文两名，至清而始盛，近年尤甚”，说的并不是作为文类的散文。所以郁达夫才说，“中国向来没有散文这一个名字”，是一个外国的概念：“如我的臆断不错的话，我们现在所用的‘散文’二字，还是西方文化东渐之后的产品，或者简直是翻译的也说不定。”所以，五四时期出现的散文被称作“新散文”或“现代散文”。一百年过去了，这“新散文”或“现代散文”究竟发展得如何？

    我读书不多，本来对当前的散文状况无缘置喙，但是，我读了一些评论家的文章，居然与我平时的阅读印象大体相合，这就不能不引起我的一些思考了。

    楼肇明描绘了20世纪90年代花花绿绿却是灰暗平淡的三种散文景观：“其一，是暴力话语的回归，或话语暴力在媒体的炒作下成了一种时尚商品……二是网络上的散文姑且不去说它，车载斗量的报纸副刊的散文，正式出版的数以千计的散文集子，乃至名头颇响、以集束形式推出的文丛、笔丛之中，文墨不通者大有人在。三是时尚散文的大泛滥。时尚散文有一个变来变去却始终不能改变的特点，那就是：肤浅。”（《序：沙盘·平面图和当代散文研究之整体思维》,2007年）

    刘绪源说，文学自上世纪70年代末进入“新时期”，继诗、短篇小说、话剧、中篇小说、报告文学之后，“出现了一度的沉寂，接着散文登场，本来以为怎么也引不起轰动效应的散文成了文坛的热门，先是五四后的名家散文畅销，接着由学者散文而‘文化大散文’，再接着由生活散文而‘小女人散文’，再接着，散文越来越市俗化，渐渐散入大报小报的白领副刊或畅销刊物，成了好看而无足轻重的东西；另一路，则走向高雅化，以谈书论学的书话随笔的形式出现，这是以前知堂散文的余脉，但读者面终究不宽，影响也渐渐小下来了。”（《白话散文源流》，2011年）

    林贤治说，“散文成了单向街”，“于是大家都来写作一种叫做‘散文’的东西。小说家，艺术家，明星，大腕，果然都被出版商动员起来了，一时间热闹得很。散文写作成了大众文化的一部分，它的要害是：一无个性，完全地群体化写作；二是虚幻性，由于追逐时尚性写作，以市场的价值需求代替主题思考，遮蔽了自身处境的现实性。”（《中国散文五十年》，2012年）

    程巍说：“何谓‘随笔’？随笔的定义在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家们那里萎缩到了这种贫乏的程度，以致当今一说起‘随笔’，就几乎意味着一类闲情逸致的文字，其可替换的同义词是‘散文’、‘美文’、‘小品文’等等。”（《中国图书评论》，2010年）

    李静说：“今年随笔写作的问题与缺憾，仍一如既往：缺少汉语之美；匮乏清明的理性和敏锐的直觉，既缺少对世界的整体观照，又没有勘探到自我的深处；理性的自负过于强烈，以致形成了独断的语气和文风；道学气过盛，失去了真诚、自然与节制；‘媒体气’和‘网络气’过浓，‘私人对话’语态能让人感到旁若无人的自恋，或者硬套近乎的唐突……”（《中国随笔年选，2005年·序》）

    吕若涵、吕若淮说，百年来人们对散文这一文类的质疑不断产生，“小到指责现当代散文出现滥用智慧、夸饰学问、抛弃修辞、过度华丽、过于琐碎等种种问题，提出所谓‘繁荣下的思想贫困’一类的批评，大到要求清理散文边界，建构‘艺术散文’，或针锋相对地提倡‘大散文’的‘美文’写作等等，这些争执本身表明人们缺乏把握现代散文这一文类的有效力量。”（《文类研究：百年散文研究的新思路》，2008年）。

    “语言暴力”，“不通文墨”，“肤浅”，“好看而无足轻重”，“无个性”，“虚幻性”，“萎缩”，“闲情逸致”，“缺少汉语之美”、“抛弃修辞”“过于琐碎”等等，这就是描述散文随笔当前状况的关键词。散文，随笔，在中国往往是并称的，其实是一个东西。再加上小品文，成为散文、随笔、小品文，一物而三称。梁遇春说：“国人因为厌恶策论文章，做小品文时常是偏于情调，以为谈思想总免不了俨然，其实自Montaigne一直到当代，思想在小品文里面一向是占很重要的位置，未可忽视的。”这实在是一种很深刻的看法，不过并不是一种普遍的共识，仿佛沙漠里的呼喊，应者寥寥，例如郁达夫就说：“我总觉得西洋的essay里，往往还脱不了讲理的philosophizing的倾向，不失之太腻，就失之太幽默，没有了东方人的小品那么的清丽。……原来小品文字的所以可爱的地方，就在它的细、清、真三点。”虽然胡适也说过“长篇议论文”之类的话，但是中国的随笔秉承“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路数，大体上还是脱不了“细、清、真”三个字。虽然中国人也说随笔“说理叙事抒情”，但是这“说理”要“以不至于头痛为度”。日本人厨川白村在《说Essay》中说：“和小说戏曲诗歌一起，也算是文艺作品之一体的这Essay，并不是议论呀论说似的麻烦类的东西……”“麻烦”和“清丽”，恰成对比，正中中国文人的下怀。

    洪迈在《容斋随笔》的序中说：“予老志习懒，读书不多，意之所之，随即笔录，因其前后，无复诠次，故目之曰随笔。”这是在1184年，“随笔”当初的意思的确是“随便”“随意”“随手”等，与厨川白村的“披浴衣，啜苦茗，随随便便，和好友任心谈话，讲这些话照样移在纸上的东西，就是Es⁃say”的说法，不谋而合。厨川白村不愧为一个东方文人，他只看到了随笔自我、闲适、幽默、轻松、短小、灵活的一面，而忽略了严肃、探索、试验、批判、厚重、深刻的一面。于是，在中国作家的手里，随笔就成了一种花前月下的抒情小品，如果要说理，那就或者疾言厉色，说几句豪言壮语，或者巧言令色，说几句蜜语甜言，全不见循循善诱深入开导或别开生面剑走偏锋的功夫。一言以蔽之，“随笔中论理的成分是非常少的”，中国现代随笔所缺乏的东西就是思想。所以，小品文与随笔实在是两种东西，或者说，随笔包括了小品文。中国传统的随笔与现代随笔是两种东西，或者说，中国随笔要经历现代转型，成为现代随笔，而其关键在于“思想”，在于“说理”，在于破除“细、清、真”的紧箍咒，在于去掉“以不至于头痛为度”的束缚，简言之，在于摆脱小品文的控制。

    “详者为大品，略者为小品”，小品文控制随笔，大概始于周作人1921年发表的《美文》。这篇文章开篇即说：“外国文学里有一种所谓论文，其中大约可以分作两类。一类是批评的，是学术性的。二记述的，是艺术性的，又称作美文。这里边有可以分出叙事与抒情，批评的但也很多两者夹杂的。”文章题为“美文”，开篇即把“批评的、学术性的”踢了出去；他又说：“读好的论文如读散文诗，因为他实在是诗与散文中间的桥。”一个“如”字又把“批评的、学术性的”拉了回来。曹聚仁说：“他（指周作人——笔者按）所说的美文，就是后来盛行的小品散文。”周作人说的是“美文”，而读的是“论文”，当中恐怕有些夹缠吧，周作人未必清楚，但中国的文人心里明白，郁达夫就认为，西方随笔若去掉了“说理”的成分，未尝不可以有东方小品的那种“清丽”。我们不能见容于西方随笔的哲理，在当代人的著述中还可以见到，如季羡林先生在《漫谈散文》的文章中就说：“蒙田的随笔却给人一种率意而行的印象。我个人以为在思想内容方面，蒙田是极其深刻的，但在艺术性方面，他却是不足法的。与其说蒙田是个散文家，不如说他是个哲学家和思想家。”讲理还是放弃讲理，区别在此，而这种区别决定了中国当代随笔的面貌。中国人对外国随笔的误解恐怕就在这里：随笔不宜于说理，至多说些“以不至于头痛为度的道理”。惧怕头痛，惧怕思想，惧怕深刻，追求轻松，追求快捷，追求空灵，这是当前随笔大多肤浅的原因。可是，不“头痛”，何来思想的快乐呢？

    中国传统随笔的现代转型可从外国随笔中汲取动力。其实，西方学界自蒙田的《随笔集》问世以来，就没有停止过对随笔这一特殊的文体进行研究，特别是20世纪、尤其是法国五六十年代的新批评以来，西方修辞学的复兴带来了从文体角度研究随笔的热潮，陆续出版了不少颇有见解的专著，例如阿多诺、阿拉贡、邦斯玛亚、布罗迪、尚比尼、布托、安布里、克劳斯、欧巴尔迪亚等人的著作，其中尤其是让·斯塔罗宾斯基的《可以定义随笔吗？》，颇为引人瞩目。让·斯塔罗宾斯基没有写过论随笔的专著，但他是1983年欧洲随笔奖的得主，而且是随笔的实践者，其著作，无论长篇短篇，皆可做随笔看，所以他关于随笔的看法，一方面延续了法国的传统，另一方面，又开创了新的领域，值得我们参考、借鉴、甚至学习。

    究竟什么是现代随笔？对于任何新的概念或主题，让·斯塔罗宾斯基总要从词源学上出发，追溯其来源，弄清楚其来龙去脉，他在《可以定义随笔吗？》一文中说：“essai（自蒙田以后，这个词就成为一种文体的名称，我们将其翻译作随笔），在12世纪的法文中就出现了，它来自通俗拉丁语中的exagium，天平的意思；试验出自exagiare，意味着称量。与这个词相近的词有检验（examen）：指针，天平横梁上的小突起，然后是称量，检验，控制。但是,exa⁃men还有另一个意思，指一群蜜蜂，一群鸟。共同的词源是动词exigo，其意为推出去，赶走，强制。如果这些词的核心意思产生自它们在遥远的过去所蕴含的意思的话，那该有多大的诱惑力啊！essai既有强制的称量、细心的检验的意思，又有人们令其飞起的一大堆语词的意思。”随笔原初的意思就是试验，让·斯塔罗宾斯基就此论道：“就随笔来说，我的出发点是我被我们的生活所面对的问题抓住了，或者我预感到了问题。问题是给它一个下文。然后思考运动起来，有各种文学的、音乐的和绘画的作品为我们呈现的例证所表明的含义。另一个问题又出现在我的脑海中：就是我画出的路线的有效性。事关我们（经由我的生活的）共同的生活。”他还具体地描述了问题和回答的全过程：“开始，一系列的问题引起我们的注意，要求我们给于回答。于是一个信念在我们心中形成了：也许处理这些问题会有风险，但是我们如果忽视就会有更大的损失。于是，有什么东西要我们称量呢？使我们在自身感觉到的生活，它表现、展示出来。”总之，随笔是一种自己理解同时也让别人理解的文体形式。

    大体上说，让·斯塔罗宾斯基认为：

    一，随笔既有主观的一面，又有客观的一面，其工作就是“建立这两方面不可分割的关系”。随笔既是向内的，注重内心活动的真实的体验；又是向外的，强调对外在世界的具体的感知；更是综合的，始终保持内外之间的联系。斯塔罗宾斯基指出，蒙田的手永远不闲着，“用手思想”是他的格言，永远要把“沉思”生活和“塑造”生活结合起来。

    二，随笔“具有试验、证明的力量，判断和观察的功能”，随笔的自省的面貌就是随笔的主观的层面，“其中自我意识作为个人的新情况而觉醒，这种情况判断判断者的行为，观察观察者的能力”，因此，随笔具有强烈的主观的色彩和个性的张扬。所以，斯塔罗宾斯说：“在蒙田的随笔中，内在思考的演练和外在真实的审察是不可分割的。”描写外在的真实突显了内在的思考，一个人的肉体和精神生活才活生生地表现了出来如此汇总一个个个人的真实，才能表现出一般人的特征，这是现代文学的总趋向，蒙田用他的《随笔集》开了个头。

    三，随笔既有趋向自我的内在空间，更有对外在世界的无限兴趣，例如现实世界的纷乱以及解释这种纷乱的杂乱无章的话语。随笔作者之所以感到常常回到自身的需要，是因为精神、感觉和身体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是随笔的本质内涵。因此蒙田的随笔展示了人和世界的三种关系：一是被动承受的依附；二是独立和再度适应的意志；三是被接受的相互依存及相互帮助。让·斯塔罗宾斯基认为，人和世界的这三种关系是要通过不断反复的运动来试验的。

    四，“话有一半是说者的，有一半是听者的”，所以，让·斯塔罗宾斯基说：“写作，对于蒙田来说，就是再试一次，就是带着永远年轻的力量，在永远新鲜直接的冲动中，击中读者的痛处，迫使他思考和更加激烈地感受，有时也是突然抓住他，让他恼怒，激烈地进行反驳。”“在蒙田那里，随笔在言语的从容和诡计中，在发现和借用的交错中，在汇集和充实的附加中，在警句的漂亮的冲击中，在不连贯、立体的有控制的散漫中（这一切都成了五花八门的延伸），对比达到了最高点。”

    让·斯塔罗宾斯基说，随笔是“最自由的文体”，随笔的条件和赌注是“精神的自由”，这就是说，随笔，是最自由的，这种自由既是文体的，也是精神的，是自由的精神掌握的文体。随笔所遵循的基本原则，或者它的“宪章”，其实就是蒙田的两句话：“我探询，我无知。”初读这两句话，颇为不解，为什么不先说“无知”后说“探询”？难道不是由于“无知”才需要“探询”吗？仔细想一想，方才明白：探询而后仍有无知，复又探询，如此反复不已，这不正是随笔的真意吗？随笔不是下结论，而是打开视野，拓展思路，探索路径，规划未来，提供各种可能性。让·斯塔罗宾斯基指出：“惟有自由的人或者摆脱了束缚的人，才能够探询和无知。奴役的制度禁止探询和无知，或者迫使这种状态转入地下。这种制度企图到处都建立其一种无懈可击、确信无疑的话语的统治，这与随笔无缘。在这种制度眼里，不肯定，就是怀疑的征兆。”奴役的制度不允许怀疑的存在，而随笔则可能有冒险、反抗、不可预料和个人性的成分。精神的自由，乃是随笔的“条件”，随笔的“赌注”，一句话，随笔的精髓。总之，在让·斯塔罗宾斯基看来，随笔的最简明也最完整的定义是：在精神自由的支配下，科学和诗的结合，理性和美的结合，个人和世界的结合，“随笔应该解开缆绳，试着自己成为一件作品，获得自己的、谦逊的权威。”

    1933年，一个叫方非的人对随笔或小品文的特点做了如下的总结（方非何许人也，我至今不知）：

    “（一）随笔或小品这一类的东西，顾名思义，必然是短小成章，不能太长的。万字以外的随笔，实在很少见。……现代人多数忙于事功无暇细读长篇杰作及那些必须太费脑力而后才能了解的硬性读物……

    （二）随笔或小品文的题目虽然不大，然而其内容却无所不谈。上说天堂，下述地狱，纵则概括整个宇宙及人类进化全程，横则遍乎四海九州内外，经史子集，医卜星相，久而目之所及——或连不可及——的东西，都在一个短篇幅之中，择其一部分而大谈特谈。

    （三）随笔或小品文大多是喜欢描述事物，或境地之往昔的盛概，或更加和现时之衰颓情状，加以比较之叙述，因而发生感慨。其有关于往昔之追溯，十篇有九，都发思古之幽情，带感伤之音调，其有关于今古之比较，笔锋亦必呈露对现状之不满。间有少数更憧憬于未来之轮廓，所以自慰；然而只‘少数’而已，‘憧憬’而已。

    （四）随笔……对于现状虽然不满，然而只取冷嘲热讽的态度，旁敲侧击的方法，既不敢面对现实的丑恶加以直描，更不敢取单刀直入的方法或迎头痛击的态度。

    （五）最后，随笔或小品文之文体本来是无施而不可的。叙述、描写、论理、抒情、只要作者喜欢哪一样都可以；然而事实上，随笔中论理之成分是非常少的。‘即物以言志’‘即小以见大’，似乎是随笔作者最喜欢的办法。”

    以上是随笔或小品文“大概总含有”的特点，奇怪的是，80年后，今日中国之随笔竟与这些特点大致相合！楼肇明先生在一篇序文中说：“散文理论和散文批评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走的是一条向后退的路子。”这虽然是一家之言，但其深刻足以令我们深思。退到什么地方去？退到1935年周作人和郁达夫编《中国新文学大系》的时候。“向后退”意味着我们的研究和批评仍然是80年前的水平，就是说，我们对于随笔的认识停滞了80年！让·斯塔罗宾斯基说：“我认为随笔的条件，还有它的赌注，是精神的自由。精神的自由：这种说法似乎看起来有些夸张，但是当代历史，唉，告诉我们，这是一笔财富，而这笔财富并不为大家共享。”我认为，让·斯塔罗宾斯基的话就包含着对那些主张“以不至于头痛为度”者的批评。当然，持有这种主张的东方有，例如中国和日本，西方也有，例如法国和英国。

    林贤治先生指出，斯塔罗宾斯基的随笔论颇异于我们传统的文体观念：“强调随笔写作与自由制度和精神解放的联系，在我国作家和批评家中是极少见的。”这是一针见血之论。我认为，中国的随笔缺少的正是这种“精神的自由”。

    最近，有研究者提出要对让·斯塔罗宾斯基的批评美学进行研究，认为他的批评方式“既为我们提供了建立批评美学的框架思路，也为当前文学批评理论转型研究及方法论范式研究带来新的思考，同时可为中国传统文艺美学加入世界文学理论和批评美学的对话开辟新的道路”，这表明，中国的让·斯塔罗宾斯基研究继一般地介绍而后进入了学术研究的领域，无疑是一件令人十分高兴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