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呼唤插画大师

    绘画的产生，源于人类对世界认识的一种表达。古人很早明了文字、图形各有所长，是对大千事物认识的互补，因此在中国，图画早就伴随着书籍形态的变化而成长。郑樵《通志·图谱略·索象篇》云：“古之学者为学有要，置图于左，置书于右，索象于图，索理于书。故人亦易为学，学亦易为功。”我们打开历代艺文志、经籍志，各类图书中图文相合者源远流长。自唐始，图书进入雕版印制时代，中国典籍插图开启了新的传统。鲁迅在《木刻纪程》小引云：“中国木刻图画，从唐到明，很早曾经有过很体面的历史。”很体面者，可夸耀之繁盛时代也。繁盛者，源于刻书之雕版业的发达也。而刻书业的发达，源起于城市化平民阶层的扩大而引发对文化生活的需求。

    中国拥有灿烂丰厚的典籍遗产，插画在找到可以便捷复制的载体——雕版之后，便显示出易于传播的优势，很快将题材涉及到儒家经典、宗教经卷、人物风俗、小说传奇、诗歌戏剧、博古器物、建筑车船、山川舆图、鸟虫植物等等各个门类。尤其是诗歌小说戏剧等典籍，均成为民众最为喜欢、插画最为丰厚的内容源泉。如宋元时期评话讲史小说风行，刊刻了著名如《古烈女传》《至治全相平话五种》等一批插图本；到了明代，杰构有《重刊元本题评西厢记》《忠义水浒全传》《诗馀画谱》等等。其中如《西厢记》，就被明清两代插画师不断演绎，其中明刊插图本就有近60种。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乃是因为不断被后人诠释，插画正是诠释的方式之一，因此插图毫无疑问地成为中国文脉的传承方式之一。

    由于中国书籍的制作是靠木板刻刷，书籍的插图最终也是以雕版画的方式呈现出来。因此，插画的精美程度，关系读者接受度，对刻工的绘画素养和镌刻技能有着渐高的要求。回首版刻史，在不同时期，不同区域，乃至不同的家族之间，插画刻工都留下了各自独特的表现风格，创造了极高的绘刻水准。尤其是到了明代中后期，一批职业画家如唐云仇英丁云鹏陈洪绶等重量级画家，也加入版画创作，使得插画的艺术水准大大提升，一时“图画俱系名笔仿古，细摩辞意，数日始成一幅。厚觅良工，精密雕镂，景物灿章”（明《彩笔情辞》张栩自序）。在前后1600年的版刻时代，历朝都有一批能工巧匠献身于雕刻版画事业，他们不断推进雕刻技法的成熟，显示出蓬勃的创作生机，并诞生了一批风范后人的插画大师。在漫长岁月中累积的优秀插画作品，形成了鲜明的中国插画传统，成为后世插画师师法的艺术典范。尤其是明代，被誉为版画的黄金岁月，它繁华的历史和大量出现的版画作品，为我们的文明史谱写了一个辉煌的插图时代。文学之有汉赋唐诗宋词元曲，艺术品之有青铜古玺绘画书法瓷器，而明季雕版插画，它当与之并列而为中国文化的重要遗产，值得我们后世骄傲。

    因此，在中国“读图时代”古已有之。然而相比于当今读图时代的热闹，一个尴尬的现实是，作为中国图书传统的一个内容之一，图书的原创性插画是少而又少，尤其是为古典名著而绘的新插图几乎处于荒芜境界，为图书配画的插画师几乎绝迹。一个拥有如此辉煌插图历史的国度，当它再度迎来民众“读图时代”时，反而中断了中国文脉的一种表述，丢失了插图的传统？这不能不令人探究缘由，叩问今人！

    以古之视今，以曾经的历程作为参照，我们细加分析，繁盛的“插图时代”，具备几个特征：

    其一，印刷业需高度发达，复制图像便捷而廉价。中国的版刻盛衰，与雕版业起落同步，及至晚清，传统雕版的刻书业，已无法与西洋现代印刷机器相抗衡，雕版插图的辉煌时代只能黯然离场。而在十九世纪的西方，普通民众已开始享受大机器生产带来的精美的印刷产品，书籍、杂志和报刊尽是专业的插画师绘制的各种风格的插画。在中国，虽然现代印刷工业早就进入各大城市，但真正使彩印普及且为民众能消费接受，则仍然要晚至前述之“读图时代”的来临，即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

    其二，有一批高水平的插画家从画家这个大群体中分离出来，或视插图为职业，或视插画为荣誉成就，专业或有意识地从事插图的创作，并出品一批为大众喜爱乃至追捧的作品，诞生若干著名的插画大师。前已举了中国的例子，西方亦是如此，如德国丢勒、法国多雷，分别曾创作《启示录》《神曲》等插图巨制，影响沿播至今，他们执着而高产，如多雷一生插图本四千种，插图数量超过一万幅，真正是世界级著名插画大师。他们以卓越的插画作品影响无以计数的人。

    其三，市场需求旺盛而持续。喜欢插图的读者要形成较大群体，热爱、关注、追捧书籍的图像表达，并能以购买方式形成需求，促使产品获得商业成功。而广泛读者群体的形成，内在条件是民众的教育和艺术修养做基础。

    以上三个特征可用来作为我们审视当下的插画能否获得原创动力的基本条件，用来推测“新插画时代”的能否“王者归来”。第一点早已不存在问题，当今的印刷产业已达到前所未有的发达程度，并且仍然在向着满足大众更多需求的方向快速发展。第三点也不是问题，改革开放三十年，我们获得了一个越来越好的普受教育时代，民众除知识需求之外的文化精神需求前所未有的高涨，书籍的插画必是相当一部分读者的刚需。

    然而我们梳理上述第二点，则显然是个问题，即当今没有几个优秀的画家在为书籍插画。随着经济发展和人们对艺术价值的重新审视，画家在经历了上世纪末动荡不安的生存考验之后，绘画观念和创作目的，都发生了巨大改变，而被炒作左右的所谓市场价值虚高，与书籍出版稿酬偏低，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使得书籍插画完全丧失了对画家的吸引力。没有优秀画家的介入，就难有优秀的原创的插画作品，因此我们看到了“读图时代”里插画舞台的尴尬冷场。

    插画是否应该继续这样冷场下去？插画应如何面对新时代读者的需求？插画能否在当今社会发展中贡献自己的力量？要改变面对今人、面对历史的尴尬，也许很难，但认真地回答上述问题，则是更有作为的画家们应该思考的。

    画家们现在最为迫切的，还是要回归艺术创作应有的平静状态和宠辱不惊的处世心态上来。但这也是当下社会许多行业最需解决的问题，因此创作业要提倡“工匠精神”。

    其次，要认识绘画的社会功能，除了寄托个人思想、情致，还有为社会进步作出贡献。这是实现价值回报的前提。

    第三，插画家还是要以刀笔表现出他们的绘画功力和艺术才华，要以辛勤的付出和可观的艺术成就，换取观者的喜爱和尊重，要有被大众接受的勇气，要对得起新时代读者愈渐提高的审美眼光和对原创插画的期望。

    第四，要有超越当下眼前经济回报的长远眼光，这种艺术家的案例，历史上不胜枚举。

    好在经历了三十年左右沉浮，中国的艺术界终于适应了经济浪潮的眩晕，开始回归其应有的状态。我们欣喜地看到，一些优秀的画家，包括改革开放以后出生的新生代画家，开始重视从传统文化中吸取营养，进而选择成为从书籍内容出发的插画师。

    2015年盛夏，在上海图书馆第二届版画日，我们与上图共同召开中国古典名著版画插图创作座谈会，会上我们启动了“中国古典名著插画新镌”这项工程。我们的倡议得到了版画界一些优秀画家的支持，这令我们信心大增，我直观地感觉到，我们正在聚合有利的力量，来跨越插画原创的种种难点，我们也有耐心有信心等待新时代诠释中国古典名著的新家样的出现。我们愿意以出版人的身份，竭尽全力地助推这个时代的早日到来。为此，我们做了如下设想：第一，邀请优秀画家，共同致力于承续我国的插图传统，分析研究当下的读者阅读接受方式，创作富有时代审美特性的插图新作。第二，聚焦中国经典，尤其是凝聚民族精神、大众喜闻乐见的文学名著，来进行插画创作。用上当今所有可行的绘画手段，尤其鼓励用传统的中国画和版刻艺术。第三，与志趣相投的各方合作者，共同来营造中国典籍插图的新阅读文化氛围。第四，邀请古典学专家，为签约插画师专门讲解古典名著，帮助他们深入、准确地理解古典名著。

    我们相信，插画与古典名著不会分离，插画也不应该缺席伟大的时代。中华民族拥有几千年光辉灿烂的文明，拥有无数影响世界的典籍、脍炙人口的感人作品、启迪民族心智的篇章，它们都等待着伟大的插画师，以现代的刀笔乃至鼠标，再现先人的喜怒哀乐和精神智慧，描绘出感动今人的新作。因此，先人在呼唤当今的伟大创作，时代在呼唤当今的伟大插画师。

    （本文是作者为上海书画出版社“中国古典名著插画新镌”丛书所撰前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