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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昌起义纪念馆公布的起义领导机构成员名单上，有一个名字不那么起眼，丁晓先。他被任命为起义成立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团秘书，这段隐秘的历史，连他的家人至亲都是直到本世纪之后才陆续了解。
新中国成立前的20多年间，丁晓先成了几大出版机构小学综合类课程教材编写的“专业大户”。他之所以能够跻身当时学者云集的商务印书馆编译部，成为中国小学综合课程教材编纂的第一人，在于他在教学实践中准确把握儿童教育心理，较早掌握白话文娴熟写作的能力，是具备较强百科综合素养的“杂家”。
正值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关于人民军队打响第一枪的“南昌起义”，更是成为热门话题。据说，超过两万人参加起义，留下姓名的不过千余人。最核心的一个群体，则在南昌起义纪念馆公布的那份起义领导机构成员名单上。几十人中，有一个名字不那么起眼，丁晓先。他被任命为起义成立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团秘书，秘书长则是吴玉章。
丁晓先这段隐秘的历史，不光世人知之甚少，从他的外孙谢白先生撰写的文章《外公丁晓先》可知，连他的家人至亲都是直到本世纪之后才陆续了解全部真相。拨开历史重重迷雾，他们也很震动，这位后半生籍籍无名的老先生居然还有那样一个热血激荡的青春岁月。
一
其实熟悉中国近现代教育史和出版史的学者，都会时常在史料中遇到这个名字。早在上世纪20年代初，胡适、蔡元培等欧美留学归国学者曾在北洋政府默许下，在中国发起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壬戌新学制”教育改革运动，给当时的中国基础教育开了一剂与西方接轨的“药方”。一大批有志于教育救国的学者都参与到这场改革中，青年丁晓先也是其中之一。查阅1922年北洋政府教育部颁行的新学制系列课程标准文件，小学历史、卫生和社会三科课程标准的起草人都是丁晓先，而初中国文科是叶绍钧（叶圣陶），高中国文科是胡适，图画科是刘海粟。能够被政府延请来参与起草国家课程标准，至少说明当时二十来岁的丁晓先在新派学人中还是有一定地位和知名度的。
丁晓先是苏州吴县人，成名之前，他只接受过西式小学和初中教育，又做过多年的小学教员。这样的学历和经历都和他的同乡、好友叶圣陶极像，说明他们的才学足以让人忽视其学历高低。据人民教育出版社收藏的民国教科书数据库可知，至少在1920年左右，商务印书馆就出版了由丁晓先和吴研因共同编写的高小《新法修身教科书》共6册。这表明，丁晓先在做小学教员的时期，就已经深度参与商务印书馆的教材编纂，编写能力和学养水平也逐渐得到了馆方及学界的认可。当丁晓先主持起草完小学历史、卫生和社会这三科国家课程标准之后，他的身价又上扬了不少。所以，1922年商务印书馆正式聘请他入馆，并且把他作为推广新教材的“招牌”。在1923年商务版的八册初级小学《新学制社会教科书》（丁晓先编著）都印着这样的“广告语”：“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学程起草委员会定有《社会课课程纲要》，而本馆就请原起草人依这个纲要编辑本书——这书在我国可说是空前未有，和国语自然研究等书，同为小学校极需要的教科用书。”据叶圣陶长子叶至善先生回忆，丁晓先当时是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的国文部，除他之外，还有茅盾（当时叫沈雁冰）、叶圣陶等人。他们除了各自编写教科书，还共同编辑《学生国学小丛书》。在1926年左右，丁晓先、叶圣陶、王芝九等十来个苏州学者还联合创办了一种鼓吹故乡改革的杂志《苏州评论》，评论的主要对象是一些把持乡里的保守反动士绅。
大概也就是从那时候开始，一直到新中国成立的20多年间，丁晓先似乎成了几大出版机构小学综合类课程教材编写的“专业大户”。至少目前有据可查，他在商务印书馆编写出版过《初等小学修身教科书》《高等小学社会教科书》，为中华书局编写过《初级小学自然课本》《高级小学社会课本》，都是畅销长久的主流教科书。当然，三四十年代，他也为开明书店编写过《开明国语课本教学法》《少年国语读本指导书》《开明本国地理讲义》等语文、史地类教材。不过那时候他已经不叫“丁晓先”了，这是后话。
综合看来，丁晓先之所以能够跻身于当时学者云集的商务印书馆编译部，不是因为他有深厚的家学修养，或者有光鲜的西学背景，而在于他在教学实践中准确把握儿童教育心理，较早掌握白话文娴熟写作的能力，而且是具备较强百科综合素养的“杂家”，所以他能成为中国小学综合课程教材编纂的第一人。
看到这里，我们都无法把这个“丁晓先”与硝烟四起的南昌起义联系起来。他应该是一个温良恭俭的读书人，操着家乡的吴侬软语，在上海弄堂间斯文踱步，凭借一支笔在书案文牍中自在讨生活。叶圣陶先生曾保留着一张老照片，那是1949年10月新闻出版总署教科书编审委员会成员合影。丁晓先就坐在叶先生的右手边，是一个50来岁、身形微胖、团头圆脸的大胡子，整体感觉是一团和气、憨态可掬。恰恰在网络上还有一幅老照片，1927年3月21日，上海工人为了迎接北伐军的到来，在共产党领导下发动了针对军阀统治的第三次武装起义。经过一天一夜30多小时的激烈巷战，起义取得了胜利，并成立了包括共产党人罗亦农、汪寿华在内19人组成的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几年后成为中共中央早期领导人又叛变的顾顺章也名列其中。这幅老照片就是其中一部分人的合影，瘦高的顾顺章站在后排中间，帽檐低压、面容模糊。顾顺章右边站着一个圆头大脸、面容憨厚的青年男子，他就是丁晓先，被任命为临时政府执行常委并兼教育局局长。除了没有后来的大胡子之外，二十多年的岁月也无法湮灭掉他眼中特有的憨直和朴实。
二
上世纪20年代中后期，上海是各种势力角逐并存的所在，也是新生的中国共产党活动的主要舞台。商务印书馆作为远东第一大出版机构，其印刷所、发行所等拥有的产业工人数量在上海滩是居于前列的。据称，位于宝山路的商务印书馆中午和傍晚放工，就有好几千人一起拥出来。于是，这里也就成为共产党人开展工运、发展成员的重要阵地。后来在中共党史上都有浓墨一笔的陈云（当时叫廖陈云）、胡愈之、郑振铎、茅盾、杨贤江等人，此时都隐身于商务大楼秘密开展活动。大概也就是1925年，一直埋头编教科书的丁晓先在同事的介绍下加入了上海地下党组织。根据潘汉年的回忆，两人曾一度分在同一个党支部活动。之后的两年时光，可能是丁晓先一生中最不可思议也是最跌宕起伏的一段。在后来商务印书馆保留的馆史档案中发现，当时作为资方的董事会和工人代表有多次谈判，而在多份谈判记录上代表劳方签字的，都有丁晓先。这显然是党组织分配给他的一项公开任务，也是冲锋在斗争一线最危险的工作。作为高薪馆聘的编辑，他本应该身着长衣马褂，悠闲地在亭子间执笔谋食，现在却要撸起袖子，率领一群全身油污和汗臭的排字工、印厂工，以罢工停工等手段为筹码，去声色俱厉地和东家掌柜们争取各种利益。
之后的两三年里，上海的工人运动风起云涌。以五卅运动为代表，一次次规模不同的罢工、游行示威、集会抗议，共产党人以各种明暗不同的身份活动其间，组织串联、发展骨干，希望把大上海变成另一个“巴黎公社”的工人政权翻版。在这两年里，我们没有更多资料了解丁晓先具体的活动细节，但从正常的推理来看，他表现应该是非常积极，而且展现出来的能力是突出的。所以到了1927年3月份，党龄不足两年的他已经成为上海党组织的重要成员，公开身份则是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这也是为什么在那张老照片里，他得以与汪寿华、罗亦农、顾顺章等当时的中共要员面对同一个历史镜头。随后的形势发展，却是急转直下的。4月12日，率领北伐军进驻上海的蒋介石公开宣布之前的工人武装和政权为非法，大肆捕杀和通缉共产党人。在今天保留下来的“四一二”197人公开通缉令上，几乎将当时著名的共产党人悉数列之，第65号即为丁晓先……
丁晓先很幸运，在这场四月的血腥屠杀中，他正好离开了上海。在上海第三次工人起义胜利后，恽代英派他去武汉向国民政府（当时还是国共合作对抗军阀的时期）汇报起义的组织情况。临行前，陈独秀、周恩来和罗亦农还约见了他，并指示他到汉口向正筹备中共“五大”的政治局委员瞿秋白汇报上海局势。肩负这样多重使命前往武汉，丁晓先此时的分量不亚于一个“中央特使”。此时的武汉，还是革命的大本营，国共两党同志间还是一片祥和。作为上海工人起义胜利的领导人之一，丁晓先在武汉等地受到英雄般的待遇。武汉国民政府委员会专门请他去作了关于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和市政府委员产生的报告。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也邀请他去做了相应的报告，据说武汉街头还挂出了学员们欢迎他的横幅。
但很快随着“四一二”风云突变，名列通缉令的丁晓先无法再返回上海，只好滞留在武汉（7月15日，汪精卫才开始在武汉等地清共）。4月下旬，“中共五大”在汉口召开，丁晓先得以列席此次大会，并被委任为农政部代理秘书长。之后，随着南京、武汉两派国民党势力的逐步联合，大批无法返回原籍的共产党要员都向两地中间的九江、庐山和南昌集中。之后几个月里，党内对于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展开清算，并谋划借鉴上海工人起义胜利等成功经验，再次组织武装暴动，逐渐形成了南昌起义的思路。7月25日，中共临时中央常委会在武汉召开，明确了当时叫“南昌暴动”的行动方案，以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即国民党左派）名义在南昌实行武装起义，并派周恩来赶往九江、南昌，与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组成党的前敌委员会领导起义。据资料显示，丁晓先参加了这次直接决策南昌起义的关键会议。随后，他也跟随起义的领导班子分批下九江、转南昌，并入住江西大旅社（今天的起义纪念馆所在），积极地为起义出谋划策。
8月1日凌晨2时，南昌起义打响第一枪，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部经过4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歼敌1万多人。南昌守敌几乎全部被歼灭，起义部队占领了南昌城。紧接着，参照上海第三次工人起义的经验，要选举出一个临时政府和相应的党政军领导机构。9时整，在江西大旅社按计划召开了有起义领导人和各省市及海外华侨代表共40余人参加的联席会议，选举宋庆龄、何香凝、邓演达等25人组成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谭平山任主席。起义部队仍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番号，由贺龙任代理总指挥、叶挺任代理前敌总指挥、刘伯承任参谋长。在这四十多人中，丁晓先是唯一的上海代表，并且还有上海工人运动领导人的光环，比较引人注目。因此，在宣布革命委员会秘书厅组成名单时，辛亥革命元老吴玉章任秘书长，丁晓先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干将高语罕等五人被任命为秘书，都成为了起义领导机构的一份子。因为丁晓先长期从事文字工作，所有革命委员会交由秘书厅发布的文告、命令多由他拟稿、起草。8月3日起，随着周边的敌人向南昌城迫近，大部分起义部队以及人员按计划向南方开拔，丁晓先应该是接到革命委员会成员林祖涵（即林伯渠）的命令，留下来负责看守江西省银行库房，任务完成后，相机自行撤离。
因为档案资料的阙如，丁晓先在南昌起义后如何与党组织脱离关系等细节，目前还不得而知。只是推测，他在之后秘密潜回了上海，隐姓埋名很长一段时间。有一个侧面的佐证材料，商务印书馆曾于1927年3月出版丁晓先编纂的《新时代初级小学社会教科书》，随后两三年再版时，主编的名字就换成“丁尧章”，但编排内容却与之前几乎完全一致。这个化名，不知道是丁晓先自己所为还是出版社为之操刀。总之，因为被政府公开通缉，他不能再使用真名，也不能公开的工作。这种潜藏的时间，不知道过了多久。大约是30年代前后，在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等一些大出版社的教材上，开始出现了“编纂者：韦息予”的署名。这些教材大多还是小学社会、小学自然等综合类学科，编排方式和文字风格，还是熟悉的“丁氏风格”。没错，这就是丁晓先后来一直沿用的化名。至于这段时间，丁晓先是否商务的正式职员还是临聘的专家主编，已不得而知。作为曾经的“造反者”，他之所以还能够被商务一定程度再次接纳，和张元济、王云五等管理高层一向比较开明的风气有关，同时也离不开馆内王伯祥、叶圣陶、宋云彬、傅彬然等一帮同乡、老友的大力帮衬。
上世纪30年代初，这批人马先后从商务印书馆辞职，集体开创了一个“小而美”的同人出版机构——开明书店，也借此形成了民国时期一个独具风格的“开明文人圈”。与民国其他出版机构一样，开明的主要盈利渠道也是编纂、出版教科书，特别需要一些行家好手。估计在1932年左右，丁晓先正式加盟开明书店，以“韦息予”的名字编写了一些国文、史地学科的教材、教授书，从此不再过问政治，只勤勤恳恳做一个默默无名的编辑。同时，他编纂的小学社会、自然教科书还继续在商务、中华书局等处出版、发行。
三
光阴荏苒二十年。古老的中华大地在1949年迎来了改天换地。1949年4月，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在北京成立，叶圣陶受邀来北京担任了副主任委员，同是开明书店出身的傅彬然、宋云彬和早已恢复了本名的丁晓先等人都从上海调来分担要职，丁还担任了历史组的组长。一年多后，教科书编审委员会演变为人民教育出版社，丁晓先就成了编审部历史组负责人，算是这个出版社早期开创者之一。在老友们的眼中，他编教科书的功底依然还扎实，宋云彬在他的日记《红尘冷眼》中，曾记述，“（1950年）五月二十四日，下午二时历史教科书座谈会，晓先所编高中近代本国史，颇受好评，惟略嫌头绪繁尚须加以修改也。”50年代前半段那些年，开明文人在北京的生活、工作整体上是忙碌而自在的。可能也是思乡之情难以排解，他们不时会以叶圣陶为中心张罗家庭聚会，喝点绍酒，同享几道江浙的特色小菜。这在叶圣陶、宋云彬等人的日记中也常有记载。
这时候的丁晓先，在众多人教社新同事眼中，就是一个操着苏州普通话的大胡子老头，装扮举止有些老派，丝毫想不到他年轻时代会有什么出奇作为。倒是五十年代初调来人教社的张中行，觉得丁晓先、刘薰宇这些老开明出版人有让自己欣赏的味道。“（他们）都不少开明书店的开明气，也就给我留下相当深的印象，丁先生是编历史教材的，性格是开放型的，大庭广众之间，喜欢用洪亮的嗓音谈天说地。只记得一次，是谈他多次受了姓丁的累，比如闹学潮签名……他总是排第一，抓为首的，他就跑不了。丁先生还有个修饰（或应说不修饰）方面的特点，是留胡子，颔下总是垂着一长绺，所以统称丁胡子。”透过张中行生动的文字描摹，我们似乎还能感受丁晓先一些鲜活气息，他性格豪爽率直，喜欢高门大嗓说话，兴致来了或许会和年轻人们谈点早年间的一些传奇经历，但估计也会有所保留。否则张中行在成名作《负暄琐话》中不会只记什么“闹学潮签名”，而忽略“四一二通缉令”这样的文章好料。
当然，对于这个新时代来说，丁晓先早年脱党的经历必定会给他带来麻烦。这在50年代中后期的政治形势下就逐渐显现出来。大约在1954年9月，叶圣陶日记中写道：“晨间安亭（辛安亭，人教社副社长）来访，谈社事。晓先在社中与同事之关系搞不好，历史室新来者渐多，史学知识较强，渠（他）已无从领导。安亭与伯韬（戴伯韬，人教社副社长）商量，拟将晓先调出。”这一方面是因为1954年前后，人教社的编辑人员得到大量补充，丁晓先所在的历史编辑室一下子调进来好些知名学者，大多师出名门（如陈乐素、邱汉生、王永兴等），专业功底都十分扎实，丁晓先的学术实力和政治素养确实也无法再胜任领导一职。另一方面，也有可能他早年不清不楚的历史，以及之后不明朗的政治倾向，都不再适宜编写意识形态较强的中小学历史教科书。或许就在50年代中期，丁晓先调离了人教社。所幸在当时北京的出版单位中，江浙老乡非常多，在叶圣陶等人的帮助下，丁晓先调去了更适合他的古籍出版社。后来，古籍出版社并入解放后重组的中华书局，丁晓先又与先后来此的宋云彬、傅彬然、徐调孚、章锡琛等不少开明旧友重新聚首，打算在这里默默做他的古籍编辑，安度余生。平日里，他和女儿、外孙生活在一起，依然爱说说笑笑，心情开朗。
然而，也许是命运刻意弄人。1957年反右运动前，丁晓先还是不自觉地亮出了他的高门大嗓。叶圣陶在日记中曾记录，有一天丁晓先来找他得意地谈起如何在古籍出版社鸣放，“晓先意兴甚好，似有乘此一泄其不快之感，余心弗然焉”。有资料记载，在当年5月14日、15日文化部召开的出版、印刷、发行方面的座谈会上，丁晓先和其他一些出版界元老发表了各自的言论，都刊登在了5月16日的《人民日报》上。随后，以这些白纸黑字的“反动言论”，丁晓先被打入另册。1969年，年老多病的丁晓先和妻子被遣送到南京，投靠女儿一家。1976年，他在南京病逝。
文化学者赵珩的父亲、著名古籍专家赵守俨供职于中华书局。赵珩在《赵珩访谈录》里回忆自己少年时代，常能在父亲单位大院里看到丁晓先那漂亮花白大胡子，还能听见他的高门大嗓。偶尔聊起这个人，父亲对他说了一句印象极深刻的话：“他了不起。”历史是不容假设的，但估计我们很多人都会像赵先生一样，自觉不自觉地为一些人遗憾着。丁晓先对早年的心路历程从未留下真正的文字（交代材料不能算），他是否也遗憾着，我们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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