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一枫：用繁复的故事呈现当下社会生活的复杂性

    对于人和事儿多想一步，让简单的东西复杂起来，让清楚的东西一言难尽起来，这是作家应该有的能力。文学的语言应该是有风格的，但风格也应该是自发生长出来的，你该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不存在什么“追求风格”。

    借用石一枫的书名，近年来他的创作基本处于一种“特别能战斗”的状态。而他笔下的人物，似乎更“能战斗”，顽固地坚守着某种信念。《地球之眼》中的安小男、《世间已无陈金芳》中的陈金芳、《特别能战斗》中的苗秀花……1979年生于北京的石一枫，被人称为“新一代顽主”，他的语言讽刺而幽默，思考的却是如何讲述属于这个时代的中国人的命运。

    石一枫的故事中，通常有个“我”。“我”往往比小说实际上的主人公复杂。石一枫承认，很多时候“我”其实就是自己的折射。“《恋恋北京》里有他，《我妹》里有他，《地球之眼》里也有这类人。这个‘我’越丰富，我写出来的东西也越丰富。比如在《世间已无陈金芳》里，这个‘我’就通过陈金芳来认识自己。他不光要面对工作、爱情，他还要面对自己生活的时代……这类人是社会里的边缘人，他们能看到比别人更多的社会。”

    也因此，评论家孟繁华深感震动：“石一枫能够用如此繁复、复杂的情节、故事，呈现当下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呈现我们内心深感不安、纠结万分又无力解决的问题。一个耳熟能详的、也是没有人在意的社会秩序和做人基本尺度的道德问题，就在这《地球之眼》中被表达出来。”

    中华读书报：在创作谈中，你谈到《世间已无陈金芳》是在“开眼看社会”的心态下写出来的小说。那么此前的作品是一种怎样的心态？

    石一枫：之前写的东西里还有年轻人的通病吧，觉得自己的事儿特大，很想表明态度但又不免沦为故作姿态。写法上也简单幼稚一点儿，除了有些中短篇，大部分都是青春小说的路子。

    中华读书报：如果请你分析一下自己的创作，可否谈谈自发表作品以来，自己的创作经历了哪些变化？

    石一枫：最主要的变化就是从《世间已无陈金芳》开始的，从讲个人的故事，变成讲社会的故事了。现在也想再变变，在写法上更完善一些，不过有没有那个能耐不好说。

    中华读书报：看你笔下的陈金芳，觉得她特别可怜，又觉得她值得尊重。不论她的选择对错与否，那种对命运不甘屈服的挣扎与奋进让我感佩。“世间已无”，是一种无奈的告别，也是一种忧伤的惋惜。你眼中的“陈金芳”，是怎样的一类人？当你“开眼看社会”，你看到了什么？这种深度的发现，让你的写作产生了哪些变化？

    石一枫：陈金芳算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典型人物吧。想过得好点儿，依靠个人奋斗改变命运，这是几十年来中国人的理想，近乎一种宗教情结，恰恰时代又给了我们机会。陈金芳身上或许能看出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的某些侧面，比如大城市的发展，比如财富对人的异化，比如社会阶层的分野，这些也是我愿意考虑的问题。类似的思考不敢说深入，但不能回避。

    中华读书报：再谈谈《特别能战斗》吧？是什么契机触动你写一部这样的作品？

    石一枫：还是因为生活里有这样的人和事。北京大妈是一个无比鲜明的形象，甚至成了某种符号，跟物业公司扯皮死磕，估计也是很多人都有过的经历。

    中华读书报：如果说陈金芳代表了“北漂”，安小男代表了知识分子，苗秀华则代表了精力旺盛、嫉恶如仇的北京大妈。你如何看待“北京大妈”？对于这种特别能战斗的精神，你持怎样的态度？这种精神在当下的社会，你觉得能赢吗？

    石一枫：对于北京大妈，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动不动拿人家说事儿，拿人家逗乐这种心态特别不好。谁都有劣根性，说不好谁比谁更可笑呢。而我们的社会似乎的确存在着一个悖论，年轻人暮气沉沉，中老年妇女倒都挺爱憎分明而且精力充沛的，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分析起来可能还挺复杂。至于战斗精神，一度是中国人的主流精神，而我想写的是这种为人处世的态度在今天社会里的处境，输赢的问题没必要关心，希望它能改变什么也不现实，但个中意味值得琢磨。

    中华读书报：苗秀华和她看不惯的一切行为斗，斗到了退休。苗秀华乔迁新居，搬进了一个新小区，又和物业公司的斗争，带领业主们解雇了原先态度恶劣的物业公司。此后苗秀华却陷入了一个战斗的怪圈，想要一手掌控新的物业公司，于是原来的战斗又成了新的战斗中的对立双方。为什么要设置这样一种转变？

    石一枫：如果没有最后这个转变，我想这篇小说也就没必要写了。对于人和事儿多想一步，让简单的东西复杂起来，让清楚的东西一言难尽起来，这是作家应该有的能力。

    中华读书报：今年3月《收获》刊发你的《心灵外史》，涉及传销团伙事件的描写。为什么以“心灵外史”命名？你觉得自己通过作品想要传达什么？

    石一枫：《心灵外史》这个题目是十月文艺出版社的总编辑韩敬群给起的，正好张承志有个名著《心灵史》，写的是信仰，我写的是盲信，只能算外史，我觉得起得非常贴切。这部作品本质上还是社会问题小说吧，只不过涉及的是我们这个时代人们精神领域的问题。

    中华读书报：很多人视你为“京味作家”，你如何看待这一命名？

    石一枫：我同意，毕竟是用北京话写作，言说事物的方式也是北京特有的。当然和北京相关的写作本身也很复杂，分门别类也好几个路数呢，这和北京这座城市的复杂性有关。此外也想指出，老舍之所以是老舍，王朔之所以是王朔，并不仅仅因为他们说话的方式，也不仅仅因为他们写了点儿北京老市民和大院儿子弟的生活，还是因为他们对所处的时代做出了反思，而这是任何优秀作家都应该做到的。

    中华读书报：可否谈谈自己的文学营养？外国文学和中国文学对自己的创作各有怎样的影响？

    石一枫：我在大学中文系念到硕士毕业，算是科班出身了吧。书应该算看过几本，真要和那种爱扯洋书洋名儿的人“盘道儿”，大尾巴狼装不了，小尾巴狼勉强也能装两下。要说对写作的影响，中国、外国的文学影响肯定都受过，开卷有益么。中国古典小说肯定是喜欢，西方的小说更喜欢英语国家的。但更不可忽视的影响应该还是来自当代文学，尤其是那些最当下的，还没有被经典化的文学作品。表现正在发生的时代变化，这对作家而言是极其重要的责任，也许可以说是最重要的责任，而如何言说当下，言说的过程之中又有哪些成败得失，这些教益恐怕只有同时代的作家才能给你。没兴趣再抱着本号称的“经典”就当武功秘籍练，这让我挺欣慰的。

    中华读书报：你怎样看待“大院文化”，“大院文化”是一个圈子，这个圈子中的作家，是否有一种共同的气息？

    石一枫：类似生活环境里出来的作家，想必还是有共同的气息。我到现在还以军属的身份住在部队的院儿里，日常生活决定了我熟悉什么，生疏什么。但放在比较长的时段里看，现在大院儿里孩子的状态、心态和过去肯定是不一样的。就拿一个简单的事儿说，以前大院儿的孩子上完中学就能当兵，别的孩子都得插队，这种优越感是不言而喻的。现在甭管什么人都得参加高考，大学毕业找工作上班，大家在出路上没有什么不同，面对的困境也没有不同，那么精神状态也就也差不多了。我不觉得我所写的人物因为部队大院儿的背景就有多么特殊，大家都是一样的人。

    中华读书报：对于语言，你有怎样的追求？

    石一枫：还是以清晰的表义为第一要求，最好能再生动点儿，至于其他的方面，比如腔调、风格等等倒没太多追求，尽量和口语的气息保持一致就行。我觉得文学的语言应该是有风格的，但风格也应该是自发生长出来的，你该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不存在什么“追求风格”。绷着块儿硬追求出来的风格大多是虚假的，甚而还是虚伪的。

    中华读书报：可否谈谈自己在创作是否有规划？你如何看待自己的创作前景？

    石一枫：也没太多规划，对什么事儿有感想就写点儿什么事儿，最好长篇幅和短篇幅的作品交叉进行，节奏上也是个调剂。现在比较庆幸找到了一个比较明确，自己也感兴趣的领域，以后会做些更深入的思考。至于有多大前景，那不是自己说了算的，所以也不琢磨。

    中华读书报：你希望成为一个怎样的作家？

    石一枫：当然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家。和八十年代比起来，写小说尤其是纯文学的小说这个行当虽然越来越不被认可了，但说到底还是个大众艺术，一个人写一群人看，所以从事这事儿归根结底也是伺候别人而不是伺候自己。一切只对自己负责或者说只对抽象的“文学”负责的写作，那需要格外强大的自信和决绝的意志，我不大赞成那种态度，但也挺羡慕持这种看法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