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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来》是孙中伦的处女作。生于1994年的孙中伦2012年赴美留学，是美国波莫纳学院（Pomo-na College）学生，罗德奖学金最终候选人。
2015年，他休学一年决定回国打工，走入人群的他成为东莞工厂的流水线工人，大理民宿的店小二，甘肃定西的初中老师，成都漆器厂的学徒工。2017年，他再赴剑桥深造。
“我会做一个自己想做的人，可我并不知道那是谁”，带着这个最初的疑问，他将自身的青春迷惘和价值困惑融入旅途见闻。终于，在他人的故事里，他释然了亲人的逝去、抚慰了青春的伤痛、了然了自我的追求。
回去
妈妈走之前一年，有一天，她身体虚弱。她把我叫到床边，对我说：“妈妈很可能快走了。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和阿公阿婆。”
“不会的，不会的。”我摇头，不看她。
她说：“你得接受它。”
一年以后，在她生命最后的几分钟里，我们全家人围坐在她身边。我握住她右手，爸爸握住她左手。我目视她的呼吸一点点黯淡。人在弥留之际，意识已经消失，灵魂飞向天际，唤不醒了。我跟她说家常话，说往昔快乐的日子。她没有反应。我知道，为时已晚。可我还有承诺没有讲。
我俯身告诉她：“妈妈，我向你保证，我一定照顾好自己，照顾好阿公阿婆和爸爸，对他们好。”
那个瞬间，神启般的，她动了嘴唇——我知道，那是妈妈在答应我。我接着告诉她：“妈妈，我会像你希望的那样活下去！”我清楚，妈妈平日里，最害怕我做人、行文过激。“你知道为什么你叫中伦吗？”她总告诉我，“‘言中伦，行中虑。’所以，说话之前，要先想好。”“知道啦。”我搪塞她。她摸我的头，说，“有一天，你会理解的。”
我多想告诉她，我理解了。我希望她走得安详，不留遗憾。然而这次，妈妈没有应答。她像之前的两个小时那样，缓慢、深沉地呼吸。而直到此刻，我才真正明白。
我告诉她：“妈妈，我会做一个自己想做的人。”
就在说完的时候，我看到她流泪了。一滴而已，没有颜色，很快飘散。没人注意，可我看到了。她哭了。几分钟后，她停止了呼吸。
我会说，妈妈的眼泪，是一个奇迹。在古希腊的基督教传统里，见证奇迹的人，亦是殉道者，是有神性的。我不信神。可我相信，这是生命延续，是妈妈留下的启示。如此，我知道，茫茫一生，我有一件非做不可的事情。
在通常的寓言故事里，从此我发愤图强，在一句无关紧要的过渡语之后，找到了人生真谛。那当然是异想天开。妈妈走后一个月，我在Pomona入学，和几个素昧平生的同级生一起，去南加州的山上开学旅行。夜里，我们把睡袋搬到半山腰上，看银河斗转星移。他们互相诉说着新鲜的秘密，那么真诚而快乐，让我的悲伤无处躲藏。星辰的漂泊是那么清晰可见，地球的自转像秒针般准确无情，我知道，一切都无从逆转了。
独处的时候，我坐在山坡上，把想对妈妈说的话写在撕掉的纸上。写完以后，把它丢进傍晚的篝火里。
“你在做什么？”一个拉丁女孩问我。
“烧纸。”
“为什么要烧？”她不明白。因为在他们的传统里，火焰无法连同阴阳。然而她的疑惑让我觉得，我所做的一切也许都是自作多情。时间在宇宙的齿轮下一往无前，而我还活在追忆里刻舟求剑。
“因为好玩。”我告诉她。在她继续提问之前我笑了，笑得那么欢愉、无所顾忌。像是在开一个玩笑，一个糟糕、滑稽、让她无从回答的玩笑。
我曾希望能得到妈妈的回信。根据迷信的说法，它应当出现在梦中。那时妈妈穿着华丽的衣服，像云彩那样姗姗而来。从没有过。从未发生。我想，这大概是因为我是个调皮孩子，一个怠于思索的不可知论者。这样的人如何得到眷顾？既没有寻根究底的不屈，也缺乏向信仰里纵身一跃的勇气。随之以拙劣的自嘲来延缓烦忧，像喝下一罐罐便宜却有毒的烈酒。
“我会做一个自己想做的人，”我写在纸条上，“可我并不知道那是谁。”
在许多夜晚，我睡不着。关灯之前，我把床上的饮料罐头扔向门口的垃圾桶，多数时候，扔不准。它们弹出来，黑色的液体洒在地上，像发霉的血。
“管他呢。反正我是破碎的人。”
夜深的时候，我看视频或者电视剧，翻来覆去，打发时间。我尤其爱看折纸教学。我并不会折纸，但看着视频里女人的心灵手巧，却往往沉溺不自知，仿佛其中有某种母性的东西，平时寻而不得。往往到第二天中午，我才沉沉醒来。加州的阳光从百叶窗里爬进来，摊在地上，像寄宿学校里蚊帐上的臭虫。我坐起来，给教授发邮件，“今天我感冒了，头昏啊，所以没来上课”。
教授从未戳穿我。有些，甚至还挺喜欢我，因为我常去找他们聊天。在大学里我成绩并不差，当然，也没有多好，但没有差到可以标榜自己特立独行的地步。课余的时候，我去球馆打篮球。站在三分线外，把球抛给矫健的黑人同学，他扣篮得手。
“好球！”我过去和他击掌。
“伙计，你传得也不错。”他朝我笑笑。
是这种平庸让我尴尬。走在学校里，像一具驼背的干尸，左顾右盼，打招呼或强颜欢笑，一生就这样过去。在朋友来房间玩儿的时候，我故意把高中时写的书放在架子上。他们装模作样翻阅我书架的时候，会意料之中地大惊小怪，“哇，这是你写的！”
“嗯，小时候写的。”
“高中时候就写书啦！”
“随便写写的，小孩子，幼稚得很。”
“快，知识分子，签名送我。”
你来我往的奉承游戏，容易造成错觉，仿佛自己是重要的，或者曾经重要过。我在扉页上给他们签下自己的名字。“你为什么叫中伦？”他们问我。“《论语》里的。‘言中伦，行中虑。’”我告诉他们。等他们走了以后，我再从箱子里拆一本新的，放到书架上去。有时看着它，我会想起高中时肆无忌惮的日子，看书，写自以为深刻的文章。可我会说，那是好日子，单纯，澄澈，不会更好了。我想起，每当我写完文章之后，妈妈总会翻来覆去地读。我想起她哼着的《女人花》。那是在一条小巷，黑夜里，她穿着黑色的衣服。我怎么又想起她了。
一天，埃里克森教授把我叫到办公室。他教我“大陆哲学”。埃里克森教授二十四岁从耶鲁博士毕业，这是他在Pomona的第五十个年头。
“我看了你的考试和论文，中伦。”他说，“你有没有认真考虑过以后从事哲学研究？”
“没啊。”
“我在这里教了五十年了。”他说，“我认为你身体里有一种才华。你要抓住它。”
2014年，黑人青年迈克尔·布朗在弗格森镇被警察误杀。
自此，种族平权运动又一次开始席卷美国，在巴尔的摩，愤怒的黑人们发生了暴动，烧了汽车，打碎了商店的玻璃窗户。在自由派思想盛行的Pomona，学校组织了BlackLivesMatter（“黑人的命也是命”）的游行。礼堂里，学生们都席地而坐。我进去的时候，大厅里熙熙攘攘，每隔一段时间，学生们就振臂欢呼。我看不清讲话的人，好像是一个黑人女性。她喊着：“为什么媒体只关注碎了的窗户，而不是碎了的脖子？”
那天晚上，游行结束以后，我遇到了小音，一个朋友，也来自中国。她说，“哈哈，砸得光荣，砸得高尚。全场掌声雷动，都觉得太有道理了，太伟大了。这就是Pomona教我们的。”
“砸东西不对。”我说。
“但他们为这句话鼓掌。他们为给打砸抢开脱的这句话鼓掌。”
“我没觉得，那是在说媒体的偏见吧。”
“呵呵，少数群体也真是闹够了，他们要的东西还不够多吗？”
“可我们自己在这里不也是少数群体吗？我们活得好好的，不是平白无故。”
“你真是什么都不懂。”她说，“Pomona就是一个气泡。我们都活在气泡里。但我们总有一天要走出去，要面对社会，你不可能一直当一个被宠坏的孩子。”
她说完便走了。我焦急告诉她，“这不代表社会是对的！”然而她并没有回头，而是步入黑暗中去。为什么她能轻而易举地适应黑暗？我抬头望着夜空，星辰让我想起开学旅行时漂泊的银河——宇宙是那么庞大、不可阻挡。那么，抵抗有什么意义？可恰恰是此刻，我想起李克曼（PierreRyck⁃mans）说的，“成功者改变自己以适应这个世界；失败者总是尝试改变这个世界来适应自己。因此，我们这个世界的所有进步，都依赖于失败者”。没有来由、无处可去的自信涌上心头。从这一刻起，我决心要做一个失败者。
自此以后，在学校里的生活，越发使我焦虑。身边的朋友，许多开始转变了。大学的前两年，我们讨论平等、再分配、资本的伪善，可如今要踏上社会，他们却变得越发模棱两可，甚至咄咄逼人。饭桌上，一个朋友在谈到资本时，对我循循善诱，“我以前也是和你一样想的。但是这种想法太幼稚了。”他随即加重语气，“我告诉你，事实上，金融产业调配资本，把钱投到有价值的项目上，本身就是有价值的。”我反问他，“是价值还是利润？”“你真的不懂！”他忽然面红耳赤，“那你怎么定义价值？你告诉我，你怎么定义价值？”
在大多数时候，我都无从争辩。我遇到许多人，聪明，深知辩论的技巧，可原则非但未曾引领生活，反而成了为欲望辩解的工具。仿佛教育的潮流，不再是架设智识的阶梯，而是替特权埋单。我想起和导师的聊天。他告诉我，他在面试委员会的时候，越来越多地见到许多完美学生，完美的成绩，完美的研究背景。“然而，当我问‘为谁而学，学什么，为什么要学’的时候，他们却突然全都不知所措。”导师说着，身体向我倾来，“所以，你们在食堂普罗米修斯的壁画底下一日三餐地吃了四年，竟从没问过自己这样的问题？”
办公室里，埃里克森教授问我，“所以，打算继续读哲学吗？哦对了，我下学期教海德格尔，希望你能来。”
“不来了。”我告诉他，“我打算休学一年。”
“做什么呢？”
“做一个理发师。”
我告诉他，在天窗下的一个夜晚，我想到去做一个理发师。我觉得，那是一件正确的事情。
我最终没做成理发师，而是去了工厂，民宿，农村，庙宇。有时挤在深圳的胶囊旅馆，有时睡在西北的炕上。生活大多数时候无聊又枯燥，在奄奄一息的时刻，我就把有趣的事写下来。
许多人说，“啊，你在体验生活，好。”他们的语气，好像是我本来不属于这样的生活，而去刻意为之，为的是学会吃苦耐劳以便将来飞黄腾达。这里的潜台词是，理发师和工人们与我们是不一样的，你走进他们的生活，就像但丁走进炼狱。
在旅程里，我遇到很多人。大多是好的，也有疑心重重的，但从未遇见彻底的坏蛋。我遇见老人和孩子，他们大都比我出色，可命运并未留给他们许多选择。然而即便如此，他们仍辛勤工作，尽力去捕捉快乐瞬间。这是胜者的生活。
在工作的间隙，我问他们问题，他们回答。往往越是不幸的人，就越坦荡和真诚。很快我们便成为朋友——故事不再是一篇新闻报道，而是我们之间的共同记忆，私密而精致。在交叉的个人叙述里，一个统治性的宏大叙事被打破了，碎成了一个个偶然、丰富却盘根错节的故事。而在他人的帮助下，在写作的迷宫里，我也开始直面时间与记忆。
我时常问自己，我在做自己想成为的人吗？这是妈妈留给我的启示和谜题。我开始觉得，这个问题不应该有答案，或是说，很长时间内都不应被回答，因为降临的救赎是廉价的，是寻找的过程让它弥足珍贵。恍然大悟的好事，还是留给百家讲坛。
人们也问我，你成长了吗？你有哪些体会？这样的问题时常让我尴尬，仿佛成长和长个子一样，只是青春期的经验，从男孩到男人，一夜之间就完成了，而之后的日子，无非是重复成年的责任和习惯。其实，我更希望他人发现，我没有多大改变，正如我并未偏离二十岁时想象的自己，那时我写道：
我想，写作是一种使命，一个孤身一人、自言自语的拾荒者的使命。就像西西弗斯命定的巨石一般，凛冽的寒风穿透着他的一生，而他就要抓住那些美妙而缥缈的瞬间，不让他们在皱纹占领自己之前随风而散。
在这个意义上，我一直是个失败的抗争者。我很幸运，还从未沉沦于成功的假象。
回来
死亡是叙述的终点，是一切线索，思辨，悲喜的汇集之处。如今，你会说，每个人都在处理死亡的问题，每时每刻。而在有限性的面前，恐惧展开，意义再现，人终于学会更好地活。可你仍无法说，你已完全接受妈妈的离开，以及将来你自己的。你的处理是不断地回来又走开，不断地幻想又落寞。你时常会想，妈妈是怎样做的？记忆里，你始终无法辨别，她到底是云淡风轻，还是避之不谈。她旅行，生活，仿佛死亡从未盘旋于未来之上。如何做到的？如何视而不见？
你去美国上大学的那天，妈妈的气色已经好了许多。你坐进车里的时候，她向你远远招手。招着招着，她忽然哭起来，捂住脸，走进屋子里，身后的人都紧随她进去。在机场，她又打电话给你，仍有哭腔，“对不起，儿子，刚刚还是没控制住。想到你第一次要离家那么远，我就难受。他们都说，你很快就回来，可是……你要注意安全，到了，告诉我们”。
在美国，你天天和妈妈视频。视频里，她总躺在床上，一只手摇摇晃晃地举着手机，一只手捂住那只失明的眼睛。你们聊天，像说悄悄话，说秘密。“好一些了吗？”你问她。“嗯，最近好多了。”她说，“他们都出去啦，以为我在房里睡觉呢。现在，就我一个人。”她小声告诉你，“我最近觉得，以后可能没法工作了。我在想，要不要换一个行业。你看，我喜欢艺术品的——”你对她说，“你以前不是说，要去山区做老师，要去世界各地徒步吗？你换得真快。”她笑了。手机屏幕又晃起来。
你觉得，疾病似乎让你们和解了。你开始向她倾诉烦恼，这在之前不可能。“最近压力很大。”有时你告诉她。她贴近镜头，一字一句告诉你，“儿子，能做成什么，真的不重要，一辈子很长。你只要健康快乐，就好。其他，以后都会水到渠成。”“我们是你最坚强的后盾！”爸爸闯进镜头说。
你一度相信，有朝一日，妈妈就要康复。你还清楚记得，放假回家的那天，她如何奔来门口迎接你。那时候，你已几乎快忘记她健康时的样子。“我的宝贝儿子！”她抱住你。“你看起来，好多了。”你说。“是啊。”她笑着。那个时刻，你以为终于要苦尽甘来。
一个月后，你在美国上学时，接到爸爸电话。
“有一件事，你能不能早点回来？我机票已经帮你订好了，后天回。”他说。
“开什么玩笑？”你生气了，“我这边还有两个礼拜才结束，怎么回？”
“嗯，挺急的。”他仍旧不紧不慢，“回来看看妈妈。”他哭了。
这是你第一次听爸爸哭泣。没有前奏，直接爆发，像一头中弹的狮子。颤抖的呜咽后头，你听见阿公用力拍打爸爸的肩，“你不要哭，你不要哭——”然而说了两句，他也哭。
“我最不愿意的，就是告诉你……”爸爸说。
你终于明白，而你或许早该猜到的——两年前，他拿到妈妈的诊断单。那一刻，或许更早，他做了一个选择——是有尊严和希望地活着，还是在死亡的倒计时里走过余生？他心里有了答案，于是决定对所有人撒谎。他伪造诊断单，跟上下的医生护士打好招呼。每天取药，撕掉标签。家人的欢笑里，夜夜的床边，他惊慌，紧张，也若无其事。两年后，他终于无法再瞒住你——但是，他还需要瞒一个人。
“你大了，你大了。”电话那头，他恢复平静，声音却渐渐弱下去，像是喃喃自语，“不可以告诉妈妈，她还不知道。”
回到病房，妈妈比你想象中面色好些。“儿子，你来啦。”她说。你明显感到，她语速慢了，像是许多话，都想不起来。
“我还跟你爸爸讲，不要麻烦你。”她说。
“回来陪陪妈妈嘛，心情好了身体才好，应该的！”爸爸一旁接话。
“对，”你说，“反正那边课也上完了。”
你不清楚妈妈是否清楚自己的病情。你怀疑她一开始就知道。毕竟，她那么敏感，你曾觉得，她可以猜透任何人。爸爸告诉过你，多年前，妈妈曾告诉他，将来若病情复发，一定要给她尊严。那么，现在，她知道自己骨髓和肝里长满了肿瘤吗？“没关系，不疼了。”她总对你说。
那天晚上，妈妈的意识渐渐暗淡下去了。她开始说不连贯的话，时常叫唤，“不要找我！”说完，又沉默。你躺在旁边的病床上，意识却是身处沙漠中央。在沙尘的一端，你远远看见妈妈。她被风暴环绕，好像迷了路。你向她奔过去，企图用手指穿透风暴。无能为力。“请让风暴环绕我吧，怎样都行。”你对风暴说。然而风暴没有听见，妈妈也是。
第二天一早，阿婆来到病床前。妈妈伸手抱住阿婆，“妈妈，妈妈。”她哭了。“我的女儿，我的女儿。”阿婆哽咽。过了一会，妈妈失去意识，开始狂躁。她时常坐起，后又躺下，好像是要透支最后一点生命活力。再后来，她没有了力气，躺在床上。她的眼神开始向四周旋转，仿佛为了最后再好好看一眼世界。接着，她闭上眼睛，开始缓慢呼吸。
你告诉我，你去了许多地方，而你终于回来。
你说，在外头的日子，你遇到许多人，想起许多事。而唯有一件你念念不忘。那是在妈妈床前的最后时光，她的呼吸黯淡，她的意识缥缈。那个时刻，你终于决定对她妥协。你告诉她，你一定像她希望的那样活下去。你要以你的肉身，来延续她的生命。可她没有答应你。你知道，她也妥协了。于是你告诉她，你会做一个你想做的人。然后，你看到她流泪了，她的呼吸随即飘散。几年以后，你走过的所有路，写下的所有字，都是一个承诺。
在所有旅行结束以后，你回到家，重读妈妈生前的博客。你发现，原来你如今做的许多事情，都成为了她生命的延续。十一年前，2005年的12月5号，她写，“现在，爱情已经不能让我感动了。不，应当说，让我感动的已远不止爱情这么微小的单位了。我发现，我身边的细节开始感动我了：我父母、我的儿子、我的老公、我的哥哥、姐姐，甚至是我楼下的邻居、在我们楼道里打扫的清洁工……我感动的是，活着真好；努力地活着，真是有尊严。”五年以后，在给你手写的最后一封信里，或许那时她已经知晓自己的命运，她告诉你，“懂得珍惜当下，珍惜我们身边的人，珍惜我们的经历。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短暂得如同风吹即散一般，也许，我们做不成什么大事，没关系，珍惜这短暂的时光……我希望你能更深刻地去爱我们的世界、爱我们的生命。‘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我和你爸爸希望你能够时时好时节。”那个时刻，再看到这些的时候，你才明白，人不会轻易被死亡战胜，践踏。死亡无法打断所有事情。妈妈告诉你，意义在平凡和大地上。她教你，道理在春夏秋冬。而如今，你要为她完成她未及完成的事情。你要赋予生命以尊严，要在呼啸向前的历史面前，记住自己，以及所有已被抛弃和将被遗忘的人。
妈妈葬礼前，爸爸告诉你，你曾有一个子宫里的兄弟。双胞胎。你在人间，他在天上。于是，从那时开始，你想象给我写信，想象我盘旋在空中，俯瞰你的一生。你写给我七封，如今我也寄回七封给你。至此，来来回回，念念不忘。文学让一切都掷地有声。
在葬礼之后的某天，你和爸爸走在公园的小道上，两旁是盛夏葱郁的树。他忽然告诉你，“我们都要努力活着”。那个时刻，你又想起许多年前，你犯了错的傍晚，和妈妈走在路上。她告诉你，“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她说，“所以，要做一个好人。你听明白了吗？”之后的许多年，她的话湮没了，湮没在你失去的人和时间里。然而此刻，你多想告诉她，往昔全涌来，每个瞬间你都历历在目。你多想告诉她，你要活下去，活下去，活下去。你要回来，在所有的时间里爱生命——
而今天，你告诉我，你回来了。你从衰老与童年里回来，你走了一遭又回到此刻。你还说，意义，叙述，都在此悄然而生，也该在此戛然而止。
（本文摘自《回来》，孙中伦著，台海出版社2017年6月第一版，定价：39.00元）
（本版文字由燕婵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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