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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尝试弱化故事的现实层面、从童话逻辑体系的角度来打开故事情境时，让人忍俊不禁的故事元素，达到意料之外的阅读狂欢。
提及程玮，不少评论家必然会想起上世纪80年代儿童文学领域一批锐意创新的青年作家群体和热情洋溢的艺术探索风潮。从《白色的塔》《贝壳，那白色的贝壳》《孩子·老人·雕塑》来看，不难发现，程玮的作品率先褪去了以往“小家子气”的写作病症，带着当代审美观念中象征和写意的优雅姿态，纳入到了主流儿童文学的艺术覆盖面当中。
在长期的生活体验和创作实践过程中，程玮明确表示不愿重复自己，不拘泥于所熟稔的单一风格。她移居德国，将行走东西方的观察、对异域文化的审视、对儿童教育的思考融入涉及国人域外生活的《少女的红围巾》《少女的红衬衣》等作品，以及“周末与爱丽丝聊天”“周末与米兰聊天”系列等。当她以愉悦的心情译完《我和小姐姐克拉拉》时，她想尝试面向低龄，创作一部“亲子共笑”的儿童小说。由此，“海龟老师”系列应运而生。
“海龟老师”系列首先推出《校园里的海滩》《十字路口的汽车》《天上的声音》三本轻巧连贯的校园故事，讲述了从英国留学归来的雷老师与多莱、娜苗、毛毛等一年级孩子的日常相处。故事篇幅不长，用词简洁精炼，叙述流畅明快，契合低段儿童的阅读与审美。
单看书名，这位雷老师易被贴上各类优越的身份标签：海外留学的学历背景、广博的知识储备、开放的教学理念，等等。的确，他与传统意义上的老师不太一样。但滑稽的是，自带理想光芒的“海龟老师”为我们所预留的阅读期待，却与全书着力塑造的主角形象大相径庭。这位年轻的海归老师略显青涩，面对孩子时他总笑眯眯，一生气就把眉头皱成“一”字，时常会犯一些和教育现实脱节的可笑错误，有时又有点不接地气，或许他还不能明确教学现场的奖惩拐杖该如何权衡，因而他与孩子们的对话总带着俯就和商量的语气。简单说来，这是一位并不完美甚至有着太多缺陷的“一年级老师”，可见“海龟”身份本身也是自带矛盾和戏剧性的一种设定。
也正是因为海龟老师的诸多不完美，这一人物形象才产生了丰富的动态表情和生动的喜剧效应。当他回想起英国的学习生活时，他竟然提出了海边露营的构想，以此激励孩子们获得进步；当他的理念与现代教育观发生激烈抵牾时，他钻进帐篷大睡一觉，又像英雄般毅然帮助孩子们实现愿望；当他面对无人接送的孩子时，小心翼翼地载着他们行驶在晚高峰的路上，怯懦却又勇敢；当他一遍遍地在十字路口观望交通指示灯、发动车子时，我们不禁为他捏了一把汗；可有时候，他又比任何人都清醒和理智，能够身体力行地向孩子们传达社会的秩序与竞争的规则。
海龟老师这种极致的性格表现又离不开整部作品中儿童视角的运用。由多莱的眼睛看，由多莱的口吻说，可以发现，自儿童思维辐散开来的校园生活即便与现实生活有着相当的距离，依然也是合乎情理，并且由此焕发出了迷人的童话色彩。不妨把特级教师周益民的推荐语当作解读作品的一把钥匙——“我恍惚觉得这其实是个童话，道出了我们想要的那种童年生活”。程玮向来重视对生活的主观感受和尽可能独特的艺术表现，用她本人的话说，即把创作置于现实与艺术相交叉的焦点之上。当我们尝试弱化故事的现实层面、从童话逻辑体系的角度来打开故事情境时，“海龟老师”的命名与释义便可看作为构建童话氛围的一种快捷方式，由此切入，可以看到教室里的睡袋帐篷烧烤架、一大片深蓝的操场海洋、一声声响亮的广播海浪、红黄条纹的斑马车等等让人忍俊不禁的故事元素，达到意料之外的阅读狂欢。
实际上，面对成人世界的对立与碰撞，这种不可靠叙述可以恰当地护佑“天真”运转于作品的潜流，保留单纯的童年生活原貌。因而当多莱对雷老师的变形执迷不悟、坐在老师身边怀想“如果我们愿意，就上岸变成人，像正常的人那样吃饭睡觉；如果我们有烦恼，不乐意做正常人了，我们就可以回到大海里，像真正的海龟那样游来游去”时，当多莱一笔一画认真地在黑板上抄写交规考题时，当妈妈告诉多莱“红灯停，黄灯停，绿灯亮了也不开”的司机肯定要补考、多莱赶紧不作声替老师保密时，这些夸张的情节里裹挟了一份真实的力量，读来觉得温煦熨帖。此外，“毛毛”这位不完美小孩也是作者倾力塑造的人物形象。他是班里最小的孩子，有提不完的、让人难以回答的奇怪问题，比如课堂上“我们考不好，为什么就丢了你的脸呢？”“如果我们考第一，那原先的第一名怎么办呢？”一连串的稚气追问。一幕幕儿童生活轻喜剧，饱含了童年最纯粹最质朴的欢乐精神和积极力量。
因此，当本书责编孙玉虎将三本书的关键词归纳为“承诺”“守护”与“选择”时，我更愿意站在孩子的立场，将其修整为“期盼”“宽容”和“成长”。孩子们的尊重与坦诚、宽容与耐心、信任与陪伴更应当是雷老师打破一个个现实困境的重要因素。海龟老师不完美，但并不妨碍孩子们对他的喜爱。在孩子们无畏的天真中，在一个用写实手法营造的童话式虚拟空间里，这位来自现实世界、充满缺陷的不完美老师一步步得到成长，其形象的确立也才可能产生一种纵深度，而成人世界与儿童世界之间的错位也得以形成一种平衡的张力。
略觉遗憾的是，“海龟先生”系列既以一年级学生为描写对象，似乎又存在着部分不符合低段学生行为的细节疏漏，如成绩排名、抄写黑板字等。当雷老师出现明显不当的教师用语时，我们虽可以将其理解为一种戏谑的表现形式，但也完全有理由倡议，作家能否稍作调整，以一种轻巧又不失智慧的方式为文本提供更为开阔的童年观与教育观？
程玮“不愿重复自己”的探索与攀登本身就是一种成功。当我们中的大多数仍旧犹疑于“文学性”与“儿童性”的比重权衡时，程玮作为1980年代儿童文学探索潮中不可忽略的一位亲历者，她的这一“转身”或许已经告诉了我们她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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