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耻者勇：《论语·宪问》发微

    《论语·宪问》篇，共44章，所涉及内容较多，黄克剑先生认为：从首章“宪问耻”这一记述方式看，本篇的辑录者很可能是做过孔府家宰的孔子弟子原宪（参见氏著《论语解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如果说《论语》中的《颜渊》《子路》诸篇，重点是阐说“为政”之道，本篇的重点则侧重于申明“修己”之道。前者在某种程度上，是孔子的“外王”理想之说明，而后者在一定意义上，则为孔子的“内圣”境界之阐释。对照阅读，可见《论语》编纂者的微妙之意存焉。

    观摩《宪问》全篇，“古之学者为己”之“为己”两字，可谓其中心命题。“为己”的核心，是“有耻”，作为士人，一个必不可少的品质，就是必须有羞耻之心，知荣辱，识羞耻。反之，如果没有耻辱之心，则必定会突破道德的底线，践踏游戏的规则，肆无忌惮，为所欲为，“内圣”既无从谈起，“外王”更无法企及。由此可见，孔子是把“行己有耻”作为“修己安人”的根本前提来严肃对待的。所谓的“内圣”之道，在相当程度上就是一种耻感文化。

    具体地说，“有耻”要求一个士人洁身自好，与恶俗的政治、腐败的风尚划清界限，保持清醒的头脑，坚守道德的立场，不与流俗同流合污，认同清明的政治，远离昏暗的现实，“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即使做不到完美无缺，伟岸崇高，也至少能保持独立的人格，拥有基本的觉悟，“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懂得收敛自己的锋芒，避免犯夸夸其谈、自命不凡的过错，即所谓“其言之不作，则为之也难”。

    “有耻”还要求一个士人慎言谨行，不贪图留恋安逸的生活，能够经受得起各种磨难，各种挑战，各种考验，“出淤泥而不染”，既不在逆境当中灰心丧气，自暴自弃；“濯清涟而不妖”，更不因顺境通达而忘乎所以，得意忘形。“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爱之，能勿劳乎？忠焉，能勿诲乎？”能够根据形势的不同与环境的差异，采取不同的处世方法，直道而中行，外圆而内方，先正视和适应环境，在此基础上再积极改造和美化环境，所谓“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

    “有耻”更要求一个士人修身不倦，积极向上，有崇高的理想，有宽阔的胸襟，能够明辨是非，能够坚持原则，“君子上达，小人下达”，“不怨天，不尤人，不学而上达”，“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摈弃奴颜婢膝，以直道侍奉君主，恪守做士人的基本准则，“勿欺也，而犯之”，“以直报怨，以德报德”。注重自身的问题，拥有良好的心态，襟怀坦荡，超越小我，“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

    显而易见，孔子所提倡的以“修己”为中心的耻感文化，其根本的旨趣，乃是培育谦逊而健全的君子人格：“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强调德先才从，德主才辅，学高为师，身正为范，“骥不称其力，称其德也。”应该说，这是一个真正士人的安身立命之本，在今天依然有其重要的启示意义。现在许多读书人，虽然也枉担着“知识分子”的名义，但不同于“古之学者为己”，他们当属“今之学者为人”，不管其表面上如何光鲜亮丽，怎么冠冕堂皇，可实际上他们早已丧失了知识分子应有的风骨。换言之，他们并没有起码的担当精神，也不复存在应有的责任意识，或奴颜婢膝，臣服于权势集团，粉饰太平，歌功颂德，沾沾自喜，乐此不疲；或为虎作伥，依附于利益群体，指鹿为马、推波助澜，以期从中分得残炙剩羹。他们的堕落，原因虽各不相同，但有一点却是具有共性的，即都丧失了起码的羞耻之心，唯利是图，将道义完全置于脑后，这就导致了他们突破道德的底线，最终沦落为行尸走肉的一群。

    从这个意义上说，孔子所汲汲倡导的耻感文化，在今天仍没有过时，它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真假“士人”的真实面目，让人们得以明白“士人”的职责之所在，从而引以为戒，更好地“修己进德”，来保证士人的风骨不至于被葬送，士人的人格不至于被扭曲！

    本篇还有一个重要内容是孔子有关人物的评价。这些人物中，既有历史人物，也有一些与孔子同时代的人士。在相关的评价中，孔子同样寄托了他自己汲汲追求的政治理念，表白了他自己一以贯之的价值取向。

    孔子对历史人物与当代人物的评价，首先是注重于道德优劣的认同与减否。齐桓公与晋文公均是“春秋五霸”中的佼佼者，然而，在孔子看来，齐桓公无异要大大优胜于晋文公，理由无他，就是因为齐桓公他品行端正，作风正派，而晋文公尽管有打赢城濮之战，举办践土大会，“取威定霸”的赫赫功业，可是性情狡诈，喜欢玩弄权谋手段，作风不够正派，心胸不够磊落。总之，在孔子眼里，齐桓公的身上，体现的是一种凛然正气，在晋文公身上，反映的则是一种狡诈诡谲，“晋文公谲而不正，齐桓公正而不谲”。

    但是，孔子毕竟是“圣之时者”。他虽然主张对人物的评价，必须首重道德，“道德评价”是人物定位上的最高标准，不过，他并不因此而忽略或抹煞功业大小在历史人物定位问题上的重要性。这也就是说，在人物评价上，他在优先考虑道德要素之外，还主张要关注人物的历史功业，把特定历史人物的功业建树也作为该人物历史定位过程中的重要参照系数。

    这一点，在本篇孔子关于管仲的评价言辞中有着鲜明的反映。在《论语》一书中，孔子曾多次批评指斥过管仲，说什么“管仲之器小哉”，这不可谓不严厉，不决绝。但是在本篇中，孔子对管仲的评价却相当正面，甚至可以说是推重备至，不吝赞辞。他热忱地称道管仲是“仁者”的楷模，“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管仲相桓公，霸诸候，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真可谓是极尽褒奖之能事。

    孔子既多处批评管仲器局狭小，“管仲之器小哉”，说管仲贪图享受，汲汲敛财，有所谓的“三归”，但又毫无保留地肯定和推重管仲，对其许以“如其仁”这样的罕有褒扬。表面上看，孔子在管仲评价问题上似乎显得自相矛盾，彼此抵牾。

    其实，这中间并没有真正的矛盾与对立，而是孔子在人物评价问题上，所持的是两套迥然不同的标准，即道德标准与历史标准。如果单纯地以道德标准来衡量，管仲的节操的确有一定的亏缺；但是若以历史标准来评估，管仲辅佐齐桓公在“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如线”情势下，高擎“尊王攘夷”之大旗，挽救和保存了华夏文明，有大功于华夏民族，这无疑值得充分肯定和积极表彰。而本篇中孔子有关管仲的评价，则主要是着眼于“历史评价”。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孔子才对管仲不吝溢美之词，褒扬有加，这充分反映了孔子本人在人物评价问题上所持观点的全面性与完整性，也给我们提供了“知人论世”方面的有益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