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今日再来解释“书画同源”,固然避免不了对书、画技法相近特征的讨论,但也不应该止于此。“书画同源”的最终也是最好的实现,根源于对书法隐寓与绘画象征的超然贯通。古代书法家就已领悟笔迹者界,流美者人,因此书法可以达人性情,形人哀乐。画者亦然。中国文人画重精神,绘画一事,代有名家,而格因品殊。虽然艺林常出现对绘画技法的阐述,但定格之品,却为个体独有。因而人非其人,画便难为其画。山川气象,以浑为宗;林峦交割,以清为法;虚实相生,无画而造妙境,大体而言如此,形诸笔端又品格各异。
所以操作中国绘画与书法,都有暴露自我的危险。字如其人和画如其人,非为谬说。坊间曾有执蔡京书法以证明字如其人说法的失灵,显然是没有读出蔡京字中起笔、收笔都有的轻佻,也没有识得他营造太过的匠气。骨体筋而植立,筋附骨而萦旋,而蔡京的字,不见筋骨只见肉矣。字如其人说法终究还是灵的。
书、画对作者的暴露,实际上显露的是作者自我证实的过程。画作一旦成就,作者胸中气度已现端倪;题诗于画,是作一番释意,画可以因诗成,诗也可以为画题;赠名而统摄诗画,到此诗、书、画的文学性、形式感、思想性最后得到一种贯束。艺术仅形式上就能达成一定程度的对作者的呈现,而假设还有作者自述作为辅弼,那么对于作者的呈现程度自然更深。作者的志趣情操、精神气节,或有可能于中寻见一二、印证一二。
故而伍公立杨所作《青山之隐》这本画册,必然有它无法隐藏的东西。这是一本画册,也是一本散文集,文画交合,互为映照。从形式上言,这一本与同系列中诸本如法清《禅意人生》、二刚《独上高楼》一样,都逃不脱形式所要求的画家自证;区别在于技法,更在于呈现出的画家主体。同是山水,《禅意人生》中山是水的背景,画家以带状晕染或粗疏线条画就山势,有高低但无远近;于水仍以晕染,而不以留白造就。画法绝然不可称为工笔,于传统写意甚至也显得粗略,但又不应称为粗,而应称为简。《青山之隐》中山水却呈现了一套完整的文人山水画样式。仍就山水态势而观,可以见到巨岭横开,远藉群峰,山势迢遥,陵阿层转,也可以见到倚山形而水道达,异地势而成路,水平画沙,近山滢洄。《禅意人生》与《青山之隐》,情俱寄于山水,表现如此不同,因一者以己附情,一者以情释己。
古来的智慧有它温柔的一面,其中对自然的皈依称得上显著的一种。道家的道,就是希望最终弥合物与我之间的对峙,浑而一体,即所谓天人合一。儒家的道,也未尝不含有“天”的神格威严,人对天的最终归向隐然其中。释家的最终归宿不以道名,但在实践路径上仍称“大道”,它所希望到达的,依然是一种消弭对立和紧张的境界。三家所驻止,皆在于心。三家之中,道与佛的相似处常常受到注意,“心似已灰之木,身若不系之舟”,既可以形容“坐忘”,也可以形容“寂灭”。未达之境可藉画达,所以有《禅意人生》与《青山之隐》这样的作品。饶有趣味的是,两本的差别,仿佛隐寓着僧与儒的差别。僧人修业的归趣在于解脱,而何为解脱,浩瀚佛说已经讲得十分分明了。所以对僧人而言,他们的目的是明确的,恒定的,需要思虑的在于路径;对于要到达的境界,也是明白无误的,需要思虑的就是如何在其中常住。在这个寻找常住于境的过程中,自我需要泯灭,否则依据佛陀的教导,这将犯下我执的过错。《禅意人生》中画家的自我证明,让位于对禅精神的阐释,也正是“我”的退位,“境”的上升。画家不重山却重水,正是因为在禅教中,水有智慧观照之意。
与之相对,《青山之隐》中的“我”却是异常明显的。技法的繁复、构图的匠心,就已经透露出画家的用工。《青山之隐》现于眼前者是山,因山势而留白处是水,这就与《禅意人生》画水隐山便不同,论山称势,论水谓形,水可以无形,山不能无势。壁立千仞,那就是画家气度的外显。《青山之隐》中的“我”隐于画中,也化于画中。
隐化于画,画家的“我”恰恰没有消失,而成为常在,观画便见“我”。如果说画中之“我”尚属意中之念,在若隐若现之间,册中辑录的散文,便将这个主体凸显出来。文章写书画篆刻因缘,写读书文字之美,也写人怀友,却与《独上高楼》中的文章又不同。《独上高楼》也写到了这些,却多有闲趣,类于小品,更有些嘲与自嘲意。《青山之隐》却无一字闲,似希望喻大义于行间,行文每每有沉郁之处,以至于作者引张恨水“春秋佳日,负筐携剪,漫行山野间,随采野花入家供之”句,便有赫然入眼之感——实因为与“我”寂然独坐,林间松风的境象形成一柔一刚,一媚一直的对比。伍公心曲直抒,论曰:
虽时世艰险,尚容文人残喘,较之后世文人牵萝补屋无立锥之地之惨况,又强过十倍,此种际遇差别,尤可发人深思。巴山蜀水虽地方僻远,然其所产,尚可果腹。以恨水先生独善其身不肯随世偃仰之文人风骨,尤注意发掘清贫生活中的诗意美感,故其文境文心,不似蒲留仙青林黑塞的荒寒萧寂,也不似士大夫豪奢园林之人工宏富。
文人的命运与民族精神命运一致。这番议论,就不是兔死狐悲的感叹,而有更广阔的指向。就如所画山水,呈现为山水,最终落在胸中气度。《青山之隐》题画诗十分有趣,字往往写得枯淡参差,常见连篇累牍,《赵孟頫桃源诗意图》《山水图卷》《野村》等几幅之中,诗几乎不能称为“题”于画,而是与画并作,字数之夥,字形之寂,直有“无边落木萧萧下”的观感。画作自2014年以后,山体转淡,雾霭渐多,常见水光接天的境象,令人联想画家有归隐之意。余爱的一幅《空江月上》,如果没有题名,作“白茫茫一片真干净”亦可,因为图画的中心部分是一片空白,只上部淡描远汀以显出长天,下部点绘丘陵以托出远江。《青山空隐》,也是云空未必空,山脚有屋,山腰有塔,惟雾霭茫茫,山势不得而见,亦无曲径通幽。隐者的理想处境,不过是“云深不知处”;欲隐而无路,文人便作山水以寄怀。故而山水可以容纳隐者,画山水却凸显了画家;青山之隐,山水现于前而人隐于中,如此,山水画作可以以“思隐者”概括。天涯倦客,山中归路,望断故园心眼。《青山之隐》这样文画交合的本子,实际上正是当代文化人精神史的一件证据。异时异地,终有人对其画作,为其浩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