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保护十年硕果累累

    从1963年进入上海图书馆至今，潘美娣已在古籍修复岗位上工作了53年。五十多年的时间里，她一直在做一件事，就是古籍修复。

    她始终牢记上海图书馆老馆长顾廷龙先生的一句话，“片纸只字都是宝”。

    一次，她在修复一部宋刻本《钜宋广韵》时，发现此书前人已经修过，但只是将书口粘贴在一起，虽然粘得很牢，但互相重叠，只好把书口浸湿，挑开粘叠处，重新连口。在挑开重叠书口时，意外发现折叠在书口里面的一处文字，上面有当时刻工的姓名。经版本专家顾廷龙先生鉴定，这是古书版本考证的重要依据。

    潘美娣是古籍修复大军中的一员。

    据初步统计，目前仅我国2000余家公藏机构收藏的汉文古籍文献（含民国线装书）就有约20万个品种，超过5000万册件。这些民族瑰宝，记述了历朝历代人们在思想、文学、艺术、科学、技术等各方面的成就，蕴含着中华民族丰富而宝贵的历史记忆、思想智慧和知识体系，承载着中华民族一脉相承的精神追求、精神特质与精神脉络，是今天人们了解和学习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宝贵实物资料，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智慧源泉。

    据国家图书馆馆长、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主任韩永进介绍，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开展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古籍保护工作，在古籍保护与整理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然而，直至21世纪初，我国古籍保护仍然存在底数不清、保存环境堪忧、老化破损严重、专业人才匮乏等不容忽视的问题。为此，国务院办公厅于2007年1月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正式启动“中华古籍保护计划”。

    “中华古籍保护计划”是新中国历史上首次由国家主持开展的全国性古籍保护工程。十年来，工程围绕“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总方针，在古籍普查、文献修复、书库建设以及人才培养等方面不懈努力，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这其中，即有潘美娣们兢兢业业的辛勤劳动，更有文化部牵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十部委共同组成的全国古籍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负责全国古籍保护工作的组织协调、指导推动和督促检查。

    十年筚路蓝缕，“中华古籍保护计划”不仅在珍贵古籍的抢救与保护方面实现了重大突破，更在这些古籍资源的整理再造、挖掘研究与开发利用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创造性地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怡情养志、涵育文明中不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古籍修复背后的故事

    “在珍善本古籍的修复中，要力求保存书页上的每一个字，绝不能因工作粗疏而使书页字迹遭受破损。”潘美娣说，198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要出版一批再造善本，需要将原书拆修，才能送去制版印刷。她在其间碰到不少难题。在拆修一部《历代名臣奏议》时，由于这是一部衬纸加接背、且有包角的大部头书，如果按照常规做法，就会损伤原有装帧。潘美娣采用的方法是：仅固定接背处的垫条，然后用竹启子把书页挑开，轻轻拉出来，顺着页码一页一页地往上叠，再小心地拆出书芯进行修复，然后交给出版社制版。

    金镶玉装帧形式古籍的拆开和重装在操作上也比一般古籍要困难，尤其是书根有字的金镶玉古籍，这样的书修复难度相当大。不仅要把书修好，而且要使其原有的金镶玉装帧形式不走样，还要保证书根的字不模糊。潘美娣的介绍耐心细致：先完好地拆下封面，如有破损，应及时修复。然后将书脑处的蚂蟥袢撤去，再在垫有纸条的书脑上订两个纸钉，在天头、地脚的书脑处再各订一个纸钉，这样就可以把书脑和天头、地脚的垫条都固定下来，然后才可以把书页撤出来进行扫描或复制。待书页扫描完毕，经过折页、敲平、裁齐等步骤后，就可以把书页按原样重装起来，重装时可以从最后一页开始，一页一页地往镶衬纸上套书页。套书页时应注意原有的纸条不能留有空隙，书页和垫条也不能有重叠现象。书页全部套完、蹾齐后，放进压书机内紧压一二天。检查下脚栏线、字根都平齐后，再进行装订。碰到这类的书，需要特别耐心、认真地对待，将其修复重装。

    我国地下文物丰富，但其中纸质文献很少，因为纸质材料的书籍、文献在地下埋的时间长久后，很容易吸潮、霉变、腐烂，难以保存下来。潘美娣就曾在1972年和1984年参加了两次明墓出土书的修复。

    1972年上海嘉定明墓出土的成化年间唱本，出土时污浊不堪。这部书放置于死者尸体上，由于尸体腐烂，书籍被血水浸泡，在地下埋了几百年后，腐尸的血水早已干了，书籍出土时粘在一起形成一团“砖头”。接到任务后，潘美娣和同事们便开始商量制定修复方案，以找到合适的处理方法。

    他们首先对书进行了清洗、消毒，把外层污浊之物反复清洗掉后，再用80℃的热水泡洗，直至将书清洗干净。经过多次清洗，书籍已吸足了水分，此时要把书中的水分沥干，然后才可以进行分册，实施修复工作。

    “由于这套书籍在腐尸血水中浸泡时间过长，血水又早已干透，因此书籍的四周都已结成了硬条状。如果硬揭的话，就会把书籍揭坏，这对书口有字的地方极其不利。当时我采用了蒸汽软化的方法，把书放在蒸笼里进行蒸煮，直到把书口处的硬条蒸软。然后，趁书页还温热的状态下，尽快把书页揭开，被揭的书页必须保持温热状态，因为蒸过后冷却的书页会更加难以揭开。”潘美娣说，因此在蒸书页时一次不能蒸得太多，而要随蒸随揭。经过修复人员的认真研究和精心修复，最后终于圆满完成了此次修复任务。这套书修复后做成了金镶玉的装帧形式。

    参与明墓出土书的修复，使潘美娣深深地体会到，要做好这项工作必须要有高度的责任心，要不怕脏，不怕臭。“那些等着我们去修复的文献就好像是一个个病人，而我们就好比是医生，如果在工作中稍有不慎，就会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所以，古籍修复专业人员在工作中必须格外细心，严格按程序操作，绝不可轻率或随意处置。“我们的先人对古籍文献的保护和修复也早有明确的态度，‘不遇良工，宁存故物’。”潘美娣说。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十二五”末，全国古籍收藏单位古籍从业人员已由2007年以前不足千人增长至上万人，其中古籍修复专业人员从不足100人增加到1000余人。国家图书馆传习中心导师杜伟生在传习活动中成长为国内修复领域首屈一指的专家，被评为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古籍修复技艺的代表性传承人。

    十年古籍保护硕果累累

    “中华古籍保护计划”作为“十一五”期间由国家级重要文化工程，是我国历史上首次由国家主持开展的全国性古籍保护工程。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是“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具体组织实施单位，是全国古籍保护的业务指导中心、培训中心、研究中心，其职责是进行全国古籍普查登记工作；负责全国古籍保护培训工作；推动全国古籍保护研究工作。

    2017年5月25日，国家古籍保护中心成立十周年座谈会在国家图书馆召开。文化部原副部长、国家图书馆名誉馆长周和平指出，目前，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体系已基本形成。“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已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大局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韩永进介绍说，国家古籍保护中心自2011年开始全面推进古籍普查登记工作，截至2016年底，已完成全国1218家古籍收藏单位的普查登记工作，普查登记数据达200余万条，通过“全国古籍普查登记基本数据库”公开发布数据40万余条。出版119家古籍收藏单位的《全国古籍普查登记目录》30部57册，启动《中华古籍总目》国图卷、天津卷、水文卷等编纂工作。西藏、新疆等边疆民族地区的古籍普查登记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2015年，布达拉宫、罗布林卡、大昭寺、哲蚌寺、萨迦寺、色拉寺等著名宗教庙宇全面启动古籍普查登记。截至2016年底，由国务院先后公布五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收录古籍12274部。在名录评审过程中，北京大学藏西汉竹简、旅顺博物馆藏10世纪敦煌写本《六祖坛经》、国家图书馆藏明嘉靖内府录副写本湖字韵《永乐大典》、西藏博物馆藏元初藏文刻本《释量论》等一些珍贵古籍的新品种或新版本被陆续发现。

    与此同时，国家图书馆完成了一批珍贵古籍的抢救性修复，培养了一支古籍保护专业人才队伍。先后在全国设立12家“国家级古籍修复中心”，修复场所总面积约7250平方米；带动全国各级各类古籍存藏机构建立专业古籍修复室247个，总面积超过1.6万平方米。

    与数字化结合，古籍散发熠熠新辉

    6月9日，由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主办的“保护古籍，传承文明，服务社会——古籍保护、出版优秀成果展”主题推广展示活动在国家图书馆古籍馆举办，宣传古籍保护十年来取得的丰硕成果，并以此为契机，向全社会普及古籍保护理念、培育公众古籍保护意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古籍保护、整理出版、数字化互动展示”同期在国图举办，展览以图片和实物的形式展示十年来古籍数字化、古籍修复、整理出版、古籍文创等方面的丰硕成果。

    韩永进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在保护古籍的同时，应加强利用，采用数字化和整理再造等方式，使珍稀古籍化身千百，服务社会。”围绕这一精神，工程以影印出版、数字化、缩微复制等方式，推动古籍的再生性保护，十年间先后组织实施了“中华再造善本工程”“海外中华古籍调查暨数字化合作”“中华古籍数字资源库”等多个古籍整理再造及数字化项目。其中，中华再造善本工程及续编工程以“继绝存真，传本扬学”为宗旨，影印出版各类古籍善本1341种2377函13395册另5轴，分藏于全国各大图书馆；“海外中华古籍调查暨数字化合作”项目先后完成大英图书馆和英国阿伯丁大学图书馆藏《永乐大典》等重要文献出版，并使法国国家图书馆藏全部敦煌写本实现数字化回归，在海内外中国学研究领域产生重大影响；“中华古籍资源库”累计发布国家图书馆古籍资源1.7万部，达馆藏善本总量60%，带动多家省级公共图书馆开展珍贵古籍数字资源的免费发布。

    其次，在古籍保护的基础上，工程还组织开展了一系列深层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2012年启动的《中华珍贵典籍史话丛书》编纂项目，用通俗的语言阐释珍贵典籍编纂、抄刻、流传、收藏过程中的历史故事，迄今已出版《尔雅》《史记》《金刚经》《永乐大典》等17种典籍史话；2016年启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百部经典》编纂项目，遴选100部传统文化经典著作进行通俗阐述和大众导读，首批经典将于今年10月正式出版。

    “十二五”期间，国家及各地方古籍保护中心举办“册府千华”“红色记忆”等大型专题展览28场、巡展500余场、讲座600余场次。

    “以史为鉴，可以明得失”，典籍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难题的重要启示，能够帮助我们历史地认识中国，认识中华民族五千年发展的历史脉络，为当代中国治国理政提供研究支撑和经验借鉴。为此，国家及各地古籍保护中心在对历史文献进行深入挖掘、整理和研究的基础上，结合国家政治外交关切、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和社会公众关注热点，推出系列具有重要应用价值和社会影响的专题典籍整理成果。如《文献为证：钓鱼岛图籍录》，收录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文献120种、中外舆图260幅，客观揭示了中国最早发现、命名钓鱼岛，并对钓鱼岛进行长期管辖的历史事实；《南海诸岛图籍录》收录南海诸岛文献313种、图片876张，较为全面地呈现了文献所载南海诸岛情况，为维护国家主权提供文献依据；《为政箴言》《为政镜鉴》分别从中国古典文献中精选关于民族精神、治国理政、为官之道、道德修养、哲理规律的经典论述524条和经典事例316条，为领导干部了解和学习中国传统文化、汲取思想精华、借鉴历史经验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