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与晚清民国语文教育的互动

    19世纪中叶以降至20世纪初，也即晚清民国时期，中国遭受西方文化猛烈冲击，内忧外患，病痛百出。革命、战争、救亡、图强，中国社会处于大动荡、大变革、大转型的历史非常时期，前人曾将这一时期称之为“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引领大变局潮头的无疑是文化。晚清民国时期虽然社会动荡，风雨交加，但是思想文化空前活跃，各种错综复杂的学说、实践此落彼起，“体用”模式争论不休，由此促成了中国三千年以来的又一个“百家争鸣”时期。而文学与教育则是“百家争鸣”大变局文化潮流中最为精彩的两翼。

    因为文学作为时代思想、心理、情绪与想象的晴雨表，总是担负着“启蒙”或“载道”的重要使命；而教育则直指着塑造未来民族精神与性格，谁争取到了教育的语话权，谁就赢得了未来一代，未来一代则联系着未来中国。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当我读到王林著《新文学的教育之路——论现代文学与晚清民国语文教育的互动关系》（台湾万卷楼图书公司2015年版）一书时，立时感觉到了王林发现问题的敏锐性与选题的价值。我认为，王林此著最重要的意义是提出了对新文学发生与“胜利”的新的解析维度与观点。

    新文学，也即我们通常所说的中国现代文学，其发展壮大，自然有其思想的、文化的、社会的多重因素。但王林认为，还有一个更为直接与“功利”的因素，这就是教育，具体地说就是晚清民国期间的教育改制特别是语文教育的形态、结构与模式。因为，正是发生于20世纪初期的国语运动与文学革命这两大运动的合流所出现的“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的主张，才把白话提升到正式书面语的地位，而国语运动又直接联系着中小学语文教育。新文学借助语文教育之力，语文教育成为新文学依靠的重要制度力量。正是通过这一“捷径”，新文学的新作品、新思维、新观念、新形态，才得以长驱直入，走进课堂、课本与“未来的阅读者”，而当一代代“未来的阅读者”成长起来以后，新文学自然而然地在中国扎下了深根，这是新文学之所以能在20世纪初叶很快“胜利”的重要原因。我认为，王林的这一论述是很有见地的，王林将现代文学与语文教育这两个学科之间“心有灵犀一点通”的节点，有机地联系了起来，而且做了精到的尽可能合乎历史事实的逻辑辨析，这种辨析又是建立在他所占有的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国教科书博物馆丰富的“国文”“国语”“语文”教材的基础之上。

    王林的论述，让我们清晰地看到了新文学是如何借助“知识—权力”机制进入语文教育领域，而语文教育又是如何反过来塑造新文学成为新经典的互动关系与过程，这种互动关系至少包含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语文教育的改革促进了文学革命的发生；二是新的语文教育制度帮助和建立了新的文学审美观和文学秩序；三是语文教学“经典化”了新文学作品，使之成为一代代的学生阅读和摹写的范式。通过教育之力推进新文学思想和新文学作品，一直是新文学主将——从胡适到朱自清们的重要文化策略。综观全书，王林这部专著的价值，显然不仅仅只是在研究视角的转换上，其更重要的意义在于，通过现代文学与语文教育两者关系的考察，从而更加有说服力地描述和验证了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发展乃至“胜利”的过程与制度性保证，同时也更加有说服力地描述和验证了中国现代性语文教育范式形成的过程与复杂内涵。

    说起中国现代语文教育与语文教科书，这无疑又是一个“说不清，理还乱”的话题。从20世纪初叶现代语文教育的逐步建立，到今天已经过去了百年，但语文教育与语文教科书依然还是在“改革”“争鸣”“探索”之中，甚至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焦点、难点之一。这是为什么？阅读王林的这部论著，我们似乎可以从中找到某些“释疑”的线索。

    中国传统的语文教育是以“诵读”和“背诵”作为主要教学模式，所学“教材”则是以儒家学说作为主要“传道”内容的四书五经与古典文学。进入晚清，废科举，倡新学，受西方教育影响，新式学校与新式教材、教法应运而生，传统的教育内容与方法逐渐被新教学所取代。据资料：1904年初等小学设“中国文字”，高等小学与中学设“中国文学”；1907年统称为“国文”；以后又将小学课程改为“国语”，中学仍保留“国文”；1949年以后则改为“语文”。王林在对语文学科史料爬梳钩稽中发现：1904年清政府的《奏定学堂章程》所规定的高小与中学所设“中国文学”课程，讲授内容庞杂，包括“文义”“文法”和“中国古今文章流变”；文学则包含了“文学研究”、“文学教育”、“文章教育”“语法教育”等成分。“这一内涵界定的多义性，为后世关于语文教育性质的争论埋下伏笔，很多争论到最后都变成语文学科性质的讨论。”这是符合事实的。我在60年代初读初中时，曾见到过50年代的中学语文，分为《文学》与《语言》两种教材。进入新世纪的语文教改，一直在为语文学科到底是以“人文性”还是“工具性”为主争论不休，而语文课文的选文，则成了各种思想意识交锋的“引爆点”。“为什么鲁迅作品越来越少？”“为什么不见了《狼牙山五壮士》？”“为什么要选周杰伦的东西？”往往一篇文章的上或下，都会引起网络争吵，甚至成为这一年的“大事”。

    语文教科书选什么不选什么，表面上看是教育界、出版界的事，而其背后则是各种意识形态与利益集团的博弈。从王林的这部论著中我们可以看到，从晚清至民国时期，不同利益群体都在争夺教科书的编选权、出版权，而编者与出版者又带有不同的文化身份、政治态度与利益目标，语文教育往往成为各种意识形态的角逐场。因而一部中国版的“国文/国语/语文”教材的编写史、出版史，就成了中国社会不同的意识形态和利益集团的关系史、博弈史。以此观之，今日语文教育与语文教科书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探索、争鸣”，也就不足为奇了。看来，“语文问题”还会继续存在。

    阅读王林此著，对于我们如何理解语文教育与语文教科书，如何理解语文教育与文学、文化、政治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一种别有意味的参照系。从语文学科的种种“变化”与“改革”，可以看出“知识—权力”机制的运用轨迹，正如阿普尔（M.APPLe）在《意识形态与课程》一书所说：教科书“不‘仅仅’是一个教育问题，而且从本质上说也是一个意识形态和政治问题”，“因为它往往决定了‘谁的知识最有价值’”。

    从王林的求学经历与职场经验看，他的知识结构是复合型的，近些年来，他除了从事语文教育的出版与研究外，还是一位著名的阅读推广人。但从本质上讲，王林始终将自己的学术坐标定位在儿童文学。因而他在现代文学、语文教育、阅读推广方面，始终不忘将儿童文学植入其中，同时调动儿童文学这种“人类优质文学”的价值资源、审美资源与艺术资源，来丰富与滋润现代文学与语文教育。这是他的特点与优势，也是他的这部论著的别开生面之处。王林始终将成人文学与儿童文学联系起来进行“新文学的教育之路”的探索与考察。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史，或者一部中国现代语文教育史，如果缺失了儿童文学，那是不可想象的，“如同教育系统是小学、中学和大学上下连贯的一样，文学系统也应该是儿童文学与成人文学上下连贯，否则很多文学现象就得不到完整的解释。”

    我一直倡导同时也要求自己，学术论文一定要有“问题意识”。问题就是发现，就是创新，就是意义。最好的论著总是提出问题、发现问题、论析问题，自圆其说地解决问题的过程。王林的这部以博士学位论文为基础的论著，在我看来，正是具有这种“问题意识”学术品格的好书，这部别开生面的跨学科专著，对于中国现代文学、儿童文学、语文教育、小学教育史、出版史的研究，都是很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