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那年我高考

    1977年的高考已过去40个春秋，但作为当事人，其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从历史上看，那次变革唤起了青少年乃至全社会各阶层的学习热情，树立了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风尚，恢复了教育公平，从方向上扭转了国家民族的进程，其影响之巨大而深远难以估量；从一己角度说，则是从此改变了我个人原先几乎铁定的暗淡命运和人生之路。在当前各种媒体和身边环境对高考的盈目充耳的热炒中，我找出当年的准考证，看了又看，不由得思绪万千。

    我是从70多里外的偏远农村，考入县城的省重点中学——怀远一中的，成为1966届高中毕业生。在校一直成绩拔尖，曾连续三次获得数学竞赛第一名，高考目标是北大或清华。没想到，离高考还有18天，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停课闹革命，美好的梦想灰飞烟灭。

    1968年12月，我们全体毕业班同学一起，遵照“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最高指示，各自下乡或回乡务农。我回乡后先在生产队干农活，后来到本大队小学当民办教师，教小学五年级算术和全校唱歌。在封闭的乡村为吃饱穿暖奔波，整天与小孩子和农作物打交道。虽然上大学的理想始终没有泯灭，但在招工、入学全凭推荐的年代，没有关系的我尽管知识水平名闻乡里，却只能眼看着上大学之梦渐去渐远。

    1977年八九月的一天，我和同村同学鄢化志一起到家住龙亢集镇的同学刘乃汤家闲聊。刘乃汤说：据他清华大学毕业的哥哥传来的小道消息，“今年要恢复旧式高考。”我们议论了一番，觉得“四人帮”倒台了，邓小平复出了，恢复旧式高考是有可能的。但我们都是快30岁的人了，很可能无缘参与。

    1977年10月21日早晨，我扛着竹耙子，挑着箩筐，到庄子西北方向去搂树叶子当柴烧，半路上听到赶着牲口给生产队犁地的堂哥彭振铎在后面喊我：“今年恢复高考，我家门口许多人在听新闻联播。”我立即赶回到他家门口，看到十来个人围着红芋窖子听收音机，我一面听一面询问，得知今年高考准许“老三届”参加，考试时间为1977年12月10日。我匆匆吃过早饭，借一辆自行车到离我家12里地的界沟集同学徐孝义处借书（我的书都裁纸卷烟用了）。徐孝义不相信高考信息，他的书用个小木板绷在山墙尖的横梁上。他爬上去拿下，我捡了两本，拍拍灰尘带回了家。

    当时正值秋忙假，10月25日开学后，我到县城参加先进教师表彰大会期间，又听到不少高考信息。散会回到家又找了些教科书，从11月1日开始，我利用每周17节课的课余时间，和鄢化志一起住校复习。学校离我家300米，离鄢化志家一里多，我们俩都不回家住，晚上就睡在棺材板做的乒乓球桌子上。我们约定：从夜里12点至凌晨4点，每天只睡4小时。我的三角、立体几何、解析几何较好，鄢化志的代数、平面几何较好，我们俩在一起似乎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为缩短吃饭的时间，我们都在和家里人约好的快吃过的时间才动身。在回家的路上背政治，相互提问对答，复习效率很高。

    有一天，生产队分红芋，我家分到三千多斤，这是一年的口粮。妻子问我怎么办，我说：“你拉红芋秧子盖上，若被别人偷走，也就百把块钱；若没被偷走，你明天拿个推子推成红芋片子撒在地里晒干，反正我没有时间。”又有一次，家里养的猪发高烧，妻子要我拉到街上卖，我不愿耽误时间，请三哥把猪拉到集镇收购站卖了。

    刚开始复习没有复习资料。我和鄢化志给当时下放到古城中学的原怀远一中历史老师权循斌写信，请他给我们找点复习资料。权老师大学期间就是全省有名的才子，他随即给我们回了长信说：刚恢复高考，不用找复习资料，看看课本就行了。信中列出了32个作文题，归为4类，每类8题，让我们每一类写一篇范文，遇到同类题目，可以举一反三地嫁接。按照权老师的教导，我和鄢化志每晚轮流出题，分别写好后，拿到龙亢中学请王同、许真勇两位老师指点，感到效果很好。1977年安徽高考语文两道作文题，一道是《紧跟华主席，永唱东方红》；另一道是根据叶剑英诗作“攻城不怕坚，攻书莫畏难，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命题的《从“苦战能过关”谈起》。结果这两题都被权老师奇迹般地几乎一字不差地命中！我选的是第二个题目，由于我们都写了范文，时间用不完，就把逗号描得像蝌蚪，句号画得标准圆。当年安徽高考考4门满分400分，后来得知我考了312.5分，而当年重点大学分数线为280分。

    高考后一天，我和鄢化志听到高中同学葛传亮转达的一中老校长王歌胜“对高考不要抱太大希望”的传话，喜悦心情不禁蒙上阴影。果然，我不仅没被清华、北大录取，就连淮北、阜阳的地方普通院校也没录取我，鄢化志也名落孙山。后来得知是因为当时省教育局受极左思潮影响，对家庭成分不好的、年龄偏大的、结过婚的一律严格限制。我和鄢化志愤愤不平，联名分别给已恢复工作的邓小平副总理和宿县地区教育局负责人写信陈述理由。不久还真的接到国务院办公厅大号信封的复信，告诉我们：“来信已存档备查”，并向我们对教育事业的关心表示感谢。这使我们又燃起了微茫的希望。

    一个月后，柳暗花明，县教育局传达全省各地区扩招办师专的决定，通知我和鄢化志去县城体检。三月上旬，我接到安徽大学宿县地区师范专科班物理专业的录取通知，鄢化志却因高血压，三次体检不过关没被录取（鄢化志又复习半年，1978年秋季以怀远县文科第一名考入本科大学中文系）。我接到录取通知书心情激动，欣喜之下赋诗抒怀：

    未进书山已十年，思游学海夜难眠。今遂夙日凌云志，誓琢神州尽玉田！

    也许是十年压抑的反弹，大学期间我们都很珍惜来之不易的机会，全班无不如饥似渴地学习。晚自习教室里座无虚席，11点了都不离去。作为班长的我手捏着开关拉线，几乎每晚都要高喊几遍“走了，不走我关灯了！”周六、周日，教室里依然人满满的。夏天，教室里没有电扇，热得坐不住人，傍晚时值日生在教室前洒上水，树上挂一只500瓦的灯泡，课桌抬到教室前，晚上同学们在外面自习，还是要干到11点。晚上教室熄灯锁门了，仍有同学在路灯下看书，冬天室外太冷，有的同学在熄灯后还窝在被子里用手电筒照明看书。期末考试我的七门主科考试课中，除电磁学考99分外，其他各门全是满分。

    毕业从教以后，我和鄢化志都被评为各自专业的教授。我们深知：自己在地方普通院校所获的职称，对京津沪杭高校的教授、博导而言自然是不足挂齿；但我们也知道，还有绝大多数与我们同属“老三届”的下乡、回乡知青，因各种原因未能搭上七七、七八两次高考列车。他们有不少一直在乡村务农，虽然生活状况也随着改革开放而不断改善，但和上了大学的这批人，毕竟在各方面存在着不言而喻的差异。因此，我们这些七七、七八级的“幸运儿”对40年前的高考，一直怀着深切的感激和由衷的庆幸。

    从近年来逐步披露的信息和不久前播出的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中得知：邓小平在1977年7月21日复出后仅仅十几天，就在8月4—8日主持召开的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敲定了1977年恢复高考，打响了历史转折的第一炮。每次观看电视连续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中关于恢复高考的8—12集，我都情不自禁地泪流满面。在十年文革，极左思想根深蒂固的历史条件下拍板恢复高考，真是举步维艰地难哪！如果没有对人民的赤诚爱心和对国家、对民族强烈的责任心，如果没有高超的政治智慧和大无畏的政治勇气，要迅速决定恢复高考，简直是异想天开；如果没有当年果断决策恢复高考所培育的大批人才，要拥有我国现在这样空前强大的经济、军事、科技、外交实力和综合国力，更是想也不敢想！

    再次审视40年前得之不易的准考证，我更加发自内心感谢我们的党，感谢我们的国家，感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关键时期的历史伟人——邓小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