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的眷村名家——蔡怡

    蔡怡是一个范例，即退休才开始写作，并步入成熟作家的范例。我朋友中另一个范例，是美国诗人、小说家罗斯·海伦，她是我诗歌英译者的母亲，与蔡怡一样，那颗写作之心一直受缚于生存职业，直到退休回到家里，才放出光芒。据说日本也在升起退休写作的火焰。以我屡次去台湾授课的观察（我的写作课上年龄最大的学员，已逾八十），台湾在这股退休写作的潮流中，已领风气之先，蔡怡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

    我和蔡怡相识于2011年，在我和许荣哲为耕辛文教会开设的小说课上，与其说她来学习，不如说她来证实了她的写作天赋。她入班时，已是台北市妇女阅读写作协会的副理事长，有了她的张罗，该协会已成为台北诞生新作家的摇篮之一。那时，我知道她对散文着迷，她也给我留下用散文代替小说交作业的印象。无论作业里还是课外，她说不完的话题是父母。我和许荣哲都对她文字具有的情感力量感到惊讶，感叹于她对生活观察的细致入微，又赋予病人幽暗生活中的光明所在，这是一种能长存的人间正能量。不像某些“正能量”，一旦宣扬疲沓，就会崩塌。比如《烤神仙》一文中的神仙，是指蝉的幼虫，“我”道出父亲早年烤神仙的合情合理，甚至佳句迭出的诗意，这诗意当然也被海峡隔开的乡愁写就。“我”因为父亲残破的记忆，窥见了海峡另一边的迷人过去，意识到它成为父亲活下去的拐杖。等到“我”开始悲叹父亲的记忆，由远及近渐渐关闭，即“‘神仙’都长了翅膀飞走了”，父亲也将追随神仙而去，“父亲如神仙，等到了大地的召唤”，将“去到一个我进不了的世界”。一旦“我”和父亲阴阳两隔，那扇通向过去、大陆的精神门扉，便嘎然关闭，“我”回到了不再烤神仙的理性时代，空有智慧，不再有那不幸的，有点残忍的，烤神仙时代的浪漫。“神仙应不再被烤了……”文章最后这言之凿凿的“正能量”，既提示我们应该认真看待新时代的道德，也提示那扇过去的浪漫之门，再也不会开启……我回大陆后的第二年，她便获得了台湾最重要的文学奖——《联合报》文学奖。等我第三次去台湾时，她刚出版了《烤神仙》这本书。记得拿到书的当天，我已读得入迷。回大陆后，一个合乎情理的举动，就是向我认识的出版社同仁推荐，可惜没被接受。大陆许多出版社过于盯着当下的名家，导致和未来的名家擦肩而过。我敢断言，南京大学出版社就因为这本书，不仅深得我心，也将深得读者之心。

    《烤神仙》这本书尽管故事续着故事，套着故事，但撼动人的主题只有一个：如何进入年迈父母的内心，去理解已精疲力竭的他们？蔡怡用她罕见的耐心，出色地完成了这样的心灵征途，令写作本身成了对父母的重新“发现”。她发现失智的父亲，无法使用筷子，为了维护个人形象，宁可不吃饭，也不愿当人面手抓食物吃。亏了她窥到父亲内心的这个尊严，找到了让父亲吃饭的办法——买来饼或包子或汉堡，留下父亲一人用手享用。（《梭罗河畔》）读到这里，我忘了这是她的父亲，已然也成了我的父亲，在这个不轻信情感的时代，蔡怡文章的移情力量于我，就如蔡怡的人格力量于文中的印尼保姆阿蒂，将我们这些局外人，都造就成了“父亲”的亲人，因一事的失落，和他一起忧，因一丝的改善，和他一起喜。我必须承认，这样的文章很难出自大陆人的笔下，我们的心因无信仰的激荡，早已变得硬、冷，少有人会把精力、爱，大把大把花在年迈的父母身上。我们永远只爱自己，这样的爱是不幸的，这是斩断一切源头的爱，我们忘了他人既是身体的源头，也是知识、智慧和幸福的源头。文中阿蒂脱口而出：“假如爷爷没有你这女儿，怎么办呢？”也许在我们这里，问题应该变成：“爷爷有你这女儿，怎么办呢？”在一个靠亲人养老已经失效，靠养老院养老又不靠谱的时代，“怎么办？”才是刺痛我们的不幸之问。我多少知道台湾社会是怎样解决这么多“怎么办？”的。蔡怡靠情感引路，把自己置身于传统，这是中国伦理提供的解决之道。蔡怡书中的刘金娥，这个“父亲”忠心耿耿的大陆元配，她45年守着蔡家的痴情和善良，也许让当代人觉得她愚笨、好欺，但她无疑是儒家伦理的化身，我们用已经粗鄙化的当代伦理，注定无法企及她钟情的那种文明。我们的虚有其表，也由刘金娥的大陆侄子体现出来：“父亲”晚年经常给刘金娥寄钱，以弥补对原配的亏欠，但“寄去的钱刘金娥无权支配，都被侄子拿去盖了房子、娶媳妇用了。所以晚年刘金娥的日子过得非常拮据，她去世前把唯一一件像样的棉袄送给姑姑。”（《两百里地的云和月》）这个细节再次证实了我们面临的现代性问题。侄子表面上十分聪明，挪用刘金娥的钱，盖房娶妻，有了生活之家，但他的心是空的，眼睛只被物质所吸引。怀着空心生活的人，到哪里都徒有一个家，是精神上的丧家之人，并不比丧家之犬处境好。相反，刘金娥的精神之家是实实在在的，哪怕她家徒四壁，心中却溢满对他人的爱。这两个人物之间的鸿沟，其实就是现在与过去的鸿沟，也是两种文明之间的鸿沟。蔡怡书中讲述的父亲、刘金娥、阿蒂、我、丈夫等，隶属与古代相连的那种文明，是我们这些独剩智慧、情感陨落的人，望尘莫及的。蔡怡这本书的吸引力就在于，不仅从自己的生活中挖出了感情和伦理的乌金，也通过比较两种文明中的个人言行，令我们知道了当代问题的症结所在。

    写父母这种题材，固然永远有吸引力，但也处处充满陷阱，一不小心，作者就会落入读者厌恶的俗套。蔡怡不止文笔饱含情感，也展现出对故事走向的良好控制力。比如，在《烤神仙》《梭罗河畔》《两百里地的云和月》《过年》《二十岁的父亲》《闪，年节》等文中，她不断采用首尾呼应的循环结构，这种结构也不断出现在文章的局部。这样的结构安排，当然来自诗歌押韵的变异，若用得好，可以赋予文章强烈的诗意和余味。显然，这样的诗意目的，已在《烤神仙》《梭罗河畔》等诸多文章中实现。从蔡怡的散文故事，还可以看到诸多延时解码的技巧，这是最早来自传统史诗的讲述策略，后被小说吸收发展，即先从故事的中途或最后讲起，为读者制造出一定的迷惑或悬念，再由后续的讲述，来满足读者的好奇心。有了对诗和小说故事技巧的吸收，于我们如甘露一般的情感，才会以蔡怡目前呈现的迷人样貌，强烈地吸引我们。

    台湾的眷村一向盛产名家，如侯孝贤、杨德昌、李安、林青霞、邓丽君、张艾嘉、张大春、朱天文、朱天心、龙应台……数不胜数。蔡怡，这个写作上的迟到者，同样出自眷村，且出手不凡，我相信，她将来也会跻身眷村那一长串的名家之列。这篇序即将结束之际，获悉蔡怡的这本书又获得首届三毛散文奖，看来如我所言，她离名家的距离越来越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