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中原的张闻天研究

    1979年8月25日，中共中央举办追悼会，为在“文革”中含冤去世的张闻天同志平反。追悼会后，张闻天昔日的老部下们向时任中宣部部长胡耀邦打了一份报告，请示编辑张闻天文选。经有关部门批准，张闻天选集传记编辑组于同年11月成立，时任中央办公厅副主任邓力群担任组长，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马洪任副组长，时任人民出版社总编辑曾彦修，以及先后担任张闻天同志秘书的徐达深、何方、萧扬等人任组员。

 

    可谁曾料到，这个高规格的编辑小组即将迎来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江苏淮阴师范专科学校的普通教师：程中原。

 

    初见程中原

 

    记者来访这天，程中原怕睡过了头，把午休的闹钟调得特别响。见到程中原时，他右耳上挂着一枚助听器，没有寒暄，他先问了记者两个问题——“你怎么过来的啊？”“骑车，小黄车！”“什么车？”这一问把记者问住了，不知他是没听清还是不懂“小黄车”为何物。“你多大了？嗯，四十几了？”“没有没有，我26。”“多大？”看到程中原扶了扶助听器，记者就用手比，左手比二、右手比六，“啊！你这么年轻啊！”程中原赶紧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了眼镜，把记者打量着，突然爽朗地笑道：“那我可比你大半个多世纪呢！”

 

    程中原属虎，今年79岁，虽然耳朵不大好使，但说话中气十足，精神矍铄。程家客厅里有六组大书柜，但里面却空空如也，记者纳闷：“您的书哪去了？”“捐了，都捐了。”原来前不久，程中原和夫人夏杏珍把他们研究党史、国史大半辈子积攒下的近万册图书资料都捐赠给了淮阴师范学院，其中有《新华月报》创刊号、《红旗杂志》创刊号、20世纪30年代著名新文学期刊《中流》鲁迅纪念号以及1945年出版的《毛泽东选集》。

 

    淮阴师范学院，程中原学术人生的起点。“给你讲讲我过去的事吧，你愿意听么？”“当然！”“那我得从无锡说起，我的老家。”

 

    听说一位高级领导人在无锡逝世了

 

    无锡梅村，东吴文化的发祥地。1950年，12岁的程中原从邻镇一家初中转学到梅村师范插班二年级，为的是吃上师范学校“不要钱的午餐”。

 

    毕业后，程中原被分配到一所小学教书。1955年，他在学校的推荐下考入了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大三那年，不少中学的老师被打成“右派”，急需教师补缺，江苏省教育厅便决定让师范学院的学生提前实习。就这样，程中原被派到了淮阴地区的涟水县，几经周折后落脚在淮阴师专。这一晃，就是25个春秋。

 

    还好，淮阴离无锡老家不远，加上亲友探访、家书往来，程中原关心着家乡的一切。1975年夏秋，他听说有位党的高级领导人被放逐到了无锡，后来又听说这位领导人在无锡逝世了。北京的报纸对此事保持着缄默，就连遗体告别仪式都没有出现这位领导人的真实姓名，只听说花圈上写的是——“献给老张同志”。

 

    1976年7月13日，《新华日报》刊登了一则消息——《张闻天同志逝世》。程中原这才知道，传说中的大人物就是张闻天。找来那张报纸，程中原发现了这条仅78字的消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张闻天同志，因长期患心脏病，医治无效，于一九七六年七月一日在江苏无锡病故。张闻天同志，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终年七十六岁。”

 

    看罢，程中原的心情比常人要复杂一些，因为他曾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和王瑶所著《新文学史稿》上看到过关于张闻天的记载，知道这位化名“洛甫”的政治家曾是文学研究会的作家，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过他的创作和翻译。

 

    在选题名单上加上了张闻天的名字

    “文革”结束后，淮阴师专办起了两份学术刊物：《淮阴师专学报》和《活页文史丛刊》。而据程中原回忆，这两份学刊能落在淮师这座“小庙”里，同几尊外来的“大佛”有关。

 

    这几尊“大佛”真有来头——杨犁，和平解放北平时曾随刘仁第一批进城，后任《文艺报》编辑部主任，1957年被打成“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发配北大荒，后回到老家涟水。萧兵，东海舰队年轻军官，青年文艺评论家，1957年在被打成“右派”下放到淮阴喂马。周希泉，参加过“新安旅行团”的老革命，淮师复校后，她从洪泽县委书记任上调任校党委副书记，正是她把杨犁、萧兵这两个“右派”召集到了淮师。

 

    此时的程中原，正担任着淮阴师专教务科科长，主管学刊工作。一日，萧兵找程中原讨论《活页文史丛刊》选题，提出想法大多围绕《楚辞》展开，这让程中原想起“文革”时多次批判过的“厚古薄今”的思潮，就建议萧兵兼顾古今。萧兵觉得有道理，就和程中原一起商定了一个新的选题——无产阶级革命家青年时期的文学活动。

 

    新选题拟定后，程中原便请北京鲁迅纪念馆的陈漱渝帮助组稿。陈漱渝很热心，很快寄来了草拟的名单——周恩来、陈毅、李富春、方志敏，等等。程中原很满意，但他心想“不能只靠别人帮忙，我们自己也来搞一个人物”，于是，就提笔在名单上加上了张闻天的名字。

 

    南京偶遇张虹生

 

    不久，程中原便发现，研究张闻天，哪怕仅仅是从早年的文学活动入手，也存在相当的难度，因为自1959年庐山会议后，张闻天便被扣上了“反党集团”的帽子，八届十中全会后又被打成“孙冶方、张闻天反党集团”，“文革”时期又受刘少奇“六十一人案”牵连。坎坷的政治命运，使有关张闻天的资料或是散佚、或是销毁、或未能及时发掘，总之，搜集他的材料真如大海捞针。

 

    选题暂时搁浅了。但很快，新的机会也不期而遇。1979年10月，著名作家方之在南京去世。参加完葬礼，程中原决心到南京龙蟠里图书馆呆上几天，希望能找到些有关张闻天的资料。为充分利用时间，程中原每天揣上两个烧饼，在图书馆一呆就是一天，图书馆管理员不厌其烦，搬来《民国日报·觉悟》《时事新报·学灯》等旧报刊，任他逐年、逐期、逐篇地翻阅。

 

    图书馆里，坐在程中原对面的是一位南京大学的老师，叫老倪，一天，老倪问他：“在查什么资料啊？”“张闻天。”“那你找过张虹生没有啊！张闻天的儿子！”“他在哪？”“就在我们南京大学图书馆啊！”程中原豁然开朗，在龙蟠里扎了十来天，没想到活生生的资料就在身边！谢过老倪，他通过自己在南大的朋友奚金芳，找到了张虹生。

 

    后来程中原才知道，张虹生早在1962年就被父亲送到新疆建设兵团劳动锻炼，一去就是十五六年，以至于未能和父亲见上最后一面。张闻天平反后，虹生才被组织安排到南大图书馆工作。知道此事的人极少，而张虹生与程中原也几乎是脚前脚后地来到了南京。

 

    了解来意后，虹生拿出父亲在延安整风时期留下来的一份简历。在这份简历上，张闻天回顾了自己在1941年之前的重要经历，其中，早期活动占据了不小的篇幅。真是众里寻他千百度，得来全不费工夫！此时，几张泛黄的旧纸，在程中原眼里简直价同黄金。他手捧着这份简历，默默地看了一遍又一遍，竟一时不说话了，而一边的虹生，看到这位素未谋面的普通教师为研究自己的父亲如此投入，心头也萌生了感慨，于是他写给程中原一个地址，建议他去上海拜访自己同父异母的姐姐，张闻天的大女儿——张维英。

 

    此时的维英，是上海一家工厂的普通工人。初次拜会时，程中原从她写字台的玻璃板下发现了一张半个世纪前的照片，那是维英不到两岁时抱在父亲怀里的合影。寻找资料很久了，这还是程中原第一次见到张闻天年轻时的风采。虽然带了相机，但程中原还是托上海鲁迅博物馆的朋友借来了更高级的相机，翻拍了这张珍贵的照片。

 

    道别了维英，程中原继续在上海图书馆和徐家汇藏书楼查找资料，终于在1924年5月的《小说月报》第5号至12号上找到了张闻天早期最重要的长篇小说《旅途》。他请上海图书馆把那些脆到不能复印的报刊全部翻拍下来，便带着沉甸甸的笔记和胶卷，踏上了返回南京的火车。

 

    《人民日报》收到读者来信：茅盾先生说错了

 

    回到南京，是1980年1月14日，就在这天，《人民日报》发表了茅盾文章《我所知道的张闻天同志早年的学习和活动》。一位学长从广播里听到消息，便提醒程中原关注一下。程中原一听就坐不住了，因为他预感，自己几个月的功夫很可能会因为茅盾的文章而白费。

 

    当时，《人民日报》已发行了航空版，三四线城市也可以看到当天的报纸。回到淮阴，程中原立即找来茅盾的文章，读罢，程中原松了口气，因为自己的努力不但没有白费，反而因为茅盾的这篇文章而变得不可或缺。原来，茅盾回忆了许多重要史实，但其中出现了多处时间和事实的差错。程中原把茅盾文章和自己从南京上海查到的第一手资料进行了反复对比推敲，便立即赶出了一篇为茅盾同志补正的文章，连夜誊抄了两份，分别寄给了《人民日报》和《历史研究》。

 

    在这篇补正文章中，程中原指出了茅盾回忆里包括张闻天赴日本留学时间、开始文学创作时间、赴美勤工俭学的时间、入党时间等六处差错，其中最重要的，是张闻天的入党时间并不是在翻译《勃兰兑斯的拜伦诗》前后，因为这篇作品的发表时间是1923年的10月28日，而据张闻天的入党介绍人沈泽民、董亦湘回忆，张闻天入党时间应该是1925年的5月或6月，这与茅盾的回忆的确存在不小的出入。

 

    对这些基本史实的考订，对开展张闻天研究无疑是基础性的。几天后，《历史研究》编辑、著名李大钊研究专家朱成甲给程中原拍来电报——投稿已被录用。

 

    刘英同志的见面礼

 

    在拨乱反正、思想解放的80年代初，张闻天多少还是个谜，很多人都想好好地了解一下这位曾经的党的总书记，因此当1980年第2期《历史研究》发表了程中原《关于张闻天同志的早年活动》的来稿后，收获了不小的反响。不久，程中原又把自己积累的关于张闻天早期文学活动的评论文章投给了《读书》和《新文学史料》。

 

    程中原评介张闻天小说《旅途》的文章在《读书》上发表后，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南京的虹生也关注着这一切，与程中原的一面之交慢慢地化为了深厚的信任，他把程中原发表的文章收集起来，连同程中原提出的“编辑张闻天早年文学作品集”的建议，一同寄给了北京的母亲。

 

    不久，刘英同志来信——“希望中原同志有时间来北京一见。”程中原后来才知道，刘英同志把虹生寄来的材料转给了茅盾和邓力群，茅盾看后非常高兴，说编辑闻天早年文学作品选是个好主意，并提笔写了篇序言，说一来自己要承认“错误”，二来这个作品集果真能够出版，就算提前为书作序了。得到了茅盾的支持，刘英这才写信邀请程中原北上。她想把茅盾的这篇序言送给程中原作见面礼，感谢这位同志能为她的“老张”不辞辛苦。

 

    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1980年年初，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的胡华教授正在筹备编写《中共党史人物传》。负责张闻天传记的助手有两位，一位是张培森，一位是清庆瑞。他们看到了程中原发表的文章，便转给胡华看，胡华看后的评价是“用材料还挺扎实，口气也不小，像那么回事”，再一打听，原来刘英同志已经联系上了这位程中原。

 

    1981年夏天，张培森在北京站接到了程中原，二人一起去看望刘英同志。初次见面的情景程中原至今历历在目：“刘英同志很爽快，见我第一句话是，‘你这么年轻啊’，其实我当时都四十三岁了。她还说‘闻天的文学作品集，就请你编。茅盾已经写了一个序’，说着就转身去书房把茅盾的那篇序拿给了我。”

 

    茅盾的序言是这么写的：“淮阴师范专科学校程中原等同志编选了闻天同志的文学翻译和创作作品文集，这就填补了未来的党史关于闻天同志经历的一个空白。这不是一件小事而是大事。”“程中原同志写的评论《旅途》的长文，我读后完全同意他的论点。我是早就从事文学活动的，但直到一九二七年秋，我才开始创作，而且是中篇；但闻天同志则写长篇，并且比我早了三年，我自叹不如。”

 

    见到了刘英同志，又得到了茅盾的鼓励，不惑之年的程中原决心在北京呆上一段时间，把茅盾交代的“大事”办好。就这样，程中原被选入了张闻天文集编辑工作小组。后来，圈里的人都知道，这个小组里有“四个总编辑”：组长邓力群是《红旗》杂志的副总编辑，曾彦修是人民出版社的总编辑，萧扬是世界知识出版社的总编辑，而程中原则是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刊物《江海学刊》的总编辑。

 

    “歌特”为张闻天化名考

 

    北京，张闻天选集传记编辑组的办公地点设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与人民出版社办公的一座大楼里。1981年到1983两年间，程中原出入于大楼的资料室，一面继续搜集整理张闻天早期的文学作品，一面把张闻天翻译作品中涉及的俄文、英文、法文、阿拉伯文的资料进行注释。1983年6月，《张闻天早年文学作品选》出版，茅盾交代的“大事”圆满完成；1984年8月，《张闻天早期译剧集》出版，时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的成仿吾闻讯，欣然为老朋友张闻天的这本译剧集作了序。

 

    此时，谁也没有想到，程中原平淡而枯燥的编辑工作中正酝酿着一次重大的发现——1981年的一天，程中原在中央档案馆收藏的上海临时中央机关刊物《斗争》上发现了署名“歌特”的文章《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论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这些文章立即引起了程中原和同事们的高度重视！因为这位“歌特”在文章里提出了“反对党八股”的命题，比毛主席1942年在延安干部会上的那次讲演早了整整十年。此外，“歌特”对文艺战线上“关门主义”的批评则直接关涉“左联十年”前后分期、以及如何对待文艺上的“第三种人”等学术界存在争议的问题。

 

    “这是重大的学术突破口！”曾彦修立即指导考证，并以编写组名义，向当时在上海临时中央和“文委”方面有关系的、健在的领导同志逐一发函询问。杨尚昆、周扬、阳翰笙、夏衍、吴亮平、李一氓等二十余人给了回信。但可惜，这些老同志中没有一个人能够认定“歌特”是谁。可能是瞿秋白、冯雪峰、博古，但这些猜测却无一经得起推敲。

 

    一时间，“歌特”成了谜。而中文系出身的程中原却敏锐地捕捉到了“歌特”文章的特点，直觉告诉他，“歌特”就是张闻天。随后，在一篇题为《“歌特”为张闻天化名考》的论文中，程中原把自己的直觉化为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

 

    中国考据学常依据词语的使用乃至字的写法来确定作品的年代、地域，用这种方法研究张闻天的“个人惯用语”，可以发现他总爱把“贡献”写作“供献”、“背景”写作“背境”、“侵略”写作“侵掠”、“不正常”写作“不经常”，尤其爱把“虽然”写作“虽是”、把“如果”写作“如若”，连接词不用“和”而用“与”等等，而通过对比，“歌特”文章在个人惯用语上与张闻天完全一致。

 

    张闻天在五四时期翻译过不少外国小说，因此在语法上不免受外语影响，比如他经常把动词后置，爱用长表语、长定语，频繁使用“是……的”句式，爱用括号而不是破折号来使用插入语，这些不太符合当时汉语习惯的用法使张闻天的文章读起来圆熟流畅却略有异样。而“歌特”文章与张闻天的作品在这些方面极其相似。

 

    张闻天有不少笔名，最为人熟知的是“洛甫”，此外还有“平江”“思美”等，但为何此时要化名“歌特”呢？程中原的解释是：1931年上海白色恐怖严重，党的高级领导人顾顺章、向忠发先后叛变，随后成立的临时中央在非常严酷的环境中开展工作，安全起见，组织安排一位女同志和张闻天假扮夫妻，带着李立三的儿子组成了临时家庭。1932年10月27日，张闻天的这个“家”突然遭到搜查，张闻天虽因外出幸免，但不得不躲到了跑马场附近的“摩律斯新村”避难。在掩护他的那位女同志被捕的情况下，“洛甫”等党内共知的笔名当然不宜再用了。此外，“歌特”文章集中发表在1932年11月，从时间上说，也最有可能出自避难中的张闻天之手。

 

    此外，程中原还从“歌特”可能的身份等角度，把“歌特”为张闻天化名进行了周详的论证。一起研究张闻天的张培森还写了篇《“歌特”非瞿秋白考》，为程中原的重大发现敲边鼓，一时成为学界趣谈。

 

    后来，夏衍用相当的篇幅把“歌特”这件事写进了自己的回忆录里：“为什么对这件事我花了这么多的篇幅，问题不在于歌特是谁的问题，也不单是为了说明‘左联’后期的开始应该在1932年‘一二八’以后，最主要的原因是我学习‘十二大’文件‘有感’。”原来，胡耀邦在十二大报告中有这样一句话，“‘文化大革命’和它以前的‘左’倾错误，影响很深广”，其中“和它以前”四个字令夏衍“触目惊心”（见《懒寻旧梦录》2000年9月第11版第145页），因为这四个字使他回忆起1930年前后左联的那次“左”倾错误，可以说，这是夏衍的一个心结。而此时“歌特”文章的发现却证明，在党内绝大多数同志还束缚于“左”倾思想的当年，张闻天就已经比较最早地去反思“左”的问题了，而这一事实却被历史尘封了半个世纪之久。

 

    由此可见，《“歌特”为张闻天化名考》的意义已不仅仅在于它破解了一桩学术公案，还在于它提供一个共产党人从未停止自我反思、自我纠错的明证。历史研究的价值被时代的呼声凸显了出来，1983年前后，胡乔木看到了程中原这篇文章，立即批示《中国社会科学》全文刊发。

 

    国家图书馆的《张闻天传》已经被翻烂了

 

    1983到1988年期间，在对张闻天早年文学活动的研究基础上，程中原朝着张闻天更为宏阔的人生历程迈进，发现了一连串深沉的历史足迹——中央档案馆保存的张闻天主持和参加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常委会议的记录，黑龙江省档案馆、辽宁省档案馆尘封的有关张闻天在担任合江省委书记、辽东省委书记时的历史文献，张闻天十年外交的重要文电，以及张闻天各个时期的履历表、登记卡，等等。一边整理旧文献、一边抢救新史料，程中原抓住一切机会访问张闻天在世的亲友以及老同事，包括儿时的玩伴、大学的同桌、比张闻天小七岁的堂叔，等等，前前后后采访了近百人。

 

    1988年初秋，经过五年多的积累，《张闻天传》的写作正式启动，四易寒暑，一部70余万字的传记于1992年暮春成稿。细心的读者发现这样一个问题——和《张闻天传》同属“当代中国人物传记丛书”的其他作品大多由“某某编写组”完成，而《张闻天传》却由程中原独著。问及此，程中原笑着说：“这个事跟邓力群有关。”

 

    原来，邓力群曾经陪毛主席读书，记得主席曾说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一看就是很多人一起写的，没有前后照应，有矛盾、有重复。邓力群还记得毛主席嘱咐过，说重要一点的书一定要一个人写，或者由一个人负责前后统管。后来，邓力群担任了张闻天选集传记编辑组的组长，大概是牢记着毛主席的教诲，在《张闻天传》启动时，邓力群亲自点将：“老程，《张闻天传》由你一个人写！其他同志帮你。”

 

    但老程却坚持《张闻天传》是“集体智慧的结晶”。群策群力后由一人统筹编写，加上前期丰厚的史料积累，这部《张闻天传》一经出版就被奉为佳作。在一家报社工作的朋友告诉程中原，她在编辑党史、国史方面的稿子时经常查阅《张闻天传》，但初版售罄，只好跑去国图查阅，却发现国图里的那本《张闻天传》已经被翻烂了。

 

    2000年、2006年，《张闻天传》再版了两次，除了读者的需求，学术界新的研究成果是程中原再版这部传记的最大推动力。吸收新史料、回应新观点的同时，程中原还将篇幅过大的章节做了划分调整，使结构愈加鲜明。当老出版人戴文葆看到再版的《张闻天传》时，对程中原感慨道：“我一直讲好书永远是活的。你这本传记的再版，证明了我的这个看法是对的。”

 

    关于程中原的其他

 

    与程中原聊了一个下午，聊来聊去只有一个人——张闻天。

 

    “除了张闻天外，能谈谈您后来的学术研究……”没等记者问完，程中原突然打断，又把话题扯回了张闻天：“我们可不光是搞研究啊，南京的河海大学你知道吧，张闻天在那读书时还叫河海工程专门学校，1990年张闻天诞辰90周年时，那里给张闻天立一座铜像，这件事是我们推动的！还有，长征时的扎西会议你知道吧，知道它为什么重要么？一是党史上所谓的‘博洛交接’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完成的，二是《遵义会议决议》就是在这次会议上通过的。以前的研究没有充分重视，我们在写《张闻天传》时发现了这个问题，后来我们向杨尚昆同志反映，扎西（今威信）这才成了革命老区，这件事也是我们推动的！”

 

    记者的思路又一次被程中原带跑了，也几乎忘记了除了张闻天外的其他问题。临别前，程中原突然想起一件事：“你知道张闻天为什么叫‘洛甫’么？”“这个还真不知道。”“俄罗斯人的名字很长，包括姓、名、父名三个部分。张闻天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时，学校要求每个学生都得有一个俄文名字，张闻天的名字叫‘伊凡·尼古拉耶维奇’，姓‘伊思美洛夫’。后来他最常用的两个笔名‘思美’和‘洛甫’就是取这姓氏中的音节。”

 

    “沿着洛甫的脚步一路前行，这句话大概可以作为程中原学术生涯的总结。”带着这句心里话，记者道别了程中原。回家整理录音，发现这一下午的谈话除了“洛甫”之外还真只有张闻天，于是记者只好自己整理了关于程中原的其他——

 

    程中原，当代中国研究所原副所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学术顾问，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常务理事，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长期从事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和中共党史研究。《胡乔木传》执笔人之一，参与编写《邓小平传》部分章节；合著《历史转折论——从遵义会议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历史转折的前奏——邓小平在一九七五年》《1976-1981年的中国》《文坛寻踪录》等；主持编辑或参与编辑《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百科全书》《胡乔木集》《乔木文丛》《我所知道的胡乔木》《邓小平的二十四次谈话》等；发表论文近百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