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文学研究从“凌空高蹈”回归“脚踏实地”
“文学生活”的概念开启了文学研究的新思路，它不仅适用于研究当前社会的文学生态，对现代文学、近代文学乃至古代文学研究也同样有效。以此来观照文学史，也有助于拓展文学史研究的空间。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李敬泽认为，“文学生活”研究出了很多新的研究题目，拓展了文学研究者和批评家的视野。南京大学教授、现代文学研究会会长丁帆说，文学生活的概念的提出更新了文学史写作观念，如消费文化、传播情况都可以进入文学生活视野，文学史研究将更加关注“生活”。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白烨指出，文学生活的研究打破了文学研究学院派圈子化的禁锢，面对一些“真问题”。在2014年10月南京召开的现代文学年会上，许多学者高度肯定“文学生活”研究，指出这一概念和课题的成果，带来许多对学科的新的思考，正在成为文学研究的“生长点”。
（详见5版）
辜鸿铭的“祖籍”及其槟榔屿祖先考
关于辜鸿铭的祖籍，因一直缺乏有说服力的考证材料，往往基于猜测而莫衷一是，大致有福建漳州海澄、厦门同安、泉州惠安、泉州晋江数说。“漳州海澄”一说大概依据槟榔屿华人移民大多来自漳州海澄，如《槟榔屿华人史图录》即称槟榔屿辜氏家族来自“漳州海澄”，但并无历史文献加以证实；后三种说法——厦门同安、泉州惠安、泉州晋江——较为流行。近现代史学者黄兴涛说：“关于辜氏的祖籍是福建，这没有分歧，但在具体所属地区上则有不同说法，除了‘同安’说外，还有‘厦门’说和‘晋江’说，辜氏曾自称‘厦门辜汤生’。‘晋江’说最早出自王森然，见北京图书馆馆藏《辜鸿铭评传》稿本，现有关晋江人物志，也有把辜鸿铭列入的，但持‘同安’说的人较多，最早的有《清史稿》和辜氏好友罗振玉的说法，我个人认为同安说较确。”黄兴涛的判断是对的，但依然缺乏考证支持。
（详见13版）
关于《大学》《中庸》
中庸之道是孔夫子提倡的一种人生态度和解决问题的原则，但从《论语》一书看去，他讲得并不算多，只不过是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他又说过“过犹不及”这样一层意思，“过”和“不及”都是非中庸的。总起来看，中庸这个话题在《论语》里并不显得很突出；讲得多的还是“仁”和“礼”。后来出现了一篇以《中庸》为题的单篇专论，引用了许多孔夫子的言论，该文后来收入《礼记》一书。《中庸》据说是子思撰写的，这一点现在无从证实，当然也无从证伪，只宜予以承认。孙子继承祖父的思想是常见的事情，不过其间也可能会有些不同。又此文中有“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等句，当在秦统一中国以后，是汉儒的口气了。《礼记·中庸》虽作者难定，行文又多少有些混乱，“文势时有断续，语脉时有交互”，但仍为儒家的基本文献之一。孔子本来是积极进取的，甚至知其不可而为之，所以碰过许多钉子；到《中庸》的作者已经消极得多了，只说是“君子居易以俟命”，只追求内心的平静和人生的安定。（详见15版）
毁誉参半的双语大师：我与林语堂研究
除了对林语堂与鲁迅进行了比较研究，我对林语堂研究的另一微薄贡献，是在国内首次披露了一批林语堂与南洋大学冲突的史料。1955年4月，被南洋大学执委会聘为校长的林语堂宣布辞职，领取了一大笔遣散费。林语堂一方斥责执委会一方背信弃义，是被共产党操纵利用；另一方则认为林语堂是“小丑扮青衣”，是吮吸华侨血的“臭虫”。林语堂与南大执委会之间的这场冲突，是一场双输的冲突：南大执委会输了巨资，林语堂输了名声。事后林语堂把南大执委会解聘他的原因归结为共产党幕后的煽动，完全是一种不尊重事实的说法。
（详见1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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