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耕：让马克思哲学“活”在当代

    马克思是生活在维多利亚时代的思想家，如果据此推论马克思的哲学已经不具有当代性，无疑是错误的；同时，如果认为马克思的哲学自动具有超越时空限定的普遍有效性，同样是错误的。在当代中国，马克思的哲学是否具有当代性，关键就在于，我们的研究者们能否让它从“伦敦”走进“北京”，扎根中国大地，倾听时代声音，同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共同发展。

    历史表明，伟大的哲学能够超越诞生自己的时代，焕发出“烛照万代”的光芒。历史同时表明，和“奔流到海不复回”的大江大川一样，伟大的哲学也会因高山的阻滞而在低谷徘徊。伟大的哲学能否以及如何克服群山的羁绊再次成就自己的伟大，关键在于它是否能够适应变化了的时代，证明自己依旧是时代的真理和良心。每逢这种历史性时刻，总不乏勇敢的思想者挺身而出，努力承担为伟大哲学代言、申辩的使命。“为往圣继绝学”不仅需要“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气，更需要善作善成的智慧和能力。相比较而言，后者更加难得，也更加重要。

    20世纪90年代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遭遇空前困境，马克思主义被某些人自觉不自觉地边缘化、矮化甚至丑化。确有学者逆潮流而上，勇敢地站出来，努力为马克思申辩，但能够吸引读者关注的成果却很少，能够持续引发读者热烈反响、在当代中国学术史上留下深刻印记的成果更是凤毛麟角。杨耕教授所著《为马克思辩护：对马克思哲学的一种新解读》则是这凤毛麟角中之尤为出类拔萃者。

    杨耕教授是国内最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之一。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杨耕教授就开始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马克思哲学的研究，是30年来一系列重大学术讨论、争论的重要参与者甚至是发起者。我初涉学海，正是通过研读杨耕教授的《“危机”中的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现代阐释》《实践唯物主义研究》等著述，以及像他一样坚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其他老师的著述，逐步走进马克思思想世界的，最终像他们一样选择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作为自己的职业、专业和事业。我是《为马克思辩护》各个版次的忠实读者，甚至是第四版除编辑之外的“第一读者”。

    15年后再读第四版，我不得不关注并思考这本书所取得的巨大成功。《为马克思辩护》的成功是商业上的：4版，9印次，近3万册的销量，这对于一本纯粹的哲学著作来说是惊人的。《为马克思辩护》的成功更是思想上的：它对马克思哲学基本特征、基本观点、基本方法的阐发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对学术共同体成员的学术表达产生了直接影响，凝结为我们时代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的“常识”。

    《为马克思辩护》为什么能够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功？一言以蔽之，就在于杨耕教授具有善作善成的智慧和能力，真正让马克思的哲学“活”在当代中国，使之成为读者看得懂、用得上的理论资源。

    首先，杨耕教授真懂真信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哲学研究的真正专家。马克思眼界广阔、知识丰富，其理论体系博大精深，涉及许多领域、众多学科，不下大气力、不下苦功夫根本无法掌握其真谛、精髓。有的学者尽管在主观上立场很坚定、态度很坚决，但实际上并没有花很多功夫去认真研读经典，仅凭一腔热情、一知半解就侃侃而谈、指点江山甚至“左批右攻”。杨耕教授是改革开放后我国自己培养的第一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从本科到博士接受过非常系统规范的学术训练。不过，当杨耕教授选择“重读马克思”时，我们看到，他的工作就是不断地求索，不停地“补课”：从马克思哲学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西方哲学史，再到现代西方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当代社会发展理论，同时，进行政治经济学、伦理学、社会主义思想史的“补课”。正是在这种理论与历史相统一的研究的基础上，在《为马克思辩护》第四版令人信服地证明：马克思“终结了形而上学，并和孔德一起开启了现代西方哲学的进程”，马克思的哲学是现代哲学。

    透过《为马克思辩护》第四版的字里行间，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其中深厚的马克思哲学的理论功底，而且可以看到宽广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西方马克思学的理论背景，杨耕教授又和袁贵仁教授一起主持编译、出版了8卷本的《当代学者视野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俞吾金、吴晓明教授一起主持编译、出版了10卷本的《当代哲学经典》，其中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卷”涵盖了从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到詹姆逊、鲍德里亚、拉克劳、墨菲、齐泽克、伊格尔顿的代表性论著，从而为国内学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开辟了一个新的理论空间。

    正是通过这些“补课”，通过对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的深入研究，《为马克思辩护》第四版在断然拒绝所谓“后现代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充分肯定了后现代主义对马克思哲学当代意蕴的开拓，并以半个世纪以来资本主义发展史为宏大背景，对后马克思主义的兴起、本质与意义进行了再思考，明确指出：后马克思主义最值得人们赞赏的是它对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追踪与批判性反思，它的致命缺陷则在于未能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不断从“发展”偏向“修正”，最终由新世纪的来临被送进了思想史的博物馆……由于这些认识是在广泛而深入研读基础上的深思所得，所以极具说服力。

    其次，杨耕教授扎根中国大地，是时代声音的自觉聆听者。有人认为，马克思是生活在维多利亚时代的思想家。就历史事实来说，这是成立的。但是，如果据此推论马克思的哲学已经不具有当代性，无疑是错误的；同时，如果认为马克思的哲学自动具有超越时空限定的普遍有效性，同样是错误的。在当代中国，马克思的哲学是否具有当代性，关键就在于，我们的研究者们能否让它从“伦敦”走进“北京”，扎根中国大地，倾听时代声音，同我们这个伟大的时代共同发展。马克思说过，“问题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这种呼声不是简单的呐喊，而是有自身特征的旋律，只有通过长时间的倾听才能完整把握。在这个方面，杨耕教授无疑是同时代学者中最成功的。30年来，他始终怀着对民族和国家命运的深沉情感，自觉聆听、记录时代声音，四个版本《为马克思辩护》就是他的成功答卷。

    根据我的体会，《为马克思辩护》有两种阅读、使用方式：一种是把四个版本贯穿起来读，这样我们就可以完整把握到30年来中国学者对马克思哲学所提之问题及其历史变迁；一种是前后两版对照着读，这样，我们就可以通过其篇目的增删发现特定阶段的理论最强音。例如，第四版增加了“唯物主义的历史形态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空间”“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实践唯物主义：基于概念史的考察与审视”“世界历史、东方社会与社会主义”“意识与意识形态批判”“社会批判及其核心：资本批判”等新章，这些问题正是2010年以来国内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关注最多的问题。由于学术供给切合时代的理论需求，所以，杨耕教授为马克思哲学的申辩自然不愁没有听众。

    杨耕教授身在学院心系大众，是为人民做学问的哲学工作者。在现代社会中，绝大多数哲学研究活动只存在于学院中，马克思哲学研究也不例外。不过，关心、喜欢、需要马克思哲学的绝不是学院中的少数学者，而是大众。马克思的哲学本身就不是少数人的哲学，而是人民大众的哲学，“人民的最美好、最珍贵、最隐蔽的精髓都汇集”在这种哲学思想里。20世纪80年代以来，国内马克思哲学的研究水平在不断提高，但也出现了一些矫枉过正、“走火入魔”的倾向。一些学者过分热衷于对版本、手稿、概念的考据，开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订版，闭口马克思的原始手稿，仿佛不依据马克思的德文原文甚至是手稿就无法甚至不配诠释马克思哲学真精神似的。这样的研究当然有其价值，但这种研究不应是研究马克思哲学的主要方式，更不是唯一方式。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脱离了人民，哲学社会科学就不会有吸引力、感染力、影响力、生命力”。

    杨耕教授同样关注马克思著作的“考订版”，关注马克思的“手稿”，但他明确指出，“马克思的哲学不是‘学院派’，它志在改变世界”，因而他并没有局限于对文本的考证，而是始终坚持学术性与思想性的统一，用高水平的思想研究来支撑高质量的理论建设，力图使马克思的哲学走近、走进人民大众，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他真诚希望，他的哲学研究“能为中华民族理论思维水平的提高作出贡献”。仔细研读《为马克思辩护》第四版就会发现，《为马克思辩护》关注的都是一些学术界高度关注、群众十分关心的大问题，但它始终基于学术研究、思想研究来分析、解决这些理论问题。例如，国内哲学界对究竟应当如何命名马克思主义哲学一再发生争论。这个问题初看学究气十足，实则是关涉重大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作为当年实践唯物主义研究和争论的参与者之一，杨耕教授在《为马克思辩护》第四版中通过系统的学术史梳理和鞭辟入里的概念分析，明确指出：问题的关键在于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征，把握了这个根本，我们就既无须因西方马克思主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倡导实践哲学而忌讳实践唯物主义这一概念，也无须因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体系的缺陷而“废”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之“名”。此论一出，学术界的争议趋于平息，理论界的忧虑、群众的困惑趋于消失。这再次印证了马克思的话：“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

    最后，我不得不指出，杨耕教授是马克思哲学的成功讲述者。有的作者喜欢长篇阔论，论著冗长拖沓，让人不知所云；有的作者喜欢生造概念、频发新论，“语不惊人死不休”；有的作者照搬照套西式语法，文字佶屈聱牙，让人难以卒读。这些连同行专家都感到读的费劲甚至不知所云的文字，普通读者怎么可能读得懂、记得住、喜欢看呢？翻开《为马克思辩护》第四版，我们就能强烈感受到一股清新的文风扑面而来，体会到杨耕教授所追求的理论形式——“铁一般的逻辑，诗一般的语言”。

    杨耕教授的文风有四个特点：一是开门见山，直奔主题，继而在精心设计、明晰有力的逻辑框架中进行严谨、充分的阐释论证，有话则长，无话则短，绝不优柔寡断、拖泥带水；二是讲新话，立新论，立论追求准确平衡、言简意赅，努力以吸引人的方式把问题说清、说深、说透，但绝不剑走偏锋、做惊人语；三是文字洗练，文气顺畅，具有难得的音韵之美；四是善于用典，文采非凡。马克思哲学博大精深，学习、研究马克思的哲学无疑是件难事，但在杨耕教授笔下，它不再令人望而生畏，而是可亲可近、可信可爱。正因为有了这种亲近感，非专业读者才愿意看、看得懂，愿意听、听得进。

    2018年我们将迎来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纪念。在即将展开的第三个世纪里，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将会怎样？世界都把目光转向了中国。我们将要做的工作有很多，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就是让马克思的哲学“活”在当代中国。我想，这应是杨耕教授“为马克思辩护”的初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