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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7年06月28日 星期三

    品读阿城

    张川平 《 中华读书报 》( 2017年06月28日   10 版)
    《阿城文集》,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6年3月第一版,310.00元

        读阿城的两本新书《文化不是味精》和《脱腔》,有很多会心之处。比如“文化”与“武化”的比较,主张用“文化”去约束作为动物的人类固有的“攻击性”等“武化”基因;比如提倡“素读”,就是把自己的头脑清空,搞成一张素白纸笺,不带任何“先见之明”和“成见之偏”去阅读;比如基本不读小说,只读回忆录;比如他特别爱提的“萨满”以及雅斯贝尔斯在其《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谈到的“轴心时代”,等等。甚至听他讲老鹰抓兔子靠的是视觉对活动物体的敏感,中国的武侠片就是舞蹈片,都有耳目一新之感。但怎么也学不会他推荐的“对角线阅读法”,我只能按古法操作——从头读到尾,看来我仍陷溺于“线性思维”,愚笨至极,脑筋板滞,既不“跳跃”,也不“立体”。

        阿城的书,即使照习惯一字一句从头读来,也无法象读小说一样一目十行,一来他的精彩是“拦路虎”,迫使你停下来细细品味一下,咂摸其中的味道。二来阿城这样的聪明人,极少直通通地表达好恶和倾向,微言大义也好,拉虎皮做大旗也好,隔山打牛也好,指桑骂槐也好,总之是“十面埋伏”。聪明人牛刀小试,已经让我这愚者看得眼花缭乱了。其实阿城的文字绝无天花乱坠、繁花似锦的“热闹”,而是象口语一样平实、亲切、讲理,一句是一句,不讨巧,不炫技,而我之“眩晕”完全是被“大白话”背后的“常理常情”征服了。于是,你不由得放慢脚步流连再三。

        这次推出的《阿城文集》不时出现一些数量不等的“方框”,这也是一个让人不得不停下来揣摸的理由。这种隐而不删的编辑策略,我是在《废都》首次“艳遇”,如今再度重逢,不免更要绞尽脑汁做一番“填字游戏”。那些“空儿”不填上,确实影响意义表达,有些能猜个八九不离十,有些显然有多种填法,不知哪种更接近“原作”,也许全都是离题万里的“瞎猜”,有些文章选入别的书,还可做些“对勘”工作,获得一些蛛丝马迹,其余的谜团只好有待“全”集出版才能详解了。

        恰好阿城先生也谈到了《金瓶梅词话》的各种版本,除了明末的那段时间,这部书一直被官方禁毁,目的是把“性”(其实是“性描写”)这个“洪水猛兽”牢牢禁闭,效果自然不佳,屡禁不止,甚至越禁越火,没办法,“好奇”和“猎奇”本就是“人的劣根性”,何况“性”关乎本能,是所有人——无论是否认字、有无知识——必经的探索科目,于是,出现一些“洁本”和“节本”——为适应道德洁癖而删节之,有些注明删去多少字,《废都》的“方框”正是受此“深远影响”。然而,阿城先生对《金瓶梅词话》的“性描写”很不以为然,原作就有“打补丁”的感觉,在这方面,他推崇的是《肉蒲团》,“《肉蒲团》的全部情节就是在性行为中展开,如果我们对《肉蒲团》进行清洁,这部小说就消失了”。显然,《金瓶梅词话》和《废都》中的“性描写”不仅不是主干,而且与整个文本没能达到浑然一体的境界,留下了被删和自删的巨大缝隙。

        其实,阿城的精彩多半不在于这些时不时穿插的“禁言”,而在于他旁收杂取的博学以及文字的简约清通,娓娓道来,给人的感觉,既家常亲和,又丰姿绰约,无论多么冷僻的话题,无论多么艰深的理论,他都能津津乐道、深入浅出。他的“博”令人有浩浩汤汤、茫无涯际之感,他的“精”使之能独辟蹊径,言人之未言,令人恍然豁然。怪不得王朔会“崇拜”他,侯孝贤请他做《海上花》的艺术总监,刘小东请他做画展的策划人,还有威尼斯电影节请他做评委,很多人请他作序、写评论等。阿城是个多面手,无论绘画、音乐、电影、摄影、考古、收藏,大到无边无际的文化问题,小到吃喝拉撒的日常琐事,都能谈出新意和深度,而且谈得精致风趣,态度永远心平气和,不急不躁,见出阿城学识之外的性情、心胸、风度。

        阿城的书名也很“夺目”。“文化不是味精”是书中一篇文章的题目,“文化为什么不(应该)是味精”的道理阐述得很清楚。“脱腔”则是个脱离正文的新名词,我理解这个动名词指的是脱掉一种公共的流行的腔调,成就另一种从重音到节奏等一律趋向个人化的言说方式,而不是荒腔走板,胡乱发声,不成腔调。“脱腔”大概有两层含意:一是本书收录了几篇“脱口而出”的访谈、对谈,既有“脱口秀”般的机锋妙趣,又有“口语化”的交流快感,侃侃而谈,不假思索,不容斟酌和犹疑,直接亮出真知灼见、真情实感。二是所写所谈尽量“脱”去陈腔滥调,比如大家熟知的“学生腔”“文革腔”以及一度在某些作家和“文青”中流行的“张(爱玲)腔”,阿城十分警惕,不让自己那支率性任情之笔被某种“模板”套牢,这事关写作自由、思想自由,马虎不得。他很推崇王朔语言的颠覆性,这是一种充满内部张力的颠覆,对旧有的铁板一块的“模板”形成巨大的解构力量,真正起到涤荡和更新的作用,不是“旧瓶装新酒”之类,而是打造新的大众流行语。显然,阿城的“脱腔”主张有助于语言的新陈代谢。

        阿城象一部广谱扫描、异常灵敏的雷达,太善于发现和捕捉新意、新知、新趣了,他在《轻易绕不过去》一文中介绍台湾李辰冬先生研究《诗经》的方法和结论,新奇之至!李经考证和推理,认定《诗》三首篇皆为尹吉甫一人所作,可视为他的“诗传”,因涉及家国大事,是可与《荷马史诗》媲美的史诗巨作,也把中国私人诗歌的出现从屈原提早了五百多年。不仅如此,若这些观点得到公认,中国的文学史必将从源头改写。关于《诗经》,李先生有三部著作:《诗经通释》《诗经研究》《诗经研究方法论》。阿城讲了自己“淘书”的欣然偶遇和“踏破铁鞋”的曲折无奈,穿插复述李先生“捋顺”的尹吉甫创作简史,烛幽显隐的追踪使人如读侦探小说。

        阿城的生命和写作追求动态的“过程形态”而非专注一点的“目的形态”,始终保持着松弛、从容、乐山乐水的状态,一般不会钻“死不暝目”之类的“牛角尖儿”,也不易被任何观念绑架,所以,阿城的人与文总给人仙风道骨、闲适悠游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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