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读阿城

    读阿城的两本新书《文化不是味精》和《脱腔》，有很多会心之处。比如“文化”与“武化”的比较，主张用“文化”去约束作为动物的人类固有的“攻击性”等“武化”基因；比如提倡“素读”，就是把自己的头脑清空，搞成一张素白纸笺，不带任何“先见之明”和“成见之偏”去阅读；比如基本不读小说，只读回忆录；比如他特别爱提的“萨满”以及雅斯贝尔斯在其《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谈到的“轴心时代”，等等。甚至听他讲老鹰抓兔子靠的是视觉对活动物体的敏感，中国的武侠片就是舞蹈片，都有耳目一新之感。但怎么也学不会他推荐的“对角线阅读法”，我只能按古法操作——从头读到尾，看来我仍陷溺于“线性思维”，愚笨至极，脑筋板滞，既不“跳跃”，也不“立体”。

    阿城的书，即使照习惯一字一句从头读来，也无法象读小说一样一目十行，一来他的精彩是“拦路虎”，迫使你停下来细细品味一下，咂摸其中的味道。二来阿城这样的聪明人，极少直通通地表达好恶和倾向，微言大义也好，拉虎皮做大旗也好，隔山打牛也好，指桑骂槐也好，总之是“十面埋伏”。聪明人牛刀小试，已经让我这愚者看得眼花缭乱了。其实阿城的文字绝无天花乱坠、繁花似锦的“热闹”，而是象口语一样平实、亲切、讲理，一句是一句，不讨巧，不炫技，而我之“眩晕”完全是被“大白话”背后的“常理常情”征服了。于是，你不由得放慢脚步流连再三。

    这次推出的《阿城文集》不时出现一些数量不等的“方框”，这也是一个让人不得不停下来揣摸的理由。这种隐而不删的编辑策略，我是在《废都》首次“艳遇”，如今再度重逢，不免更要绞尽脑汁做一番“填字游戏”。那些“空儿”不填上，确实影响意义表达，有些能猜个八九不离十，有些显然有多种填法，不知哪种更接近“原作”，也许全都是离题万里的“瞎猜”，有些文章选入别的书，还可做些“对勘”工作，获得一些蛛丝马迹，其余的谜团只好有待“全”集出版才能详解了。

    恰好阿城先生也谈到了《金瓶梅词话》的各种版本，除了明末的那段时间，这部书一直被官方禁毁，目的是把“性”（其实是“性描写”）这个“洪水猛兽”牢牢禁闭，效果自然不佳，屡禁不止，甚至越禁越火，没办法，“好奇”和“猎奇”本就是“人的劣根性”，何况“性”关乎本能，是所有人——无论是否认字、有无知识——必经的探索科目，于是，出现一些“洁本”和“节本”——为适应道德洁癖而删节之，有些注明删去多少字，《废都》的“方框”正是受此“深远影响”。然而，阿城先生对《金瓶梅词话》的“性描写”很不以为然，原作就有“打补丁”的感觉，在这方面，他推崇的是《肉蒲团》，“《肉蒲团》的全部情节就是在性行为中展开，如果我们对《肉蒲团》进行清洁，这部小说就消失了”。显然，《金瓶梅词话》和《废都》中的“性描写”不仅不是主干，而且与整个文本没能达到浑然一体的境界，留下了被删和自删的巨大缝隙。

    其实，阿城的精彩多半不在于这些时不时穿插的“禁言”，而在于他旁收杂取的博学以及文字的简约清通，娓娓道来，给人的感觉，既家常亲和，又丰姿绰约，无论多么冷僻的话题，无论多么艰深的理论，他都能津津乐道、深入浅出。他的“博”令人有浩浩汤汤、茫无涯际之感，他的“精”使之能独辟蹊径，言人之未言，令人恍然豁然。怪不得王朔会“崇拜”他，侯孝贤请他做《海上花》的艺术总监，刘小东请他做画展的策划人，还有威尼斯电影节请他做评委，很多人请他作序、写评论等。阿城是个多面手，无论绘画、音乐、电影、摄影、考古、收藏，大到无边无际的文化问题，小到吃喝拉撒的日常琐事，都能谈出新意和深度，而且谈得精致风趣，态度永远心平气和，不急不躁，见出阿城学识之外的性情、心胸、风度。

    阿城的书名也很“夺目”。“文化不是味精”是书中一篇文章的题目，“文化为什么不（应该）是味精”的道理阐述得很清楚。“脱腔”则是个脱离正文的新名词，我理解这个动名词指的是脱掉一种公共的流行的腔调，成就另一种从重音到节奏等一律趋向个人化的言说方式，而不是荒腔走板，胡乱发声，不成腔调。“脱腔”大概有两层含意:一是本书收录了几篇“脱口而出”的访谈、对谈，既有“脱口秀”般的机锋妙趣，又有“口语化”的交流快感，侃侃而谈，不假思索，不容斟酌和犹疑，直接亮出真知灼见、真情实感。二是所写所谈尽量“脱”去陈腔滥调，比如大家熟知的“学生腔”“文革腔”以及一度在某些作家和“文青”中流行的“张（爱玲）腔”，阿城十分警惕，不让自己那支率性任情之笔被某种“模板”套牢，这事关写作自由、思想自由，马虎不得。他很推崇王朔语言的颠覆性，这是一种充满内部张力的颠覆，对旧有的铁板一块的“模板”形成巨大的解构力量，真正起到涤荡和更新的作用，不是“旧瓶装新酒”之类，而是打造新的大众流行语。显然，阿城的“脱腔”主张有助于语言的新陈代谢。

    阿城象一部广谱扫描、异常灵敏的雷达，太善于发现和捕捉新意、新知、新趣了，他在《轻易绕不过去》一文中介绍台湾李辰冬先生研究《诗经》的方法和结论，新奇之至!李经考证和推理，认定《诗》三首篇皆为尹吉甫一人所作，可视为他的“诗传”，因涉及家国大事，是可与《荷马史诗》媲美的史诗巨作，也把中国私人诗歌的出现从屈原提早了五百多年。不仅如此，若这些观点得到公认，中国的文学史必将从源头改写。关于《诗经》，李先生有三部著作:《诗经通释》《诗经研究》《诗经研究方法论》。阿城讲了自己“淘书”的欣然偶遇和“踏破铁鞋”的曲折无奈，穿插复述李先生“捋顺”的尹吉甫创作简史，烛幽显隐的追踪使人如读侦探小说。

    阿城的生命和写作追求动态的“过程形态”而非专注一点的“目的形态”，始终保持着松弛、从容、乐山乐水的状态，一般不会钻“死不暝目”之类的“牛角尖儿”，也不易被任何观念绑架，所以，阿城的人与文总给人仙风道骨、闲适悠游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