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兰诗》关键存疑再探

    上世纪80年代到世纪末，学界就《木兰诗》的产生年代，有过不少深入的讨论，对权威的辞书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这个影响，并不是就解决问题的终究方向有所清晰，而是各执一端的争论不下，在一种结论或可暂付阙如的原则上，真正学术的争论趋于停息的状态。进入新世纪，这个问题并无新的进展，目前为止，《木兰诗》的关键存疑，还是它的产生年代。

    客观一点说，那场讨论，各方几乎都穷尽了观点，若没什么新的材料发现，再争下去也是无益的耗费。所幸的是，在下是个纯粹乡巴佬，不仅没条件参与，甚至到2013年，才约略知道点有过那么一场争论。也许正是这样，江湖远隔，才好在荒径野路，捡拾了一点故实的遗存。

    最初关注《木兰诗》的问题，我并不是冲着它的产生年代来的。更不知道这个问题，正是该诗所有存疑的关键。我的问题很单纯，就是上世纪50年代叶圣陶等人校订的中学语文课本里，该诗有句“愿驰明驼千里足”，而后的课本里，这句诗何以没有了“明驼”二字？

    就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从1994年上手，到2016年4月，华中师大《语文教学与研究》上旬刊，发表拙文《千里千年明驼路》，二十多年，才找到了一个聊可自信的答案。

    “明驼”一词，来自北魏鲜卑语的汉译，是一种翻译上音义复合而来的名词，其本义是脚程千里的骆驼。虽然鲜卑语基本失传无以考据，但该语种属于阿尔泰语系并无疑问。在阿尔泰语系有诸多小语种，其语义指数字“千”的读音，都与汉语“明”字读音最堪直译。略难理解的是，“明驼”决不是“千驼”的简单直译，而是“明”乃“千”的音译，整词更复合了鲜卑语原诗句的某些语义。

    从考据的角度讲，作为鲜卑民歌最初的汉译版本，恐怕早在南梁以前，就已被人修改过了。而自有汉译版本到中唐，该诗被多少次修改并无书证，甚至在典籍中连一句原诗的引文都不曾见。这就是目前有观点坚持其为唐诗的主要原因。尔后，自中唐至宋，该诗被汉化的情形，才约略可见于史籍。如“明驼”一词。北宋郭茂倩《乐府诗集》整篇收录的《木兰诗》中，就没有“明驼”两字。而晚唐段成式《酉阳杂组》，却有“明驼千里脚”五个字。仅此五个字，相对于郭茂倩收录的整篇诗来说，似乎就是个残句孤证而已。以致宋代至今，对《木兰诗》关键存疑的论争，竟无一人重视过“明驼”这一关键证据。而事实上，段成式并非是在考据《木兰诗》曾有几多版本，而只是在解释“明驼”二字，是不可能依用什么孤本残句，来举例训解一个多被误解的名词的。且杜甫《兵车行》中自注，与韦元甫续诗《木兰歌》，俱可佐证，该诗在中唐绝非孤本秘传。

    就是说，该诗汉化到晚唐，还有书证这句是“明驼千里脚”，而不是“千里足”。而“脚”字在东汉仅指腿胫，后来才有了畜蹄人足的义项。《乐府诗集》卷二十五所载《陇头流水歌辞》中，就有“脚”“足”相对不同义的书证。所以，这个“千里脚”，指的是牲口腿力坚劲，脚程千里，而不是说的什么蹄子。这样来看，鲜卑语原句怎么个语法构词虽不可考，这个“千里脚”，却是十分确切地在补充音译“明”字对鲜卑语义表达的缺失。

    段成式《酉阳杂组》，说“明驼”多被误作“鸣”字，又可表明一个事实：北魏孝文帝废止鲜卑语，该语种失传，“明驼”自语源而来的含义，在汉语渐行无解。就是初以秘书省校书郎出仕，职司过雠校典籍，刊正文章的这个段成式，也只能凭个人见识，从一种骆驼的生物性状，把这个“明”字解释成“驼卧，腹不贴地，屈足漏明”。因为事实上，有一种单峰驼卧地歇息时，就是由四肢大腿不屈的支撑，其胸骨末端向后的肚腹全不着地两则透明。就此由无知而误解的形成，拓开来说，显见是汉文化疏薄于异族文化的风情物语，晚唐北宋更无几人肯去信实老段的这番解释。一个无法解释的“明驼”，也就不知在谁的手上，让“千里足”的汉化五言句式给淘汰了。

    如果用现代的学术原则来讲，从《木兰诗》中删除“明驼”，就是个不能容忍的篡改。因为“明驼”的语源学价值，其特有的民族性、地域性、物语性，不仅确定着该诗的时代性，更对该诗的文学审美价值，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事实上，若不是北魏孝文帝废止了鲜卑语，“明驼”的语义就不会渐行无解。在中唐，张鷟《朝野佥载》说北魏孝文帝时故事，还提到陇西人“星夜乘明驼，倍程至洛”；到晚唐郑处诲《明皇杂录》，就把哥舒翰所骑日行五百里的骆驼，说成了白骆驼；还有晚唐郑常《洽闻记》“于阗国有小鹿，角细而长，与驼交，生子曰风脚驼。日行七百里，其疾如吹。”这些都是物语传说，却只有“明驼”原在鲜卑语，更可能蕴含了民俗信赏方面灵异神崇的文化审美价值。鲜卑语失传，该词失去可追溯语源的文化背景而致无解，也正说明《木兰诗》应该不是产生于北魏孝文帝之后。

    孝文帝之前，燕山迆北的大规模战争，算来也只有太武帝拓跋焘时代够格。也正是这个拓跋焘，1980年大兴安岭发现的鲜卑石室所刻祝文（刻于公元443年），载明这个太武帝自称“天子”，又尊称其先祖为“可汗”。这种“天子”“可汗”混用，又正在《木兰诗》中可见。所以，事更像发于此时，诗当成于其后至孝文帝之前。

    如果说，《木兰诗》中有不少词语，甚至某个段落，可能是南朝及唐宋文人润色修改而增篡的。但“明驼”这样的词语，后人是增篡不来的。我们的语文课本，曾把晚唐以后才改成的“千里足”，简单解释成千里马。试想木兰回乡之路，沙丘碧草，蓝天白云，山川辽阔，金曦流溢，壮士英姿，明驼神骏，别一番气度雍容，别一番异族风情，岂是汉语千里马所能构此佳境！

    而且，“明驼”一词，在语源上的时代性、民族性、地域性、物语性，都将该诗叙事的发生，指向盛行骆驼的大西北地带。只有那样的地方，才能产生对“明驼”那样灵异神崇的民俗信赏，且其信赏的悠久，才能在本土的民歌创作中呈现自如。

    笔者上述观点，单就“明驼”而论《木兰诗》的发生年代，难免被人视为孤证。所以自2015年底，拙作《千里千年明驼路》交稿以来，这一年，又在网上查考了上世纪末那场争论的诸多观点。焦点的问题，集中在北宋郭茂倩《乐府诗集》所收《木兰》名下有一题注：“《古今乐录》曰：‘木兰不知名，浙江西道观察使兼御史中丞韦元甫续附入。’”

    就这一句题注，1980年代齐天举，以其标点断句问题，结合古文题解、按语、引语的使用惯例，以及韦元甫官号称谓的朝代问题，提出了南朝《古今乐录》并未收录该诗的观点。这观点有力地支持了“韦元甫首先发现于民间”的说法，甚以为《木兰诗》就是唐代产生的。到1998年，方舟子给迪斯尼公司咨询的答文，在辩驳齐天举方面虽则还算有力，但仍未能将此题注彻底弄明白。

    依在下看来，这个题注无论怎么断句，“木兰不知名”都是韦元甫“续附入”的前提原因。这么个简单的因果关系，总不该有多难理解吧。齐天举的贡献，在于从学术原则上确定了，这个题注不是宋人郭茂倩所加，而是唐人所为。即“木兰不知名”的问题，早已存在于韦元甫所见《木兰诗》的版本里。

    或者，如果非要说“《古今乐录》曰”是衍文，我们删去这衍文来看，“木兰不知名”的问题，也必存在于韦元甫之前的版本里。但如我们通观《乐府诗集》，其中“《古今乐录》曰”的字样多不胜举，相类字眼决非所据古籍原有，实乃郭氏题注起句的一种固定句式。由此，我们可以判定：“《古今乐录》曰”，是郭氏行文例句（也极易被后人重刊时增篡题注所套用）；“木兰不知名”，则是韦元甫之前该诗固有的问题；而“浙江西道观察使兼御史中丞韦元甫续附入”，才是中晚唐修订《古今乐录》的史迹。

    《乐府诗集》卷二十五，为该书总编卷目“横吹曲辞五”，内容或说相关体材以“梁鼓角横吹曲”为类。这个类别分明的卷名之下的序言最后，郭茂倩的按语“按歌辞有《木兰》一曲，不知起於何代。”至少是老郭在说明，他所依据的《古今乐录》版本里，这个体裁的还有这么一首歌辞，不一定是南梁时作。

    就此，我们现今可以确信的，应该是陈释智匠《古今乐录》，距梁代乐府官方曲本最近。其《古今乐录》载明“梁鼓角横吹曲”及“乐府胡吹旧曲”共六十六曲，名目赫然，存失备细。另外相类“梁鼓角横吹曲”的，还有江淹《横吹赋》所云：《白台》二曲，与《关山》“采菱谢而自罢，绿水惭而不进”这样一条引文，则《白台》《关山》又是三曲。即《古今乐录》仅载江淹赋所提到这三曲的名目，而并无曲辞实存。然有一歌辞《木兰》特需说明，郭氏才加了条按语：“歌辞有《木兰》一曲，不知起於何代。”如果不是《古今乐录》收有这首歌辞，郭茂倩也就没必要在此卷首“《古今乐录》曰”下加这个按语了。这是本卷之首详述《古今乐录》所载“梁鼓角横吹曲”及同代名曲篇目。郭的按语只是说有歌辞《木兰》“不知起於何代”，并不是说这篇歌辞不在《古今乐录》，也更未提及韦元甫如何。至于卷末篇名《木兰诗二首》及其题注，更加附录了韦元甫之《木兰歌》，或者竟是郭茂倩之后，《木兰诗》版本混杂讹夺，后世篡入《乐府诗集》所致。至少，郭氏不会用《木兰诗二首》这一个题目，于下并列显非同一时代所作的两首东西，这在《乐府诗集》其它篇什的题例非常分明。

    即今可见，郭氏《乐府诗集》最早的宋版，现存中国国家图书馆，这个二十五卷正好缺失，而是以元代版本补充的。所以，齐天举另一重要理由：《古今乐录》一书至少在南宋还存在，两宋都有人讨论过《木兰诗》的写作年代，却除了郭氏，无第二人提及《古今乐录》，因此大都认为《木兰诗》是唐诗。这种说法从版本学角度分析是站不住脚的。首先不可确定的，是郭氏所选《木兰诗》，所依《古今乐录》，未必是北宋唯一版本。其次，《古今乐录》内容的歌辞形态及乐理情调，在两宋已非通行文化。而《乐府诗集》卷帙浩繁，收录芜杂，在宋代科举制度下，恐怕也难说是宋儒体制文化中多么通行的东西。然《木兰诗》流传极广，随便什么读物中都可能有不同版本。北宋大诗人黄庭坚《题乐府木兰诗后》，说“韦元甫始得于民间”，宋人还有几个需看《乐府诗集》呢？郭茂倩逝于公元1099年，《乐府诗集》那么大部头，手工刊刻印行之难，到1127年春北宋灭亡，都未必有完整版本刊行于世。就算南宋有完本行世，一般对《木兰诗》发点议论的人，也未必像今人一样非《乐府诗集》不足为据。更况为今所见《乐府诗集》宋版的二十五卷缺失，是以元代版本补充的。元人有可能依据其秘书监《古今乐录》藏本（见元人侯有造《孝列将军祠像辨证记》碑文“又我元秘书监《古今乐录》亦云元甫续附”），增篡了《木兰》篇下的题注，而不是郭茂倩原著所为。这样来看，两宋讨论《木兰诗》写作年代的人，都未提及《古今乐录》，就算加上郭茂倩的原著也没有《木兰》篇下那个题注，总也不足证明，隋唐以前《古今乐录》就没收录过《木兰》篇。

    返回来说，中唐杜甫与韦元甫，可算最同一时代之人。老杜（770年）比老韦早逝一年，更早18年所作《兵车行》内自注“古乐府云：‘不闻耶娘哭子声，但闻黄河之水流溅溅。’”这在当时，若非《木兰诗》已有相应版本盛传，至少这老杜、老韦各有所知。《乐府诗集》那句题注，多应晚唐文人所为。“木兰不知名”的问题，在此晚唐所为之前的《木兰》篇中，应该就有。更退一步说，这几个字就算同为晚唐所为，也改变不了一个事实：该诗既不叫《木兰诗》，也不叫《木兰辞》，它的篇名就俩字，叫《木兰》。

    既然《木兰》是为篇名，哪么，“木兰不知名”是何意思？我们抛开这个题注在标点断句上的所有纷争，“木兰不知名”也肯定是韦元甫“续附入”的前提原因。这么，你是否能想到，“木兰不知名”所指，就应该是《木兰》题下，诗内并无事件主人公的名字，而不是说作者无名氏。不具人物姓名，仅以“木兰”为题，唱颂一个平民百姓家女儿，于无可奈何之下替父从军，且不近忠君报国等任何后世宣扬的功利主义，正才是那时代尚未全然觉醒的游牧民族奴隶意识形态（他们的府兵制到唐代也还是奴隶意识形态的军政编户制而非国家意识形态的募兵制）的平民意识，在这首民歌上的真实存现。而且，最初的事实肯定没有传唱的那么玄乎，具以真名实姓，人物原型及其亲友在邻里间难免不堪之情。所以，“木兰不知名”，完全有可能是说，之前的文本，《木兰》篇内并无人物名字，“木兰”只是这首民歌的篇名而已。

    从另一方面说，韦元甫正是以前秦以来汉文化的功名主义，以为《木兰》篇不具主人公姓名，才是天大的遗憾。他的续诗，或说是对原诗的解读，在《乐府诗集》叫《木兰歌》。我们且不说其文学价值几何，单其开篇“木兰抱杼嗟，借问复为谁。”也就是面对《木兰》篇不具人名所被诸多的疑问，才给出的一个解读：就是一个叫“木兰”的女孩在抱杼嗟叹，若否，试问还能叫什么又能另是谁呢？接下来，则都是老韦对原诗人物事件的复述描摹，且添加了一层对孝义两全忠勇报国英雄志节的盛赞，最后为其原无名姓慨然疾呼，如此“千古之名焉可灭！”因此，不知是老韦自己，还是其后之人，根据他的续诗，把原诗题名作主人公名字，附入了原诗必要之处。

    这才是那个题注中“续附入”三字所反映的事实。既有续诗，又有因其续诗而附入原诗人名之实，这才是“续附入”解决了“木兰不知名”前提问题的逻辑关系。如果不是为了解决这个前提问题，只是说明附录了老韦的《木兰歌》，则无论谁加的这个题注，只需说“浙江西道观察使兼御史中丞韦元甫续附”岂不更为明白无误。

    如此，韦元甫之前，该诗题名“木兰”的字面意思是什么呢？这应该又是原诗音译来的一个问题。

    在西方植物学分类概念进入汉语之前，木兰是区别于白玉兰的一个树种，即其花蕾另有中药专名“辛夷”的紫玉兰。这在秦汉成书的《神农本草经》已有见载，与该诗的“木兰”却不是一回事。因为紫玉兰原生主要在长江以南，不宜移植。古人没有现代植保技术，一般只在江南有宫廷庭院栽培。北魏版图内，不会有木兰树的大量移植，足以在某地成为兴起一首民歌的题名。哪么，北魏鲜卑语，或说其某地方言，最有可能音译为汉字“木兰”的原生物种会是什么呢？想来，也只有根皮在中药称丹皮的牡丹，与之最有渊源。

    这还得从秦汉药典《神农本草经》来追述，因为该书最早确认，牡丹原产丹州、延州等地。而据明人李时珍《本草纲目》解释，参考唐宋时代花谱之类的记述，都说牡丹本无名，俗称“木芍药”。愚亦曾以为，秦汉《神农本草经》所载“牡丹”，为后世篡入。但最近网上查知，上世纪70年代武威出土东汉圹墓医简，有治瘀药方载有牡丹药名。不必考据丹、延二州的州名是否后人窜入《神农本草经》的，这个出土医简足证，药名“牡丹”东汉已有。事实也是，丹州（今陕北宜川），延州（今延安），也就是陕北南部这个地区，乃花卉牡丹栽培之前药品牡丹的原生地无可置疑。且此两州，都在咸阳直通鄂尔多斯的秦直道近旁，秦唐两代之间，其地与汉文化中心地带沟通不为不便。

    从语言学来讲，是当地物名传记为秦汉药名“牡丹”的，还是药名“牡丹”传入当地成为其口语“木兰”的，这个虽不可考。但其作为观赏花卉，在中原盛行栽培之前，竟然无名而俗称“木芍药”。这只能说明，最早引种牡丹为花圃观赏者，虽原种地有称“木兰”，却不能直译过来，而与江南珍贵花木紫玉兰所称“木兰”重复。一直到花匠从医界找到这种植物的汉代书名，牡丹为王，芍药为相，才成为花谱的定论。

    “牡”字在汉语，义为雄性，“丹”为花之品色。李时珍说牡丹，“虽结籽而根上生苗”，故谓之“牡”。这品性，岂不正与民歌起兴一少女男装呈勇沙场的英雄品质最相一致么？而未曾形成文字体系的鲜卑语，在今可查为数极少的词语umran，音译“木兰”，其义为富裕之意。这与我们的牡丹花语，自来就有富贵之意，难道只是巧合吗？我一直寄望于语言学专家，也来讨论这一问题。

    就算语言学最终也给不出确切的证据，更为巧合的，是延州后置延安市，西南十几公里，有一“花源头村”。其村本名所依，正与牡丹花原种地故实相应。其村所在，不仅有木兰祠、木兰墓，还有一架山原称牡丹山，现亦还有数万株野生牡丹。山上有千年古柏一株，与百来米宽，数百米长的一道平坦山梁，叫跑马梁，相传为木兰骑射习武之地。可惜据今查看卫星地图，陕西方面，已将此地，名为万花乡万花村。可见陕西官方，连秦陵汉墓都顾不过来，在木兰故里的学术依据上，根本无心顾及。

    在下只是冀中西边太行山麓一介村叟，无缘考察更多古籍，更无力亲往考察延安木兰墓地，以上看法，仅是大致推导，证据单薄遽难确论。诚愿学界专家，民间智器，多为考察论证，以解悬疑。是为吁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