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演变中的福利社会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有这么一段文字：

    “我看过一些西方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书，其结论未必正确，但在研究和考据马克思主义文本上，功课做得还是可以的。相比之下，我们一些研究在这方面的努力就远远不够了。恩格斯曾经说过：‘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事例上发展唯物主义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研究，不能采取浅尝辄止、蜻蜓点水的态度。有的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没读几本，一知半解就哇啦哇啦发表意见，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也有悖于科学精神。”

    由此想到恩格斯在一个具体研究领域所体现的治学态度。年轻的恩格斯在1842年11月至1844年8月曾在英国居住，他深入英国社会，调查了英国工人阶级的恶劣生活条件，也使用了大量的史料（“研究过我所能弄到的各种官方的和非官方的文件”）。1844年9月至1845年3月间，恩格斯在德国写成《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此前英国还没出过同类著作。

    19世纪中叶，英国已经是一个法治程度较高的国家，恩格斯撰写这本早期经典著作时，英国议会就不断对童工、女工、工人上班时间等与煤矿、工厂相关的事务立法，不断取得一些小小的进步。恩格斯深深意识到自己研究的对象不是僵化固定的，因此非常关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出版之后英国、欧陆国家和美国工人阶级状况的变化，包括一些新趋势、新现象。1887年，这本书出了英译美国版（纽约，伦敦版1892年），恩格斯在这一版添加了“附录”，还在“序言”谈及始于1885年的美国工人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而举行的大罢工，称罢工运动以燎原之势在全美国蔓延，“动摇着美国社会”。

    1889年7月，社会主义国际（即第二国际）在巴黎召开第一次大会，宣布将每年的5月1日定为国际劳动节。这一决定立即得到部分国家工人的积极响应。翌年5月1日，欧美很多劳动者率先走向街头，举行盛大的示威游行与集会，争取合法权益。工人阶级所取得的种种胜利，都被恩格斯记录下来。《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德文本第二版是1892年下半年出版的，恩格斯在作于这一年7月21日的该版序言又写道：“英国工人运动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几天前结束的国会选举向两个官方的政党——保守党和自由党——清楚地表明，他们现在对第三个政党即工人政党的存在是不能置之不理了。”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是在1892年的英国大选中，有三位工人竞选者入选下议院。此前英国对选民还有资格要求，入选议员不仅不拿取薪酬，自己还得支付竞选中的开销。到了1892年的大选，议员开始支薪，这样没有什么财产的工人竞选者在入选后就没有后顾之忧，可以全力投入与议员责任相关的工作。

    英国的一些传统制度也确保最杰出的人士参与国家立法和行政。19世纪英国议院内部各种各样的委员会（committees）推出很多法案，有效防止经济和社会发展失控。比这类委员会级别更高的是由首相推荐、国王或女王任命的皇家委员会（RoyalCommissions），它们由德高望重的人士主持，专门就一些伴随着工业革命而出现的重大社会问题或现象展开堪称透彻的调查，然后写出具有立法意义的报告。这些报告体现了恩格斯所说的“对正义和仁爱的让步”，缓解了阶级矛盾，维护了弱势群体的利益，也保证了社会稳定。英国学界精英一般视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为不可分割的整体，他们乐于在这些委员会任职，通过撰写报告为民立法，改良社会。“达尔文的斗狗”赫胥黎就担任过好几个皇家委员会的成员，调查的内容包括活体解剖、传染病防治、学校的科学教学和捕鱼。《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出版后的四五十年里，英国经历了巨变，但是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动乱和严重的阶级对立，约束人们行为的规范也大致得以延续，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那些调查报告和各种议会提案。

    恩格斯于1895年逝世，从1895年到1920年，英国大量法律出台并有效落实，弱势群体从房租到工伤各方面的待遇得到一定程度的保障。1897年颁布的《工伤赔偿法》适用于煤矿等少数职业，1906年扩展到所有职业。失业保险始于1912年，起初只覆盖几个行业，1920年也扩大到一切行业。1905年至1909年，一个皇家委员会对全国范围内的地方济贫展开调查，对历史悠久的济贫制度进行重大改革，使之惠及面更广。1908年，英国议院通过《养老金法》，规定经济收入低于一定水平、70岁以上的老年人即使从没有缴费也可以领取养老金。列宁是在1924年去世的，从1924年到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英国工人的福利进一步提高。根据1934年颁布的《失业保险法》，失业工人可以领取失业救济金。1936年，中国政府派官员陈凌云到欧洲八国（包括苏联）和日本、美国考察社会救济事业，陈凌云回国后写了《现代各国社会救济》（商务印书馆1937年出版，孔祥熙题签），他在《序》中指出，英国在1601年就公布实施内容完备的《济贫法》。但是三百多年来，当局或上层社会对平民“施惠”的观念已被淘汰了：“各国多认社会救济乃政府对于人民之一种重要责任，在人民方面，则为一种应享之权利。故有抛弃‘社会救济’之名词，而改称‘社会福利’（socialwelfare），或‘社会事业’（socialwork），或‘公共协助’（pub⁃licassistance）者……”对当时的中国读者而言，这种新的观念态度还极其陌生。

    上世纪30年代的英国社会在进步，新的不合理现象也不断出现。而且，上述法律显得有点零散，如何把它们统合起来是摆在英国政府面前的一项任务，社会上要求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二战爆发后，英国实行物资配给制度，平等的观念深入人心，不可能有人囤积居奇发国难财。（英国的配给制度战后一段时期继续维持，而中国当时市场混乱，物价腾贵，无法控制。）1941年6月，经济学家贝弗里奇受英国战后重建委员会委托，出任新设的社会保险和相关服务部际协调委员会（简称“调委会”）主席，着手制订英国战后社会保障计划。调委会对当时英国的社会保险方案及相关服务进行为时一年多的调查，于1942年11月提出具体方案和计划，这就是里程碑式的《贝弗里奇报告》的来源。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4年出了报告的中文本，收入“社会保障译丛”。

    贝弗里奇接受的重任意义非凡。英国正面临二战的严峻挑战，如果能全方位改革当时实行的政策，缩小贫富差距，给普通民众更多反映了社会价值理念的实惠，将大大提高英国人民必胜的信心。《贝弗里奇报告》的出台确实使广大民众对战后的生活抱着热切的期盼，有利于克服眼前的种种困难，报告中不少文字是十分感人的。调委会效率极高，完成这项任务总共花费4,625英镑，其中大约3,150英镑用于印刷、发行这份报告及各有关单位备忘录的合订本。

    成立于1900年的英国工党是福利政策的积极推动者。在1945年7月的大选中，工党之所以能够击败声誉正隆的丘吉尔领导下的保守党，《贝弗里奇报告》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工党领袖艾德礼出任首相后，对英国煤矿、铁路和航空等大工业实行国有化，在英国建立实行“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国家。政府为每个公民免费提供全方位的医疗和康复服务，对低收入或无收入家庭提供国民救助。同样引人注目的是子女补贴，从此国家直接代替家庭向非劳动人口承担部分抚养责任。欧洲大陆其他国家也纷纷仿效英国，把福利社会的建设作为奋进的目标。

    其实英国的其他党派也不是完全站在福利政策的对立面。正如英国自由派史学家屈维廉所说，英国比较强势的社会主义运动一直到19世纪末才出现，“但是对自由放任精神的不满早就存在了。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死于1873年，留下一笔新的开明哲学（neo-liberalphilosophy）遗产，它对下一个时代的思想和实践产生深远影响。穆勒的信条是半社会主义的，他主张用政府直接征税尤其是各种遗产税来更有效地分配财富；他主张社会立法，而这些法律又能通过国家和地方各层面的政府机构不折不扣地得到贯彻执行，从而改善生活状况；……穆勒相信，民主和政府机构互相合作，现代英格兰的社会基本上就是建筑在这个基础上的，即使穆勒本人和他的哲学已经过时了。”穆勒是维多利亚时代自由派（liberal一词也可以译为“开明”）的代表，严复翻译的《群己权界论》（OnLiber⁃ty）一书作者。

    设想再完善的制度也会有缺陷，《贝弗里奇报告》所规定的福利制度自然也不例外。但是像撒切尔夫人那样的将部分国有企业私有化的保守党政治家也未能改变英国作为福利国家的基本性质。上世纪60年代英国经济出现的滞胀现象是否必然与福利制度相关，是可以商讨的。罗志如、厉以宁合著的《二十世纪英国经济：“英国病”研究》在1982年出版，该书第四章的题目是“福利国家、财政负担和低效率的经济”。两位作者将福利国家与财政负担和低效率经济相联系，所使用的参考材料大多聚焦于全民福利制度带来的部分弊端。笔者在留学时有几位毕业于北大经济系的朋友，他们对福利社会毫无兴趣。这是在80年代，不难理解。我现在想强调的是当时中国学生以本国的模板来理解社会主义，非常片面。英国工党领袖卡拉汉在1980年5月访华时说，工党也信奉社会主义，当时的中国人从报上看到相关的报道，十分惊讶，无非是少见多怪罢了。英国后来走出“英国病”，绝不是以放弃福利制度为代价的。

    从《贝弗里奇报告》到《二十世纪英国经济：“英国病”研究》，有整整40年的时间。改革开放以后的经济学界较多关注福利社会的毛病，它的很多成就不幸被我们忽略了。2012年伦敦奥运会开幕式表演上，真正做到服务到家的“国民医疗服务”（简称NHS）占有突出的地位。NHS作为福利制度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确实是英国的骄傲。英国作家阿·约·克罗宁（1896-1981）的职业是医生，二三十年代时曾为英国矿务部所属煤矿的工人进行职业病调查，医疗界责任感的缺失使他心中不安。他的小说《城堡》（TheCitadel，1937年出版）对当时的一些有关医疗的社会弊病有深刻的揭示。只知道卡夫卡的经典《城堡》而不知克罗宁的同名小说（“文革”前就有中文译本）是十分可惜的。克罗宁的《乡村医生》在英国拍成电视剧，呈现的是普通医生的奉献精神。没有广大医务界人士发自内心的不计回报的职业态度，英国的“国民医疗服务”整套制度就不可能创立并有效维持。我国因病致贫的现象仍未绝迹。医务界要真正学习“协和精神”，就得记住毕业时宣读过的希波克拉底誓言，并用习惯成自然的行动来体现誓词的精神。

    去年，我国还有数百万劳动者遭遇欠薪，以至总理出面责令有关部门帮一位农民工“讨”薪。即使在19世纪的英国，资方也不敢不发或恶意拖欠工资，起码我没有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看到这样的例子。就在我准备将此文发给《中华读书报》的时候，我还在《新京报》（2017年6月15日）的“来信”栏读到一封主题为“社会养老亟待发展”的信件，这位身份为公务员的读者写道：“不可否认，家庭依旧是老年人养老的基本保障。然而，伴随着经济社会的转型，家庭养老功能日益弱化已经是一个现实。”近年来我们的媒体宣传洪战辉等“孝子”“孝女”的事迹，并未想到洪战辉等人所做的一切，应该由国家和非赢利的社会组织来承担。照顾公民特殊困难的责任不能下放到家庭。可惜我们对福利社会的形成过程及其理念的了解是远远不够的。恩格斯如此关切《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出版后英国工人运动所取得的成绩，掌握的史料如此充分，我们应该以同样的精神来认识福利社会并借鉴有益的经验，同时把理论研究与历史研究结合得更为紧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