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有深情一万重

    我们姑且把董维华的创作称之为“洼地写作”，考察这种创作方式，我们不难发现他的写作真挚而深刻，既具有可触可感的乡情温度，又有着棱角分明的态度。

    我读董维华的小说与散文，时常会想到德勒兹所言，“写作是一个过程，一个穿越了可经历的和已经历过生活的生命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董维华创造了属于他个人辽阔而丰厚的“洼地”。或许每个作家倾其一生都在寻找一块这样的地方，安放自己的生命与灵魂。就像卡夫卡的城堡、曼德尔施塔姆的星空给予作者的启示那样，洼地让身为警察的董维华看到了现实与创作之间若即若离的距离和无穷的张力，甚或，洼地已上升为作家内心深处的某种情结，它既是衣胞地的代名词，是安身立命的所在，同时也承载了从原发性赞美到混合着现代性批判的复杂情绪。“洼地上的人们在劳作，在坚守，在追寻，在放纵，他们悲喜交加，他们百感交集，他们见证了从上世纪物质极度匮乏到改革开放富足生活历史进程的嬗变。他们的内心纵深和秘密全部刻在洼地上。”

    我们姑且把董维华的创作称之为“洼地写作”，考察这种创作方式，我们不难发现他的写作真挚而深刻，既具有可触可感的乡情温度，又有着棱角分明的态度。与远距离、浮动的、遥望式的故乡书写不同，他的写作恰如他心心念念的洼地那样，是沉潜的、远近对照的、偏重于反思的，他几乎摒弃了那种离乡万里而自说自话、一厢情愿的回忆，而坚持此在的、匍匐前进式的写作，正如他自己所言的如“土里长出小草”般自然。从前鲁迅小说中的知识分子的人生之路大抵是离乡探寻出路，既而返回故里，失望后再次逃离，而董维华之所以能写出如此众多真切而诚挚的作品，还在于他始终将焦点集中于“洼地”这一时空的写作维度上，哪怕是寻常的细微涓滴，也要以一种很低的姿态来体验和呈现德勒兹所言的“生成”，如《请给我一只桃子》不足千字，却追问了一个时代的症结。在他的文字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对故里、土地的眷念，也是对存在的思考和对人性的拷问。其小说代表作《和尚》《如水》两篇，前者以文革为背景，后者写到改革开放之后洼地的嬗变，皆以无尽的悲悯与反思，道尽洼地的前世今生。

    不得不说，《洼地》中的诸多篇什在深情的关怀与回顾之中，蒙上了怀疑、审视的色彩，即便如《在水洼中洗澡》《门前那湾荷塘》这类描写童年趣事与故里风致的文章依然在追问，我们从哪里来，又将去向何处？这种内心的惶惑其实也是一代知识分子面对时代发展巨流时的忧虑，“水洼变小了”，而“水乡的孩子不下河洗澡那是不可能的。”作家们都要走出家门投身时代，正如董维华这代作家不可避免要受到“启蒙”与“现代性”的影响，然而，不论身在何处，“为人生”还是“为艺术”，一个有责任感的作家，其创作始终无法回避现实的境遇。也许有人说，这和作家的警察身份有关，然而不得不说的是，我从未将董维华当作一个公安作家来看待，因为就文学而言，优秀的作家总是一群在拥抱与僭越生活的罅隙里思索人的存在处境与探寻真理的人，虽然有的作家因其个体身份而获得独特的观察视角。但也许可以反过来说，正是文学，恰如《洼地》中的第三辑“微笑警营”，让警察这一职业充满了深刻哲思、浪漫情怀、审美风格以及侠骨柔情的意味。

    也就是说，相对于警察的视角，我更看重作家本身。从整本书而言，最后一辑小说“如是我闻”文学分量最重，它将作家内心深处的悲悯与反思融于一体，凝聚成巨大的文学张力。《土生（五题）》《春长》《将军棍》《鸡窠矮子》让我瞬间联想到舍伍德·安德森的《小城畸人》和奈保尔的《米格尔街》。“泥巴”“翁三伙”“毛嫌多”“老德玉”“香丫头”这些人如同杂草般枯荣，却是洼地上真正的主人，他们的生活意趣和卑微的理想，让我们真切体会到生活的温暖与悲凉。他们似乎特别为洼地而生，又可能存在于世间的任何角落。在这里，董维华显露出作为一名小说家塑造人物的深厚功力，这些人物似乎不是被“塑造”出来的，更像是自然而然生从洼地长出来的。在这里，作家有意放慢了散文随笔中的怀疑、审视与批判的节奏，代之以不露声色的旁观视角，以对微观个体存在的种种客观描摹，自然而然地锲入读者个体经验史而被深深铭记。及至《和尚》《如水》诸篇，我们似乎感到了一种文字之外的安宁与静默，如风过林梢，那是一种历经沧桑（也包含写作手法的多重尝试）之后的澄明，暗涌着作家内心深处对洼地更为深沉的爱。人活于世，未可忘情。维华之深情在洼地、在水泊、在故里之草木、在人间之小温，也在悲歌与疾呼声里。某种意义而言，他当下执笔恰如往常持枪，盖不能学太上之忘情，正所谓，“弦凝指咽声停处，别有深情一万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