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中西植物象征

    金针菜蒸鸡，是广东很普通的家庭菜式，母亲生前就常做。那一节节针管状的晒干了的花蕾，鲜美爽滑，我爱挑来吃，但其黄褐干枯的形态，让我虽然明知却总是忽略、她前身的美丽和历史的底蕴：原名萱草，本是一种漂亮的观赏植物，据说又是《诗经》已有记载、包含了母爱象征等丰富内涵的传统名花。

    这里用“据说”，因为这种流行说法有可议之处。《诗经·卫风·伯兮》：“焉得谖草，言树之背。”一般认为是萱草的最早出处。谖，忘也，同属卫风的《淇奥》《考槃》之“终不可谖兮”“永矢弗谖”，都是这个意思。汉毛亨《毛诗故训传》遂引申释谖草可令人忘忧，许慎《说文解字》将谖写作藼，即萱之本字，释为“令人忘忧草也。”意指《伯兮》中的女子，想念远征的丈夫而忧思成疾，叹何处可得忘忧之草。不过毛、许他们其实没有说谖草、藼草究竟是什么草，由“谖草忘忧”过渡到明确“萱草忘忧”的，应是从魏嵇康《养生论》开始。（虽然稍早前汉末蔡文姬《胡笳十八拍》已云：“对萱草兮忧不忘”，但并非与《诗经》原句直接对应的表述，况且该曲词可能是后人的伪作。）嵇康并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说这是“愚智所共知”的常识，然后晋张华《博物志》、崔豹《古今注》等也就此推波助澜，遂成定论。到当代，还有人继续发挥，说萱字从宣，故为“宣泄忧愁之草”云云（段石羽《汉字与植物命名》）。

    但亦有不少人提出异议，认为《诗经》的谖草不是一种具体的草，《说文》的藼也不等于后来说的萱草。唐孔颖达《毛诗正义》谓：“谖训为忘，非草名。”宋罗愿《尔雅翼》更直指：“然世岂有此物也哉，盖亦极言其情。”即“焉得谖草”只是为了极端地表达妇人愁思而欲忘之情的一种抽象寄托；虚拟的谖草变成实有的萱草，只因同音而已，而且，“然‘忘草’可也，而所谓‘忘忧’，‘忧’之一字何从出哉，此亦诸儒附会之语也。”简直全盘否定。吴厚炎《〈诗经〉草木汇考》详细梳理历代诸家各派意见，分析诗意和萱草的性状、分布，也得出《诗经》谖草非后之萱草的结论。但嵇康等魏晋人的演绎和影响，已使二者合一，令萱草与《诗经》谖草统一起来担负忘忧草之任，正如扬之水《诗经别裁》所说：“因为有了这一首诗，人间果然就有了忘忧之草，于是萱草冒得谖草之名。”——成了后世的通行诠释。

    下半句“言树之背”同样有衍生附会的地方，树是种，背即北，指古代妇女盥洗起居的北堂（《仪礼》《毛诗正义》等）。《伯兮》那女子是想种谖草于堂前，观之以忘忧。耿煊《诗经中的经济植物》认为，这“似可能作为（西周、春秋时代）野生植物被栽培到园圃中罕有的可靠记载”。即萱草乃园艺作物的始祖之一。另元朱公迁《诗经疏义》：“北堂幽暗，可以种萱。”指萱草耐阴，北堂背光，适宜种植此花。而因为北堂被专指为母亲的居所，萱草后来才成了母亲的代称，并引申出相关的“萱堂”一词。亦即在《诗经》中，萱草只是夫妇间的思念之花，由思夫到思母，是后人演化出来的，蓝紫青灰的《花月令》说：“萱草从忘忧爱情草变成宜男母亲花，可以说是过度解释，萱堂上座，爱情下阶。”

    这个演化完成之前，萱草文化还经历了一个重要阶段，就是玄想跳脱思路奔放的三国两晋南北朝，萱草在文献里集中涌现，五花八门的记载中，核心一是前引曾将萱草“种之舍前”的嵇康之“忘忧”，二是上引“母亲花”之前的“宜男”。

    这一新义出自晋周处《风土记》，载萱草又名宜男，“怀妊人带佩，必生男。”（原书已轶，所引常见异文，此据时代较接近的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转引。）此说在当时颇为风行，魏晋的曹植、嵇含、夏侯湛，南朝的梁元帝萧绎等都写过以“宜男花（草）”为题的赋、颂、诗。我猜想，这一传说中的“宜男”之效，可能为后世将萱草转化为母亲象征提供了侧面助力。

    当中嵇康的侄孙嵇含，留下几段颇有价值的诗文。他在《伉俪诗》中写“临轩种萱草”，可见其时仍保留了《诗经》对萱草的原本定义，即夫妇伉俪之花。在《宜男花赋序》中则指出此花别号鹿葱，说它“可以荐宗庙”，即曾有供作宗庙祭品的地位。到了其名著《南方草木状》，记一种产于粤北、“花叶皆如鹿葱”的水葱，称这才是岭南“妇人怀妊佩其花生男者”。对于萱草、鹿葱、水葱三者的关系，以及对这条记载的理解，后世学者众说纷纭，总之当时普遍有这种戴花求子的民间风俗吧。《南方草木状》还有一则记：“水蕉如鹿葱……孙休尝遣使取二花，终不可致，但图画以进。”岭南的鹿葱等奇花艳名远扬，连三国吴的景帝孙休都为之心动想要征集，求之不得就看看绘画来过眼瘾。

    关于鹿葱，明王象晋《群芳谱》引前人谓因“鹿喜食之，故以命名。”但认为是与萱草相似而不同的另一种植物。这个问题历来有争议，像清谢堃的《花木小志》，甚至将萱草、宜男、忘忧草等都区分为不同品种；不过按照传统看法，这里还是视为一物来整体讨论。

    宋元间陆文圭《鹿葱绝句》形容萱草：“瘦茎却比沈郎腰。”沈郎所指的南朝沈约，写过《咏鹿葱》：“野马不任骑，菟丝不任织。既非中野花，无堪麚䴥食。”这诗写得很古怪，可能是所有萱草诗中最怪的，除了与“鹿食之葱”的解释唱反调，好像什么都没有说，却又分明有所寄托乃至牢骚。确实，这诗的背后是有故事、有心事的：身为文坛领袖、开国重臣的沈约，晚年与曾交情深厚的梁武帝交恶而失宠，在郁郁不得志中，写了此诗表达求进不得求退不能的幽怨，却被妒忌者拿去向梁武帝告状，以是更触怒上意，加上其他事情造成皇帝的嫌忌和斥责，不久就惶恐忧俱而去世。（唐无名氏《灌畦暇语》，林家骊《一代辞宗——沈约传》）萱草见证过这样一种遭际，可记一笔。在那个乱世，唯有像生平悲剧色彩更浓的北朝庾信在《小园赋》说的：“草无忘忧之意，花无长乐之心。”如植物般不存忘忧之念、长乐之想，才能得大自在，这小园才是乐园；然而人非草木，就注定要失乐园了。

    由庾信的例子可见出，萱草除了被新添的宜男象征，其忘忧之意仍一直流传，阮籍、江淹等魏晋南北朝人都写过这方面诗文。至唐代亦然，李白、白居易、韦应物等皆以此意象入诗。但也有不同意的，如孟郊说：“萱草儿女花，不解壮士忧。”亦正是他，在“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之外的另一首《游子》高举出母亲的形象：“萱草生堂阶，游子行天涯。慈亲倚堂门，不见萱草花。”（一说是聂夷中的作品）

    如此，萱草文化迎来另一个高峰期，突出的标志是思夫的本义、宜男的传说不再占主要地位（虽然后来也仍有人写过），取而代之与忘忧并行的，是慈母的象征。“始兆宜男之庆，晚惬奉亲之诚”（明刘玉《寿萱赋》），所谓“中国人的母亲花”这一流传至今的萱草阐释，是“晚”至唐代才出现、或成型的。后人咏此不绝，如元王冕的《偶书》：“今朝风日好，堂前萱草花。持杯为母寿，所喜无喧哗。”

    这确实是“过度解释”了，但与其忘忧之义一样，萱草的母亲意象已发展定型为一个独立自洽的名实体系，我想也当从俗吧。

    说了这么久，还未正式介绍过萱草。它是百合科萱草属草本植物，叶子自根茎丛生，披针状长条散垂；初夏起花茎从叶丛抽出，挺拔亭亭；花多而大，漏斗状，六瓣纷披，有橙红、桔黄等色。古人早期的描述多关注其色彩的美艳，如夏侯湛《宜男花赋》：“萋萋翠叶，灼灼朱花。”而其形状特点，是苏轼的《萱草》写得好：“亭亭乱叶中”，花朵“孤秀能自拔”。

    萱草原产地以我国为主，此外还有南欧等。拉丁文学名意为“一日之美”，英文名则是“一日百合”，这是因其晨开暮谢，单朵花只开一天。但每茎多花，此落彼开，花期连绵夏秋，故宜作为观赏花卉。加上生性强健而随和，基本上不择坏境，多处都能生长，所谓体柔性刚（这也可使人联想到中国传统观念的母亲），因而是常见的庭院植物，苏轼苏辙兄弟都写过他们种在庭园中的萱草。古人还将其作为文房案头清玩，或者入画的吉祥花卉，宋代就有宋徽宗《蜡梅山禽轴》、李嵩《花篮图》等出现其倩影。

    功用方面，其叶可造纸和编织草垫、根可酿酒，但主要是药用和食用。

    入药，我国记载较早的宋苏颂《本草图经》谓萱草：“主安五脏，利心志，令人好欢乐无忧，轻身明目。”（常见有人将此说讹为出自《博物志》）而在西方，据说古希腊狄俄斯库里的草药书就载有萱草，欧洲人取其镇痛安神（阿蒙《时蔬小话》）。这种减轻痛苦的作用，也是忘忧了。明李时珍《本草纲目》转引李九华《延寿书》对此的解释：“食之动风，令人昏然如醉，因名忘忧。”现代科学研究表明，萱草含有毒性强烈的秋水仙碱，张平真《中国蔬菜名称考释》认为，所谓忘忧其实是这种生物碱使人中枢神经中毒后的体征。但这也证明古人的定义并非无因。至于与母亲象征可对应的是，萱草确有治疗妇科病的作用。

    入馔，萱草的营养价值很高，是收入明朱橚《救荒本草》的野菜，是“山珍”之一、素菜上品。但严格来说，萱草有很多种类，供食用的只是其部分黄色花的品种，故名黄花菜；因其毒性，一般取嫩蕾蒸熟晒干后才食用，又名金针菜。——萱草自古别名繁多，这一点也很突出，据不完全统计有三、四十种称谓（《中国蔬菜名称考释》），而民间最通俗、现实中最通行的叫法，是上述两者。

    总之，萱草集观赏、药用、食用于一身，还有那么丰富的文史内涵，故明王路《花史左编》赞之云：“维彼秀色，可餐可忆。”

    对于萱草历史上的诸多别名、纷繁寓意，清吴其濬《植物名实图考》有段话说得通脱：“忘忧宜男，乡曲托兴，何容刻舟胶柱？世但知呼萱草，摘花作蔬。”道出了平民百姓的实在，哪去管什么比兴寄寓，只“摘花作蔬”填饱肚子，从古典诗意、神妙传说回归到红尘中的家常生活，这种质朴的民生，是俗世的可喜。

    我也一直持类似的意见，不喜欢赋予植物太多伦理道德、社会意义。然而，在某些特定时刻，却又感到这种植物象征文化的必要性，像今年初春，母亲猝然弃世，带来的冲击至今尚难平复，虽有种种可自我安慰之处，但道理并不能取代人生，深心幽衷，仍时时萦怀，挥之不去，却又难与人尽说，惟寄情花草书文。南朝任昉《述异记》载萱草除了又名忘忧草，还别称疗愁花，则冀以此慈母之花，略销那份“春愁”吧（唐吴融、宋刘敞咏萱草均用此词）。

    明沈周事母极孝，爱画萱草，曾题诗：“我母爱萱草，堂前千本花。赠人推此意，磨墨点春华。”这也是我的另一点用意了。“不见堂上亲，空树堂下草”（明高启《萱草》），再也尝不到母亲做的金针菜蒸鸡之后，在纸上记写此花，当是堂下栽种此草，将这番文史典故的爬梳整理奉献给读者，作为“赠人推此意，磨墨点春华。”

    萱草的姐妹花、形态相近的百合，恰好在欧洲很早就是母亲的象征。西方文明的源头希腊克里特岛，远古初民就用百合供奉万物的母亲神；希腊神话还有个传说，百合是天后赫拉溅落的乳汁幻化而来。后来基督教兴起，百合被用作耶稣母亲玛利亚的象征，称为圣母之花。不过，西方当代盛行的母亲花是康乃馨，即香石竹。

    我国古人记述萱草，有时就会与石竹放在一起谈。清孔尚任《岸塘阶下初种草花二十四首》中咏石竹：“堂下春开早，忘忧得似萱。”直接将两者的含义挂上钩。（另据心岱《莳花》，西方竟也有类似传说，17世纪时英国王室御医曾萃炼石竹为“忘忧水”。）而明文震亨《长物志》谈园林中的萱花，“岩间墙角，最宜此种”；然后举出石竹及其兄弟花剪春罗、剪秋罗等，说“皆此花之附庸也。”这话虽然有褒贬，但说明石竹与萱草一样，也是造园植物。

    石竹是石竹科石竹属草本花卉。秦汉时的《尔雅》有蘧麦之名，人们曾以为即石竹，遂将石竹与这种瞿麦混称，但后来已明确是相似的两种植物。“石竹”一名，李时珍《本草纲目》注为出自《日华》，即《日华子诸家本草》，此书已散失，作者和著作年代不详，属宋代以前的药书，而该名至少在唐代已经很流行了。元李衎《竹谱详录》将其作为“有名而非竹品”的附录，谓：“石竹，京都人家好种之阶砌旁，丛生，叶如竹，茎细，亦有节。”这叶、茎皆似竹就是得名的由来。

    石竹花簇生于茎顶，花朵繁密，花色繁多，烂漫锦绣。主花期是暮春初夏，但有的品种可持续四季开放或春秋多次开花，唐司空曙《云阳寺石竹花》云：“谁怜芳最久，春露到秋风。”加上生长能力强等优点，是常用于庭院、花坛等处的园林花卉，明王象晋《群芳谱》赞石竹：“娇艳夺目，㛹娟动人。一云千瓣者名洛阳花，草花中佳品也。”

    此花还有一个显著特点，是花瓣边缘浅裂如锯齿，仿佛巧手裁剪而成，所以同类花有剪春罗、剪秋罗这样曼妙的名字。罗，指绫罗绸缎中的罗类丝织品。石竹花不但本身如剪似绣，还以玲珑可爱的花型成为古代的衣饰纹样。李白《宫中行乐词》形容宫廷女子：“石竹绣罗衣。”清王琦《李太白集注》谓：“唐人多像此为衣服之饰。……石竹乃草花中之纤细者，枝叶青翠，花色红紫，状同剪刻，人多植作盆盅之玩。……唐陆龟蒙咏石竹花云：‘曾看南朝画国娃，古罗衣上醉（按：一般版本作‘碎’）明霞。’据此则衣上绣画石竹花者，六朝时已有此制矣。”这条注释是很好的资料：石竹除了用于园艺，还作盆栽；目前所见的石竹诗文记载是从唐代开始的，但其实南朝时石竹已是受欢迎的纹样花。

    顺便提一下，据田自秉等《中国纹样史》，宋元的植物纹样中既有石竹，也有上节所谈的宜男即萱草。

    说起来萱草和石竹是有很多共同点的，除了前面已提到的草本、植园、品种与花色繁富、生性既柔且刚、乃至忘忧等之外，还有就是都可入药、都有治疗妇科病之效；又都在入夏后为盛花期，正好应合母亲节。西方作为母亲节之花的，就是石竹属的一种香石竹，音译康乃馨，又名洋石竹，以别于原产我国而称中国石竹者。

    石竹属植物广泛分布于亚欧各地，在欧洲的历史比我国更早。公元前4-3世纪的古希腊，学者狄奥弗拉斯托斯将石竹统称为“神圣之花”“宙斯之花”（因此花最早在众神之王宙斯的诞生地、希腊克里特岛发现，香石竹的拉丁文属名就源自此语）。他的《植物研究》（《论植物的历史》）还记载，古希腊人用香石竹等编成花环。而由于这些花环、花冠是代表荣耀、献给神像作冠冕的，因此香石竹又称作加冕之花，康乃馨对应的英文名即衍生于加冕礼一词。这种原产南欧的重瓣香石竹，17世纪起英、美不断有人进行育种改良，形成现在流行的康乃馨，并在20世纪初开始传入我国。因其色彩丰富艳丽，形状美、花期长又耐储运，是世界上产量最大、产值最高、应用最普遍的几大切花之一。另可酿酒，可食用，花朵中提炼的芳香油还是化妆品和香水的重要原料（王晶《欧洲名花的故事》、阿内塔·丽祖等《橄榄·月桂·棕榈树》、何家庆《中国外来植物》等）。

    香石竹的发展史，常见人引用一条资料，说16世纪波斯陶器上绘有重瓣香石竹，是现代康乃馨的源头。但其实在西方美术作品中，还可找到更早的旁证，如15世纪文艺复兴的几大巨子，笔下都出现了康乃馨，见出此花当时在欧洲的栽培成熟、普遍常见、以及应用于宗教：达·芬奇、拉斐尔分别画过《持康乃馨的圣母》，波提切拉的名作《春》，花神衣裙上画的也有康乃馨，堪称在西方同样“已向美人衣上绣。”（句出宋王安石《石竹花》。他大概是我国古代名人中最关注石竹的，为之写过好几首诗。）

    此后伦勃朗、鲁本斯、戈雅等都画过康乃馨；近代如梵高和雷诺阿，风格品味截然不同的两个人，却都爱画此花，一样的甜美温馨。比较特别的是，16世纪绘画中频繁出现男子手持一朵康乃馨的形象，尤以雅各布斯·迪尔克的《康乃馨与死亡》令人瞩目，画中人一手拈花，一手却抚着骷颅头，神色凝重。

    关于康乃馨/石竹的死亡意味，陈明训《外国名花风俗传说》指出：“在世界名花中，没有哪一种的血腥气有石竹浓重。”所举的例证，从一开始的古希腊神话，石竹花就是“无辜流血之花”，是由狩猎女神狄安娜残忍地挖掉一个美少年的眼睛变成。（石竹花瓣上有细纹，有的纹路巧夺天工地围拢成圆形，仿佛眼睛。）此后在法国等地，石竹与王朝的征战、放逐、幽禁、攻伐、斗争相连，特别是18世纪法国大革命后，很多波旁王朝成员和保皇党人都佩戴着表示王室尊严的红石竹走上断头台，人头纷落处血溅花红，以致被视为恐怖之花。到巴黎公社起义，红石竹是“热血之花”，公社社员、女诗人路易莎·米歇尔有诗咏之，事败后人们一直以此花来凭吊献祭，另外奥地利、罗马尼亚等也有用红石竹纪念牺牲烈士的风俗，成了革命、英雄的象征。

    当然，石竹在欧洲各国普遍受欢迎，并不全都是那么沉重的。比如德国传说中石竹是忠贞之花，这可以《格林童话》一篇讲王子复仇的《石竹》为证：里面同样有血腥的情节内容，不过当中一位善良的女子，被有超能力的王子变成随身相伴的石竹花，是这个暴力、悲剧、连大团圆结局都打了折扣的故事中唯一的清丽意象。又如在英国，16世纪起康乃馨就是上流社会的宠花，代表高贵尊崇，宫廷里的王公贵族、伊顿和牛津里的学子都会佩戴，莎士比亚、乔叟、弥尔顿等人都在诗文中赞美过。

    另一较普遍的意义，见于基督教文化，即达·芬奇等画作的背景；还传说康乃馨是圣母玛利亚看到耶稣受难时流下的泪水化成，亦即已具备母爱的意义了。但在从前，这是与前述的百合“圣母之花”象征并存的，康乃馨后来独占鳌头成为“母亲花”，是时间并不长的“今典”。

    这要从西方历史上的母亲节说起。如前引，古希腊就有拜祭万物的母亲神的活动；到古罗马正式形成每年3月的定期庆典，是母亲节的起源。17世纪初，英国出现了表达对母亲尊敬的“省亲星期日”（至今仍有一些地方过此节日），是母亲节的前身。19世纪，美国女权主义者茱莉亚·沃德·豪倡导现代意义上的母亲节，在1870年写下《母亲节宣言》，呼吁以母爱平息纷争、致力和平。当时美国另一位女士、博爱主义者查维斯更是身体力行，创立“母亲节工作俱乐部”，进行社会公益运动，并推动南北战争中的双方和解。她于1906年5月去世后，女儿安娜·查维斯接棒，在母亲的周年忌日举办了纪念会，宣传设立母亲节，并给参加者每人发放一朵母亲生前最喜欢的康乃馨。第一个母亲节在又过一年的1908年5月于美国个别州举行，确定了康乃馨为献给母亲的花，并从此流传下来。

    由于安娜和支持者的持续活动，获得广泛的社会效应，1914年5月7日，美国国会通过议案并由总统颁令，确立每年5月第二个星期日为全国性的母亲节（该年的母亲节在5月14日，恰与今年一样）。其实不仅英国，很多欧美国家也都有自己的母亲节，但美国的这个渐渐成为影响范围最广的国际性母亲节。到1934年5月，美国首次发行母亲节纪念邮票，上绘一位母亲凝视着一瓶康乃馨，这枚邮票强化了康乃馨作为母亲节标志、慈母之花的传播（秦宽博《花的神话》、耿卫忠《西方传统节日与文化》《中国大百科全书》等）。

    原本就有死亡气息和母爱含义的康乃馨，恰好这样结合起来、聚焦提升，亦不失为怀念亡母的贴切心意。就像萱草也是后世才被赋予母亲意象一样，成了自圆其说的名实体系，对这种植物文化不妨宽容视之。只是一旦流行，便有附加的俗气因素了。在康乃馨大国之一的日本，有两本书就此谈了很特别的意见。

    杉本秀太郎的《花》，介绍西方母亲节时胸前佩戴康乃馨的流行习俗，即母亲健在就佩戴红色花、母亲过世后只能戴白色的，说：“这种人为的规定，想必康乃馨也不乐意吧。等到母亲节那天，我要在胸前装点颜色斑驳的康乃馨。”

    秦宽博的《花的神话》，指出当年美国花卉产业相当重视母亲节这个新节日，为过节送花大做广告，从而使康乃馨大卖至今；而安娜·查维斯是终生反对商业化的，她死前说：“我要亲自终止自己所创立的节日变得越来越商业化。”从而劝告人们回归本义、思索创始者的和平与爱理念。

    至于我，虽不取俗风，却也无意“装点”或“思索”，只是作这一番母亲中西植物象征的读写罢了。母逝忽忽已逾两月，身为人子，没有什么能做的，惟用自己最喜爱、最擅长的、却又是微薄的植物写作，以文代花，敬献灵前，聊慰母魂与己心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