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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不知姓名的先生
编者
先生：
您用“打入地狱”的英文字眼和气愤的语气（我还可以说几乎是使人心惊胆破的），原意自然是侮辱的成分多于责备；但是，先生，我诚心诚意的在这里表示我的感谢：咒骂往往比赞美更是出自关切，虽然您的不具名和那显而易见的不耐烦似乎矢口否认这个“软软的”情分。
像您这样肯坦率表明对某篇文章不满的读者，使一个刊物（知）所警惕，使它时时刻刻提醒自己，更努力尊重自己，更谨慎的选择稿件；这样的读者，是它最可贵的朋友。先生，假如您不嫌厌烦，我愿意重说一遍，您掷上来的轻蔑和因而泛起的惭愧，已经在幸获哲友的欢欣下全部淹没。
从您的笔法看来，虽然您的性子那么猛烈，您一定是位能够了解别人的人，只要您愿意。我不妨先谈一谈编辑这样一个小小周刊的技术问题。摆在您面前的，只是六千字的篇幅，每星期又仅出一次，照理似乎应该可以专印最上选的作品，我想您一定这样想。先生，事实上困难多得很。富人的金钱能吸引更多的金钱，而穷人有数的几文又却永远着了魔似的往外跑，恶性循环的结果是穷人愈来愈穷。先生，因了社会上这个需求（假定文艺的存在证明人家需要它），一期期稿子发出去，都是经过一番辛（苦）的。随便举个例子，您就可以明白了：短篇小说分期刊载，谁都知道不是上乘办法我也恨，但是这一期就有“待续”——您说难道我做自己厌恨的事情是心甘情愿的？
生活的重担究竟使（人）多写还是少写，我一直不能确定，但是从一般的情形看来，至少它是压住了许多写文章人的心情。编辑这个周刊，取文向来不论派别或色彩，最欢迎的是投来的稿子，但是真正能归入“文艺”类别的文章，实在少得使人难过。
您指责的那位写短诗的先生，在本刊已是第三次发表作品，想来您不是不知道。这一次，诗确是弱了一点，我承认（并且当时我还无可奈何的觉得对不起另一位颇为爱护本刊的诗人）。可是，不知道您起初看到他的短诗的时候，有没有我第一次接到他投来稿子时候的印象：并不是完善的艺术品，但是作者还能够用短短的几句表现出一个意念，一个感触，或是一个情绪。新诗，目前正在一个最可怕的一切尚未成形的混乱阶段。妥贴稳当韵味动人的像林徽因先生的诗，似乎不是毛手毛脚的后起者在这个嘈杂无比的时代里可能追上去模拟的；结实有力气势吸人的像穆旦先生的诗，确实用他的巧妙教了我们“诚实是最好的策略”，但是它本身仿佛还欠了那完工的一笔；跳过许多步，试看风靡一时的马凡陀山歌，它实在代人出一口厌气，读了心里舒服，但是拿来当作艺术品看，恐怕连作者原来也没有这个意思。这是我随意提出几位一时想到的写诗的人，根据我读过的几首诗写一点点印象，不过要借了他们迥然相异的形式和风格，说明现代诗一方面没有大家遵守的格律，另一方面还没有大家既能尊崇又愿跟随并且有能力学习的一个或数个诗人，一种或数种诗。抛弃了古来的传统，又没有当代的标准，我想这正是一个泥土石块一齐倾下去的奠基的“过渡”时期。这位写短诗的先生，他确实还缺乏修炼，更重要的是往往不入深处，偶然还有近乎粗陋的地方，但是我认为他的短诗，枯是枯，还有生命成长，还有一点力（“有一点力量就是好的了，”闻家驷先生说得不错）。我认为，他如果获得鼓励和练习，可能有些成就。先生，我请您再看一遍以前的和这一次的，把您的尺度稍稍放宽一点再估估价。
话说回到刊物来，我有个意见。先生，假如这个小小周刊办不好，第一个该骂的人自然是我，编辑的人，但是第二个该骂的，就是您，因为您有眼光有主见，却不愿意屈尊给我们更多的帮助？您为什么不赐稿子给我们？
我们希望能知道您的名字和通讯地址，可以每期寄单张给您，获得您的意见。假若您还是宁可隐名，您的批评也还是欢迎，如愿发表，写成篇章,不论褒贬，一定尽量登载。
(刊于1948年2月29日北平《经世日报·文艺周刊》第86期)
一
这一封公开信，是1948年北平一家日报的《文艺周刊》编者写的，实际上是对那位匿名来信者——“不知姓名的先生”的答辩。匿名先生出口霸蛮，但从他能用英文诅咒“打入地狱”云云，可知并不是所谓粗人。面对来势凶猛的辱骂，看我们的编者气度从容，语态委婉，而说事说理，滴水不漏，却冷静得没有一丝火气，好像面带与人为善的微笑，无论当时或今天的读者大概都会信服其诚，而今天的读者更会问：“答辩的文字还能这样写？”因为我们久已不见这样的文风了。
这是一种高贵的文风，细心的读者会从字里行间感到它带着英国随笔（essay）的味道，优雅中透着幽默。从而问，这位编者是不是口里衔着烟斗写的？
如果不拘泥于对编者先生所辩护的那个年轻诗作者一节，就会发现此文的眼界颇为阔大，议论所及，竟盱衡“五四”以来新诗发展的全局，在举例中对穆旦和马凡陀这样影响突出的诗家，竟也不吝直言其短。而扶掖后进，寄托着厚望。
这种风度，这种胸怀，承袭着1919—1948年三十年间“五四”新文化的文脉。看看他描绘新诗创作现状说，“我想这正是一个泥土石块一齐倾下去的奠基的过渡时期”，这个“奠基”的形象比喻多么贴切啊！
即使单就编者与作者、编者与读者（包括骂上门来的持异议者）
的关系和所持态度来说，也启示我们该好生想想。
二
我保存了这篇署名“编者”的文章。
为什么保存？因为文中为之辩护的那个年轻作者就是我。
1947年秋，沈从文、周定一主编的《平明日报·星期艺文》连续刊出我的诗。这是我的习作面世之始。这鼓舞我继续像写日记、手记一样大量写了分行的思绪。年末一时兴起，抄了几十首短诗（“一个意念，一个感触，或是一个情绪”），总题《长短句选录》，投寄给北平《经世日报·文艺周刊》，这家周刊标明“杨振声主编”，地址为“北京大学图书馆”。
在那之前，我最先是迳向沈从文先生投稿，后来跟周定一先生接上头，但我不能总向一家“倾盆”，于是又投寄杨振声先生。当时是初中二年级的学生，见闻有限，只知道杨先生是跟沈从文一样的西南联大教授，更是首先回北平为北京大学回迁打先锋的总负责人，也听说他早年写过“五四”后第一个长篇《玉君》，但没读过。却根本不知道他既是五四文学的先进，更是教育界的前辈，二十多年里任过多家大学的教授、文学院长、校长。他复员北归后，平津多家大报邀请他开办文艺专刊，他行政事务缠身，哪里顾得上？于是转请沈从文、冯至等先生分担，他只管了北平的《经世日报》这一家（这就是1951年高校“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他被指为“学阀”，并说他和沈从文“垄断了平津的文艺副刊”的缘故）。
我寄给东城沙滩北大图书馆转杨振声先生的稿子，很快就见报了。先后在1948年1月4日、2月1日、2月22日，分三次发表，共计45首，占了不少版面。最后一次诗中，就有那首现在偶尔被人提起的：
从地狱出来/便不再有恐惧，/如摈绝了天堂/也便永远不回去。
——要这一股/倔强劲。
大概正是这2月22日第三次刊出我的一批习作，惹恼了那位“不知姓名的先生”，使他忍无可忍了。从这一天到2月29日刊出编者答复的公开信，只一周间完成了挑战—应战的一个回合，足见双方都是即时反应，十分迅捷。
后来，那位骂架的先生偃旗息鼓。再无下文。
3月21日，《经世日报·文艺周刊》又发了我一篇故事新编体的散文《滟滪堆》；同一版还发了由五首“十四行体”（sonnet）组成的《也许》一诗，署名华滋，比我成熟得多了。这样的版面安排，我以为颇具匠心；对前事是一个呼应，一种平衡；对我个人，则既有鼓励又有鞭策，或者兼有抚慰和压惊的用意？
三
我的习作在此面世不久，就收到样刊（是另印的单张），以及稿费。有经办人附笔署名金隄，我在平津两地报刊上见过他的译文和译诗，还有英美文学的研究文章。从周定一先生处听说金隄是北大外语系的英文助教。我想他该是作为主编杨振声的助手；许多年后，听冯至先生说，当时曾协助杨先生处理编务的还有跟金隄在外语系同事的袁可嘉。不过，那时只有金隄跟我联系过，虽然一直没见过面，十分遗憾。
2009年，金隄先生在美逝世，我读到他生前友好们的纪念文字，不禁忆起六十年前往事，特别是使我感念不已的那篇署名“编者”的文章，我说我猜此信是金隄所写，“因为杨振声先生的文风不是这样的”。现在看来，这句话是说得过于武断了。
所以武断，是因为“想当然”。多年来我是怎么“想”的呢？我几乎没有读到过杨振声先生的什么文章。从报上看到他是北大和北平文教界知名人士，新闻人物，上层会议和社会活动有他的身影，大学师生群众性集会上他也经常发声，包括联署支持学生运动的声明。以我后来的经验框套，像他这样的高年、高位，活跃在场面上，又忙于行政工作，哪里能亲自看稿，安心撰文，所谓主编，必定只是挂名的，有金隄这样的助手，就是证明。
一个当年十几岁的后生小子，揣度一位生于清末，又长期从事教育行政的老先生，潜意识里就认为，像《致不知姓名的先生》这样游刃有余的俏皮文章，不可能出于他的笔下。而年轻一辈如金隄，熟谙英语文学，能替他捉刀应对，是顺理成章的。
我还曾把这一猜想写进别的回忆文章。直到2016年2月，在《我死过，我幸存，我作证》（作家出版社，2016年7月）加按语说明：“近读2015年版《杨振声年谱》，列入《致不知姓名的先生》为1948年初所作。乃知杨振声先生虽将日常编务琐事委托门生，但并非不加过问，如现在某些名人之‘挂名’然。”
四
我的说明写到这里，好像已把事情澄清。但还不能就此结束。
因为，杨振声先生身后出版的“选集”，多没有收入《致不知姓名的先生》一文。我见所及，只有《年谱》挂了这么一笔。
2016年4月，我通过杨振声先生哲嗣杨起先生（已故地质学家，中国科学院和工程院“双院士”）的夫人王荣禧女士，找到《杨振声年谱》（学苑出版社，2015年10月）的著者季培刚，就有关问题向他请教。
4月18日我在火车上接到季培刚先生短信，他发来“文艺周刊”上杨振声作品目录，七篇署名文章计有：
《拜访》：“文艺周刊”第一期，1946.8。18
《批评》：二期，1946.8.25
《被批评》：四期，1946.9.8
《书房的窗子》：五期，1946.9.15
《诗与近代生活》：八期，1946.10.6
《邻居》：十二期，1946.11.3
《拜年》：二十五期，1947.2.2
以上七篇收入1987版杨氏选集。
另有二篇，一为《编者小白》，三十五期，1947.4.30；一为《致不知姓名的先生》（署名编者）。八十六期，1948.2.29
因知年谱著者从“选集”读到杨振声在所编周刊上的七篇署名文章，可能未见到选集未收之文。我便将《致不知姓名的先生》给他发去。
季培刚4月20日复我，基本上肯定此文出自杨振声手笔：
非常感谢您，让我得以见到这篇《致不知姓名的先生》。
读过以后，感觉很可能是出自杨振声先生手笔，毕竟没有直接署名，所以也只能是推断。
别人回忆或评价杨先生时，说他谈话总是温和、含蓄、风趣、娓娓道来，让人如沐春风。他的文章也是如此，特别那些散文随笔、文艺和教育评论一类，大都是这种风格，即便批评也是风度翩翩，有理说理，绝不露锋，很绅士，不会有火药味。
文章中反复提到“我”，实际在一定程度上已亮出了身份，我看到的那份《经世日报》“文艺周刊”标题（刊头）栏中署着“杨振声主编”，没有其他人的名字。这篇文章虽然署名“编者”，而没署名“杨振声”，大约是因为他这篇文字得以“编者”的身份，而不是以个人身份来谈的。
杨振声先生的文章，从没有半文半白的文辞，他对白话文驾轻就熟，这篇也是一样。而我见到的那篇《经世日报》“文艺周刊”的《编者小白》，文字不多，是一个“按语”性质的文字说明，其中半文半白的文辞不少，甚至表述的都不那么通畅，这不是杨先生的风格，可以断定是出自他人之手。
杨振声先生对中国新文学的认识很透彻，把握的很到位，对于小说、散文、诗歌等不同文体的新文学的进展，向来了然于心，他其他的文艺评论中也往往谈到这些问题。这篇文中，对当时您的诗作给予了非常中肯、贴切的评价，当时其他年轻编者不一定能做的到或做得好。
另外，杨振声先生在北大上学的时候，最初就是英文系，后来改到国文系。从美国留学回国后，还曾任中山大学英吉利语言文学系的的教授，在中文系也讲过外国文学，特别在英国文学方面学养很深，他的文章常常是透着英伦风调的。
季培刚的“推断”，实际上回答了我最初揣测为金隄代笔的可怜的依据。由于这篇公开信，纯然白话，又浸润着英国随笔的笔调，于是无端地认定不可能是像杨振声这样的老学者所为。只能说明我对杨老那一代人的隔膜，他虽生于19世纪末，但于五四运动发生当年的1919年从北大毕业时，已经是参与《新潮》创刊和编辑的第一代五四学人；更不用说他在哥伦比亚、康奈尔和哈佛大学研究院进修心理学、教育学的学历。
把这些搁在一边，看看“年谱”中引用的片断文字，如1946年写的《邻居》：
抗战后回到北平，满想租所房子，安静工作。可是稍为可住的房子，都被强有力者占领了，你只能住住学校的公同宿舍。人家孩子吵闹是在你自己的院子里，人家的笑语是在你自己的屋子里。一切分不开，声音尤其是一家。你终日在杂音中游泳，在不断的声浪中挣扎着拯救你那将溺的理想。
这不是在一片白话（而不是言、文混杂夹生）中显示了散文的功力？
再看看杨振声1947年10月31日写给在昆明的女儿杨蔚夫妇的信中，谈他“生活在每一分钟里”的人生哲理：
……我们最大的敌人是自寻烦恼。想来苦恼已多，不必自寻；应当想法解放自己，不作苦恼的目标才是。比如穷吧，有个和尚说过：‘老僧去年贫无立锥地，今年贫得锥也无。’我想这最妙；锥子都没有了，还要那立锥之地干什么？其余一切，也都可如此看。
最近大家又多为将来不可知的命运烦恼，这在如此时代，情所不免。但我想，如果那个命运不可避免，想也无用。现在的苦恼替代不了将来，只是把将来的再加上现在的，使苦恼更多更长罢了。我的看法，是生活在每一分钟里。就使下一点钟有灾难，从现在到下一点钟，到底还有一个钟头。我还要看书看画，玩山玩水，不使这个钟头白过了。这个看法，我想丽儿一定喜欢。
这里表述的生活态度，看似消极，其实积极，看似无奈，其实乐观。这种魏晋文人式的旷达，实际通向了《致不知姓名的先生》的宽容，精神贵族道德上的优越感俨然可触。
我以上述的理解，落实了季培刚的“推断”。
他指出这封公开信署名的“编者”，屡以单数第一人称出现，证明这是杨先生自己的口吻无疑；还有为什么不直署本人姓名而用“编者”的名义的解释，我也是赞同的。我再补充一点，即金隄和袁可嘉，与信中论及的穆旦、马凡陀（袁水拍）都属青年同辈，在当时情况下，如果由他们执笔指摘这两位诗人作品的不足，是不会像现在这样直截了当的，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此信出自老成之手，尽管杨振声先生当时不过五十七足岁呢。
《致不知姓名的先生》，是杨振声先生一篇值得重视的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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