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五代艺文志研究之大成

    五代十国处在唐宋变革的转捩点，礼乐文章，较之唐、宋两代亦具独特风貌，不容忽视；杨荫深先生在《五代文学序》中曾说“就五代而旁及十国，五代仍不愧为有文学的一个时代”，此非虚言。然而，长期以来，有关五代典籍与文化的研究却始终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新、旧《五代史》及马令、陆游两《南唐书》均不著《艺文志》，即为显例。在此情形下，通过对五代艺文资料的稽考爬梳，为五代文化的整体研究创拓新途，无疑是一种审慎的选择。在这一方面，清代学者的贡献虽值得重视，但遗漏及错谬之处亦自不少。张兴武教授《补五代艺文志辑考》（下简称《辑考》）先以顾櫰三《补五代史艺文志》为底本，详参清人相关各《志》，并汲取今人研究成果，搜罗广博，资料丰瞻，考订谨严，著录宏富，终成五代艺文志补编研究方面的集大成之作。《辑考》的前身是《五代艺文考》，2003年由巴蜀书社出版，颇具影响。但兴武教授以该书“总能发现各种难以掩饰的疏漏和不足”（P.646）为憾，此后十余年间仍不断搜辑文献资料，重新增订补辑，以求完善。毫无疑问，作为五代十国文献研究的扛鼎之作，《辑考》的整体成就已经远远超越了清代各家，其创新特点或可从以下三方面得到确认。

    一、充分尊重前人研究成果，精益求精，以求超越。

    辑补前史所阙《艺文志》的学术传统始于清代，时人所撰《补后汉书艺文志》《补三国艺文志》《补晋书艺文志》《补辽金元艺文志》等皆负盛名。至为五代史补撰《艺文志》者，则有徐炯、陈鳣、顾櫰三、宋祖骏等四家，而汪之昌所撰《南唐艺文志》亦不可忽视。张兴武教授对补五代艺文志的研究是从复核清人诸《志》所收条目开始的。他以顾《志》为底本，参以他《志》，兼及宋、元公私书目及相关文献，对相关条目的书名、卷数、撰者姓名等信息详加考订，去伪存真。在此基础上，再事辑录和补遗，严谨务实，一丝不苟。

    《辑考》的难点首在“断限”。兴武教授遵循新、旧《五代史》的叙事原则，将唐昭宗一代确定为“五代”上限；又参照清人诸《志》，将考索下限确定在宋灭南唐的太平兴国八年，这是非常审慎而科学的。就整体来看，《辑考》较之清人诸《志》，更加注重“五代”本体，作者认为“既然是《补五代史艺文志》，其中所收的艺文条目就应该和五代十国各个政权有关：要么其撰人曾生活于列国，至少也应该与列国政权发生过一些联系。”（P.8）应该说，严谨而明确的“断限”原则，是《辑考》一书超越前贤、别有创获的关键。

    二、资料翔实，考订严谨，方能撰为信史。

    《辑考》对顾櫰三《补五代史艺文志》所收条目逐条详加复核、考订，条分缕析，极尽细致周密。据笔者统计，《辑考》共收录书目1087种，观其主要征引书目计187种，其中正史、方志类28种，书目类19种，类书类12种，金石类32种，杂史类21种，笔记杂考类48种，诗文集、诗文评类27种；凡涉五代艺文之史料均检寻不漏，网该无遗。例如，其对《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一书的征引，即为显例。该书著录北宋后期书目较多，然明清以来抄本流传不多，故清人学者较少瞩目，而书中所收五代艺文资料便多遭遗漏。《辑考》则充分注意到此书的目录学价值，援引颇多。值得注意的是，《辑考》的搜辑补充，除参考徐炯《五代史记补考·艺文考》、陈鳣《续唐书·经籍志》等清人著述外，还尽力吸收了当代学人有关五代艺文资料研究的成果，如唐圭璋、杜文玉两先生各自编纂的《南唐艺文志》，陈尚君《花间词人事辑》《毛文锡〈茶谱〉辑考》《〈钓矶立谈〉作者考》，浦江清《花蕊夫人宫词考证》，胡耀飞《宋人陈舜俞〈庐山记〉所见吴·南唐史料考论》，彭武文《〈复溪州铜柱记〉辩证》，以及王丽娟《顾櫰三〈补五代史艺文志〉著录小说〈陈金凤传〉略考》等，凡此，皆充分体现着尊重学术、严谨包容的治学品格。

    三、多学科交叉研究，史料分析与解题并重。

    张兴武教授的研究无意中将目录学、历史学、文献学、金石学乃至图书馆学等学科交织融合在一起，在细节处理上则更加注重版本考察、文字校勘和目类编排。譬如该书有关五代金石条目的稽考“均依五代十国之国别编录，一国之中则按年代先后编次”（P.14），即为显例。与清人诸《志》简单搜列艺文条目的做法不同，《辑考》一书则将史料的分析考辩与具体文献的“解题”紧密结合起来，极大地拓展了传统目录学研究的学术空间，并为艺文志研究注入了更加丰富的政治、历史、经济、宗教、艺术及学术文化内涵。其编撰体例以经、史、子、集为序，四大类之下又细分诸多小类，每个艺文条目的“考订”过程，先是依据宋、元书目的记载，详辩书名、卷数和撰人姓名，对撰人生卒年及相关事迹的考察尤为用心。此外，多数条目下还有善本存佚的交代，如徐铉《稽神录》六卷条下云：“善本：《稽神録》六卷、《拾遗》一卷：明嘉靖二十二年姚谘家抄本、明崇祯毛氏汲古阁刻《津逮秘书》（毛晋编）本（见该书第十一集）、明末抄本、清嘉庆十年张氏照旷阁刻《学津讨源》（张海鹏编）本（见该书第十六集）。”（P.14）如此细致周全的考述安排，无疑使该书更显方便实用。

    目录学与金石学的交叉是《辑考》有别于前代艺文志著作的显著特色。作者受汪之昌《补南唐艺文志》的启发，且以为“本书专力研究五代艺文志，于金石一节自然不应等闲视之，何况金石之中确有不少重要的内容，为五代史研究不可或缺”（P.12），故旁搜远绍，精心编录，撰成《五代金石辑录》。事实上，石刻文献的确有其独特价值，如钱氏吴越政权于后晋未奉契丹正朔一事史书不载，而两浙石刻文字却多现“会同”年号，即其例。《辑考》所涉及的金石类书籍达32种，对五代石刻资料搜罗殆尽，堪称迄今最完善的五代金石目录。

    要之，《辑考》一书以翔实可靠、丰富多元的史料，精湛细微、一丝不苟的考订，旁搜远绍、谦谨包容的学术品格，终能集五代艺文志研究之大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