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墓志出版的新收获

    近年来，随着历史研究中对石刻史料的重视，墓志资料的搜集整理成为了历史学界的重要工作。据粗略统计，20世纪50年代以来，墓志类图书出版了不下百部，而1950年代到1980年代，仅出版有《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1部。1980年代后，石刻类图书的编辑出版逐步得到重视，并涌现了一批优秀成果。这个时期出版的墓志类图书主要有《唐宋墓志：远东学院藏拓片图录》《千唐志斋藏志》《唐代墓志铭汇编附考》《曲石精庐藏唐墓志》等。进入1990年代，墓志类图书整理和出版数量出现爆发式的增长。《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隋唐五代墓志汇编》可谓石刻搜集整理工作的划时代成果。此后《邙洛碑志三百种》《洛阳新出土墓志释录》等图书，特别是《新中国出土墓志》系列图书将墓志的搜集整理出版工作推向了高潮。

    随着国内各机构收藏墓志的陆续整理出版，私家（私企或私人）收藏的墓志也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就是近年民营私企收藏墓志整理的重要成果。而《墨香阁藏北朝墓志》则是对私人收藏墓志整理的重要成果。

    迄今为止墓志史料的整理与出版工作成果仍以隋唐时期为主，隋唐以前的墓志整理成果《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洛阳出土北魏墓志选编》《隋代墓志铭汇考》《洛阳新获七朝墓志》《新见北朝墓志集释》等尚未展现北朝墓志的全貌。

    根据本人对《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洛阳新获七朝墓志》和《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修订本）》等近40部相关图书所收墓志的粗略统计，迄今公布的北朝（不包括隋）墓志已有1693件，除重复者外，根据梶山智史先生的统计，应有1200余件。加上隋代墓志700余件，总数则接近2000。《墨香阁藏北朝墓志》一书一次公布了148件北朝（包括北魏14件、东魏30件、北齐60件、西魏1件、北周7件、隋30件）墓志，其中109件已以各种形式发表，尚有39件（北魏4件、东魏11件、北齐8件、西魏1件、北周3件、隋12件）是第一次公布，史料价值不可小觑。即便如此，此前已经发表过的墓志，由于所载图书专业性不强，信息多有缺失，而本书则有效弥补了这一缺陷。例如本书所收录的北齐段通墓志（第90～91页）本由二石组成，其一为墓志铭序、其二为墓志铭及墓志主子嗣的信息。但此前发表的仅有墓志铭序一石，而刻有墓志铭的一石则未见发表。此外，特别珍贵的是该书还在附录中收录了3件西晋碑形墓志，其中2件是第一次发表，给存世不多的西晋墓志增添了一个不小的数字。

    本书拓片数据印刷十分精致，值得充分肯定。例如本书收录的北齐索诞墓志（第168～169页）和隋杨陁罗墓志（第212～213页），拓片之精都超过了此前发表过的图版。

    与此前同类图书相比，本书所展现的信息除墓志拓片、录文断句、行句字数、拓片尺寸及埋葬日期等数据外，缺少出土地、出土时间等信息。当然，这与收藏途径有着直接的关系，私人收藏难免会出现信息缺失，不可不谓一大遗憾。但本书却令历史研究者看到了编纂者对于不确定性信息宁可缺失也不妄加推测的求真态度。

    更为可贵的是，本书所收墓志铭文所体现的史料价值。

    首先，魏晋南北朝时期墓志的使用者多为高官显贵，他们的信息往往在正史中能够找到。该书墓志铭文里所出现的人物中，如高永乐（第46、194页）、元渊（第194页）、高浟（第250页）、张琼（第72页）、张遵（第74页）、杨元让（第174页）、薛怀?（第158页）、段韶（第218页）、辛韶（第202页）等十余人在正史中或有传记，或可查询到相关信息。这些史料对补充正史记载以及对这些重要人物的进一步研究，弥足珍贵。

    其次，本书中收录了一批有家族关联的墓志。如夫妇关系的墓志有：高永乐墓志（第46页）及妻元沙弥墓志（第194页）、薛怀墓志（第158页）及妻皇甫艳墓志（第156页）、杨元让墓志（第174页）及妻宋氏墓志（第100页）、宇文绍墓志（第60页）及妻姚洪资墓志（第164页）、张法会墓志（第42页）及妻马氏墓志（第222页）等。又如兄弟（或同族兄弟）关系墓志有：崔宣靖墓志（第198页）与崔宣默墓志（第200页）、穆建墓志（第190页）与穆子宁墓志（第192页）、索昉墓志（第208页）与索欣墓志（第206页）等。还有诸多家族关系的墓志，更有一批元魏皇族墓志，北齐高氏皇族墓志等等。

    第三，所收墓志的出土地集中于邺城。151件墓志中有78件可以确定出土于邺城地域，如果除去21件砖质墓志和3件西晋碑形墓志，那么所占比例达61%以上。这对我们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邺城地域的历史提供了一批不可多得的数据。

    第四，从墓志文化发展的角度来看，北魏迁都洛阳以后，墓志的使用数量出现了爆发式增长。这一现象与北魏的汉化政策及“南朝化”有着直接的关系。但从出土墓志的数量看，北朝墓志文化的发展受南朝文化的影响，却又远远超越了南朝。因此，对北朝墓志的研究，不仅仅是其铭文展现的史料内涵，还应通过整体的分析去解读其爆发式发展的历史和文化背景，这对理解中华民族融合发展乃至延绵不息的文化历史有着重要意义。本书发表的诸多墓志，为这一研究提供了进一步的可能。

    如果一定要吹毛求疵，笔者觉得尚有如下问题值得商榷。

    首先，书名为《墨香阁藏北朝墓志》，但从一些墓志看非尽如此，例如本书所收的元忠暨妻司马妙玉墓志（第4页），其原石就收藏在山西省大同市的一家私企博物馆——西京文化博物馆中。因此，《墨香阁藏北朝墓志》所收录的墓志，有些并非墨香阁所藏。作为私人收藏，可以想象其藏品具有流动性，或许还会不断有新的北朝墓志流入墨香阁，当然墨香阁也会不断有北朝墓志流出，因此“墨香阁藏”北朝墓志有其不确定性。

    其次，从目录分类看，总体上分为“墓志”和“砖志”似有不妥。墓志当然包括石质、砖志甚至其他质地（如木质、瓷质等），如此编目，似乎编者没有把砖志归纳到“墓志”范畴之中。墓志的出现虽然已有近两千年的历史，对其研究也有千年历史，但对于“墓志”一词的定义却从来没有统一过，也因此产生了墓志出现的时代问题等争议，进而在此书中“砖志”与“墓志”并列的分类似乎也有混乱感。很显然，作为历史学者，本书编者在石刻文物定名这一问题上似乎并没有做过多的考虑。

    第三，附录所收三件西晋碑志即永熙元年九月十日之“赵始伯妻李妇碑”“赵始伯妻东乡妇碑”和“牛登墓志”，定名上也有不统一之感。文物定名，或可按照传统金石学的“名从主人”之说，分别按照碑志题额上的“晋故李氏之碑”“晋故东乡妇碑”及“晋故骑部曲都魏郡牛君之柩”之铭定名，或者按照本书的“赵始伯妻李妇碑”及“赵始伯妻东乡妇碑”定名，也较为妥当。而该书前两件使用了题额上的“碑”之用词，而第三件却沿用了前人定名所使用的“墓志”一词，稍觉不妥。

    总归，《墨香阁藏北朝墓志》一书的出版，不但进一步丰富了北朝墓志资料的数量，还因其高水平的编纂队伍，使得本书在基础铭文释读研究上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本书两位主编中，一位是在南北朝隋唐史学界成果颇丰的叶炜教授，另一位是对墓志鉴别有着丰富经验的墨香阁创始人刘秀峰先生，还有罗新教授等人顾问把关，其他参与者如徐冲、孙正军、胡鸿等也多为史学界新锐。他们以读书班的形式释读墓志铭文，通过研究讨论解决难题，使得本书录文可靠可信。然而既有录文，却没有附录人名、地名索引，也留下了一个小小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