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伯箫致徐开垒的两封信

    1980年7月20日，《文汇报·笔会》副刊开辟了“我和上海”栏目，“请全国各地的作者、读者来共同耕耘”。这个栏目延续了较长时间，吴伯箫、臧克家、碧野、杨沫等全国著名作家相继发表了他们的散文作品。吴伯箫先生的散文《第二次到上海》是该栏目的第一篇作品，叙述了他作为一个旅客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在上海旅行的经历。这篇散文后来被选入吴伯箫散文选集中，成为他众多散文作品中独居地域特色的佳作。

    笔者藏有吴伯箫1980年6月致徐开垒的两封信，从中可以了解当时吴伯箫写作发表作品的经过。吴伯箫是应“笔会”主编的徐开垒的来信邀约后，写作完成《第二次到上海》的，他在寄送稿件的同时附信一封。在接到徐开垒用稿回信后，吴伯箫又马上回信。让我为之关注和感动的，是两封信中字里行间展现的吴伯箫的为人性格和行事作风。

    （1980年6月19日信）六月十二日信收到。

    遵嘱赶写一篇《第二次到上海》，把积累了十多年的一点意思写出来。感情是真的，看能否采用？

    写稿子不容易，《文汇·增刊》文代大会（指1979年11月第四次全国文代会—笔者注）的时候催稿子，那时拙著《烟尘集》正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再版，我寄了《“再版”后记》给××同志，没有回信。转请×××同志问过一次，也没有下文。《烟尘集》再版出书已经半年了，《文汇·增刊》在北京却没有看到过，为什么《后记》处理情况不能用一纸明信片就告诉一下呢？书既然出版，向读者介绍一下是可以的。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香港《文汇报》一位作者叫“少海”的就在“文化之窗”写了文章。本来《后记》也可给《战地》或《读书》的，因为“一稿不能两投”，没敢破例。写稿子实在困难啊！

    《第二次到上海》没有留底稿，限于个人条件（没有复印机、打字机、钢板，复写可以，又缺乏时间。）没有复制、打印或复写。所以挂号寄出，并附邮票二角，备不用时挂号退还之用。

    如果采用，就请寄清样两份（一份校后退回，一份留着作集稿时用；若发表后就寄一份单张，后一份也可免）。

    太啰嗦，麻烦。但没有办法，我曾把沈阳农学院教授的一部《经济动物》原稿转给教育部一位局长，弄丢了，两年无下落。像欠了“血”债，至今不安！

    （1980年6月28日信）真高兴收到六月廿四日来信。

    《第二次到上海》是作为“我与上海”栏写的，没有多少文采，但是真情实感。

    这次“笔会”处理稿子，快到令人感佩。五十年来写稿，记得只遇到四次：

    《京报·副刊》，除夕交稿子去，新年就见报了。

    延安《解放日报》丁玲同志发我的稿子有一次没超过两天。

    六一年《光明日报》发我的《延安的歌声》，国庆前送去，第二天看清样，第三天见报。

    七七年《人民日报》发《岗位》，同《歌声》差不多。

    这次算第五次了，京沪距离较远，不像前四次在一个城市里。再快也要十天半月，但这没有关系。主要是编者作者要能互相体谅啊！

    吴伯箫从投稿到发表来看，其间也有一个月时间了。考虑到京沪两地邮路遥远，吴伯箫六月十九日寄稿，徐开垒仅相隔五天即回应并给予用稿的满意答复。如此回应可谓快速，徐开垒这样做或许是在为报社同行弥补过失。吴伯箫因此格外高兴，欣然回忆起漫长的创作生涯中四次类似的经历。吴伯箫后来在他生前最后编定的两种散文选集中都选入了这篇《第二次到上海》，也许是出于这一段美好的记忆。

    《第二次到上海》发表两年多后，吴伯箫先生不幸因病逝世。1984年1月6日，吴伯箫子女曾寄信给徐开垒，意欲征集吴伯箫信件。信中言及《吴伯箫文集》已经整理编定篇目准备出版，又拟着手征集吴伯箫的书信出版《吴伯箫书信集》。不过，上述《吴伯箫文集》出版不顺无果而终，延至1992年才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在吴伯箫先生逝世十周年之际得以出版。三十多年来陆续有关于吴伯箫的年谱、研究资料及书影录问世，《吴伯箫书信集》似乎迄今尚无踪影。近年来吴伯箫书信多有流出，对编定出版《吴伯箫书信集》各有利弊。现在时机应该成熟，倘有吴伯箫研究者有志于此，尚希促成《吴伯箫书信集》早日汇集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