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玛行

    一

 

    魏玛位于德国中部，距离莱比锡西南80公里。魏玛自18世纪中叶起成为公国的首都，1758年后，在热爱文化的女公爵安娜·阿玛利亚（1758年至1775年）和其子卡尔·奥古斯特治下，进入了“文化黄金时代”，近代的魏玛宪法和魏玛共和国更将这座城市的名声推向极致。

 

    我们从柏林乘车向西南行，到莱比锡再换乘区间车。在区间车上，我们遇到一位热情豪爽的小伙子。他姓王，来自中国东北，目前在魏玛的李斯特音乐学院学管乐。下车时，小伙子说：“反正我要去学校，正好路过你们的旅馆，就跟我走吧。”他带我们上公车，关照买票，带到安娜·阿玛利亚旅馆，办好入住手续，最后将我们带进老城，他才挥手告别。

 

    魏玛下雨，淅淅沥沥，虽无须打伞，却也无停歇之意。沿街橱窗里摆着各式歌德纪念品，他的画像甚至插在花店售卖的银杏树苗下。1775年，歌德应魏玛大公邀请长居于此。从26岁，歌德一直住到82岁（1832年）去世。德国文学的高峰以歌德为标志，魏玛也因他而成为德国知识分子的圣地和高雅文化的中心。

 

    踏着湿漉漉的碎石路，行数十步，小巷豁然开朗于剧院广场。广场中央，歌德和席勒的塑像并肩而立。塑像后面的德意志国家剧院包含戏剧院和管弦乐团，前者为席勒和歌德共同建立，由歌德亲自管理，后者的主乐师与指挥曾为巴赫和李斯特。目前它也是德国最重要的剧场之一。

 

    广场东南与席勒街相接，浓荫遮蔽的小街上，一座小小的黑色喷水池，雨中的浅色帆布伞，白色桌椅整洁地等待着天晴。那些桌椅之后，从二层起，每层的窗口上悬垂着花篮，盛开的红色天竺葵抢尽了整条街的风头。喷水池的对面，亮黄色的席勒故居被大树遮蔽，稍不留意即会错过。素朴的建筑颇符合“苦命天才”的基调。

 

    故居里的灯光透出些许暖意，推门入内，在昏暗中走过一楼的佣人房和厨房。二楼挂着席勒画像，席勒的家庭成员曾居于这层的三个房间里，走廊被辟为儿童卧室。这些房间都不大，陈设简单朴素，光线昏暗。

 

    出生于贫困家庭的席勒自幼就对诗歌戏剧兴趣浓厚。14岁那年，当地贵族资助他进入军校学医。在校期间，他写了引起轰动的戏剧《强盗》。军校毕业后，席勒获得军医职位。虽可以此谋生，但他不喜欢这个职业。为了参加在曼海姆举行的《强盗》首演式，他擅离值守被判入狱14天，并被禁止写作。

 

    1782年，席勒逃离军队。此后五年，他辗转法兰克福，曼海姆，莱比锡和德累斯顿等地。依靠亲朋资助，他完成了悲剧《阴谋与爱情》（1784年）、《欢乐颂》（1785年）和诗剧《唐·卡洛斯》（1787年）等。那段时期的文学创作被称为狂飙突起时期，标志着德国文学从古典走向浪漫，《阴谋与爱情》与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都被认为是那个时代的经典之作。

 

    1787年，席勒来到魏玛，经过安排，他见到了歌德。席勒写下了对歌德的第一印象：“我听到对歌德的太多赞美，但他身材中等，步态僵硬，只有眼睛给人印象深刻。他皮肤黝黑，颇为健谈，凡涉及意大利便热情洋溢。”在给友人的信中，他掩饰不了嫉妒：“此人太经常提醒我，命运于我何等不公，彼之好运与生俱来，而吾却一无所有，仅靠分分秒秒奋斗。”席勒感觉到他们之间的差异，担心如此知名的歌德会冷落自己，其实歌德相对超然，对席勒堪称慷慨大度。

 

    歌德席勒初识，话不投机，但后来成为终生好友。1788年，歌德介绍席勒前往距魏玛30公里的耶拿大学任历史教授。任教十多年里，席勒生活安定，但并未从事文学创作。1799年，席勒终于迁居魏玛。回到魏玛后，歌德说服席勒重拾写作。那段时间，歌德和席勒紧密合作，两人合出诗集。席勒创造了《威廉·退尔》，而歌德完成了《浮士德》的第一部。

 

    1802年，席勒举债购置这所房子，但仅仅两年，他就去世了。席勒的书房位于二楼最西面，向西向北都开有窗户，因此它也是全楼中最明亮的一间。书房的壁纸为绿色，据说这是他自己选定的色彩。北窗旁有一绿色书架，书架前是一张不大的桌子，书桌上摆着墨水瓶、镇纸和烛台等。在这里，席勒写下《墨西拿的新娘》和《威廉·退尔》，书桌上那一页未完成的手稿是《德梅特里乌斯》。书桌后的角落摆着单人床，据说是当作家肺病恶化后，为继续写作特意搬过来的。这张病榻很容易让人想象席勒边吐血边创作，去世的那个晚上——他搁下鹅毛笔，离开书桌，走到床边，倒下去。1805年5月9日，年仅45岁的席勒去世。席勒没有自家的墓地，三天后，他被埋在雅各布公墓的一个混合墓穴里，草率得没有任何仪式。21年后，魏玛市长卡尔·施瓦布超级爱好席勒戏剧，他决定将席勒迁灵至魏玛公爵拱墓。27年后，歌德也葬于同一拱墓。

 

    二

 

    步出席勒故居，来到十字路口。路牌密集地指示着歌德故居、李斯特故居、尼采档案馆、公园、安娜·阿玛利亚图书馆、李斯特音乐学院、包豪斯大学和集市广场。比起刚刚到访过的哥廷根，魏玛老城更加袖珍，但这里竟然有12处联合国文化遗产，它们都被称为“经典魏玛”。

 

    天稍晴，此刻在集市广场上行走的多是老年人。他们提着菜篮，显然是每天都来买菜。一位白衣白裙的老妇跳下自行车，买了一只冰淇淋球。她推着自行车边走边吃，享受着简单的乐趣，魏玛的生活方式似乎停留在中世纪。

 

    从席勒故居向东南方向，步行不到十分钟，就来到位于妇女广场的歌德故居。它也是黄色，但比起席勒故居，颜色浅，气派也大。从1782年迁居于此，歌德一直住到1832年去世。好多年前，我趁法兰克福转机之便，参观了当地的歌德纪念馆。直到到了魏玛才明白，法兰克福是歌德的出生地，而这里才是他度过大部分时光之处。

 

    这栋房子最初是由魏玛大公租借给歌德，后来索性送给了他。楼房分内外部分，在中间的内庭院上，歌德架设了通道连接这两部分。通道还可到达屋后的花园，歌德曾在那里种植花木果蔬。围绕着内庭院，一共有17个房间，一层都是佣人居处和厨房，据说歌德的车房是未曾改动过的原本。穿过庭院，推开玻璃门，低矮的楼梯引导着我们上楼来到家庭接待室。楼梯台阶宽而矮显然是模仿罗马而建，早年我在罗马附近的冈多菲堡就走过这种楼梯。接待室门口摆了两尊希腊的大型雕塑。这个被称为“黄厅”的房间很大，摆着加长餐桌亦不觉拥挤。除了黄厅，小餐厅、桥牌室、大收藏品间都被漆成蓝色或是绿色，每个房间的天花板上都绘了油画，摆了很多雕塑，从意大利带回的朱诺巨像摆在十分显眼的位置。在这些充满了雕塑和油画的房间里，歌德接待过席勒、黑格尔、海涅和门德尔松。

 

    歌德及家人的居所位于楼房的后部。东侧的起居间和大房间为歌德夫人克里斯蒂安娜的公寓。大房间可以俯瞰内庭院，墙上挂有克里斯蒂安娜的画像，她也是歌德组诗《罗马哀歌》中的女主人公。他们相遇时，克里斯蒂安娜23岁，小歌德16岁。据说她是卖花女，彼此社会地位悬殊，他们的恋情引起魏玛上流社会的愤慨。恋爱四年后，克里斯蒂安娜才迁入歌德屋。1806年，歌德娶她为妻。10年后，克里斯蒂安娜去世，歌德未再娶。但在垂暮之年，歌德又爱上了乌尔力克。这姑娘比歌德小55岁，15年前，歌德曾爱过她的母亲。爱欲烧得歌德发狂，茨威格在《人类群星闪耀时》里写道：“这个74岁的老翁简直像一个情窦初开的男孩儿；刚一听到林荫道上的笑声，他就放下工作，不戴帽子也不拿手杖，就急匆匆跑下台阶去迎接那个活泼可爱的女孩子。”歌德托大公爵去求婚。“这时，大公爵一边回想五十年前他们一起和女人寻欢作乐的那些疯狂的夜晚，一边或许在心里默默地幸灾乐祸地窃笑这个被德国和欧洲誉为本世纪最有智慧、最成熟、最彻悟的哲人。”求婚未果，歌德痛苦不堪地写下了《玛丽巴德悲歌》。这首诗歌挽救了他，他再次投入写作。81岁时，歌德完成了动笔于法兰克福，写了近六十年的《浮士德》。

 

    故居后部西侧的四五间房是歌德生活和工作之处，房间陈设极为简朴，没有任何装饰，摆的都是最简单的、功能性的家具，歌德认为舒适奢华的住处妨碍他的创造，所以朴素是刻意所为。书房有两个不大的窗户，但仍不很明亮。歌德认为绿色是最让眼睛感觉满足的颜色，四壁都贴了绿色的壁纸。正中放了一张椭圆形类似餐桌的桌子，桌上放了一只薄枕，那是歌德读写劳累时用来垫手休息的。靠窗的一边是柜子，另一边放着一张高桌，桌面倾斜，下面有很多小抽屉。歌德常站在高桌旁写作。除了《浮士德》，在这间书房里，歌德写下了《罗马哀歌》、《我的生平：诗与真》和《意大利游记》等。书房旁图书馆里收藏了五千多本图书，馆外走廊上摆放着他收集的矿石。

 

    歌德喜欢早上写作，每日黎明即起。他在书房里度过整个上午，有时会绕着大书桌踱步数小时。书房隔壁的小房间原是参考图书室，后来成为佣人卧室。歌德的私人秘书在此做抄写工作。晚年时，歌德将这间屋子作为卧室。这里没有取暖设备，墙壁上和床边都挂了御寒的粗糙亚麻布。睡床边，放着一把扶手椅。1832年3月22日，歌德就坐在这把椅子上去世，终年83岁。

 

    歌德一辈子生活无虞，全心从事形而上的追求，世上几人能有如此幸福的人生？

 

    在同一栋建筑中，歌德博物馆占据了两层楼。歌德对生命入迷，对世界好奇，因此展览主题是：生命之浪。进门便是歌德一家四口的肖像画。在金色的画框中，歌德与父母和姐姐戴着牧羊人面具，背景为田园牧歌和废墟，全然的洛可可风格。在魏玛，歌德先后担任过枢密会议成员，文化、军事、公共事务大臣，展柜中挂着歌德的朝服。在著作部分，我看到歌德最早的手稿，1774年首版的《少年维特之烦恼》，还有一幅“死床上的维特”的插图。在爱情部分，我看到歌德和夏绿蒂的通信，夏绿蒂的侧面照片，夏绿蒂的头发和手模，一只信封上烫印的火漆似红唇如玫瑰。在与歌德相交十几年里，歌德给她写过1500封信。

 

    夏绿蒂15岁时成为魏玛宫廷女贵族的私人助理，一直服侍女公爵安娜·阿玛利亚直到她去世。歌德到魏玛后不久即与她相识。当时她已婚，年长歌德七岁。据说她的婚姻并非出于感情，丈夫经常外出公干，似乎对她与歌德交往并不十分在意。

 

    1786年秋，歌德突然启程去意大利。意大利壮游成为他生命的转折点，并重新燃起他对世界的兴趣。在游历的两年间，他非常详细地记录了地理、文物、风景、饮食和女人，使阿尓卑斯山南的地中海半岛之美扬名天下。为此，罗马人在宾西亚丘上为他立了铜像。

 

    然而，不辞而别惹恼了夏绿蒂。歌德返回魏玛后，夏绿蒂依然无法释怀。4年后，虽然他们的关系趋于正常，但已不再亲密。在这段时间里，歌德遇到了后来的妻子克里斯蒂安娜。歌德之妻与夏绿蒂气质容貌迥异。一直以来，资料上都称歌德与夏绿蒂之恋是柏拉图式的，而与克里斯蒂安娜的感情属于常人之爱。虽然这说法多少有些为圣人避讳，但也反映出夏绿蒂更能满足歌德的精神需求。

 

    出歌德故居，沿着老城任何一个街口向东走去，最终都会走到魏玛的公园绿地。这片绿地极大，面积几乎是老城的两倍，因此安徒生说魏玛的公园不是城市里的公园，而老城却是公园里的城市。

 

    魏玛老城位于伊尔姆河谷，河蜿蜒于绿地，极为清澈的河水倒映着石桥的影子。上桥需进入桥墩，沿着墩内石阶盘旋而上，颇为有趣。绿地里散落着断壁残垣，在一座古堡残壁前，坐在轮椅上的老人正举起相机为老妻拍照。看起来古稀的她竟能攀坐在古堡窗台上，扬起一只手，露出少女般迷人的微笑。我又一次感到人生的黄昏之美。

 

    一只灰背白腹的猫蹲在草地上，若有所思地望着远方，它身后是歌德的夏屋。歌德初来魏玛，寻找住处时看到了这所房子，当时它几近荒废。后在魏玛大公的资助下，歌德买下并进行修缮。极目所及，这座灰白色的两层楼是绿地中唯一的房屋。此刻它背靠丘陵，面对夕阳，小窗，大屋顶，外观素朴。屋旁为歌德自己开辟的花园。他在恬静和花香中写诗作画。认识夏绿蒂后，他写下了更多的美丽诗篇。犹如剑桥格兰切斯特的广袤草地赋予罗素哲思启示，此地开阔的绿野也给以歌德诗意灵感。尽管后来他搬进城里，但仍常来此消夏。

 

    三

 

    离开夏屋向西，跨过伊尔姆河，走过树林绿地就来到李斯特的故居。过大铁栅门进院，这个院三面都有建筑。紧靠大门的楼房建于18世纪末，李斯特第二次来魏玛，1869年至1886年居住在该楼的二层。这座楼房原属于魏玛宫廷花园部，可是平淡无趣，倒是对面的平房被大朵的绣球花装点，看着很美，我觉得李斯特就应该住在那些花朵中。

 

    故居入门的一间是音乐沙龙，一架贝希斯坦音乐会级别的钢琴主宰了整个房间。李斯特指导学生则用房间里的另一架伊巴赫立式钢琴。他不仅私授，还在布达佩斯和魏玛建立音乐学校。在德国、奥地利、匈牙利和意大利，他授课经常分文不取。他携后进有口皆碑，辅助并支持过的年轻音乐家钢琴家中有肖邦、德彪西、鲍罗丁、柏辽兹和瓦格纳等。他坚定支持肖邦的佳话最为动人。曾有乐评人认为李氏演奏有些油滑，而肖邦却是天籁之音。

 

    李斯特曾在音乐沙龙隔壁的书房里作曲，书桌上放了他去世后的面模，可以看到脸上的那颗大痣。卧室陈设极为简单，墙上挂了贝多芬的画像。餐厅的家具都为李斯特所有，这个房间于李斯特去世一年后，即1887年开放展览，布置几乎从那时一直延续至今。李斯特年轻时的画像，消瘦而有灵气。

 

    在魏玛时，音乐家创作并演出了《但丁交响曲》和《浮士德交响曲》等作品，他还指挥演出了同时代作曲家瓦格纳、舒曼和柏辽兹的作品，人们称这段时间为魏玛的“文化白银时代”。在楼下的音乐室里，李斯特的作品和演奏曲目按照年份贴满了两个房间；摘下挂在墙上的耳机，选定曲目，坐下来可以听上大半天。

 

    1848年，李斯特第一次来魏玛。那时他正与波兰公主卡罗琳·莎茵-维特根斯坦同居。他们相遇于李斯特的俄国巡回演出中，当时公主与她的俄国亲王丈夫关系疏远。正是公主说服李斯特放弃巡回演出生涯，接受魏玛宫廷乐队指挥一职，专心作曲。卡罗琳是李斯特一生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据信李斯特的一些公开出版物，包括肖邦传记均出自她手。她与李斯特、柏辽兹等音乐家的通信极具历史价值。

 

    两人同居13年后，公主打算嫁给李斯特。但其夫尚且在世，若要改嫁，她必先说服罗马天主教廷，证明婚姻无效。在进行了极大努力之后，似乎他们能成婚了。婚礼定在1861年10月22日，那天正好李斯特满五十岁。婚礼前日，李斯特抵达罗马，却发现公主不能嫁给他。公主的丈夫和俄国沙皇不仅设法取消了他们在梵蒂冈的婚礼，俄国政府还扣押了公主拥有百万农奴的庄园。在俄国，公主改嫁成为丑闻，公主的女儿也因此而被退婚。如此情势下，公主不仅不能嫁给李斯特，而且根本不能再嫁。

 

    终其一生，李斯特的感情生活丰富多彩。他从未结婚，但有三个孩子。 他曾与作家乔治·桑共同在瑞士生活了一个夏天，两人不欢而散。后来他先后爱过洛拉·蒙泰和玛丽亚·迪普莱西，后者是小仲马《茶花女》中女主角的原型，我曾在巴黎蒙马特公墓看过她的墓。1835年，李斯特与达尔古特伯爵夫人出走瑞士，同居5年，伯爵夫人为李斯特生下三个孩子，其中的一个女儿后来嫁给音乐家瓦格纳。伯爵夫人和李斯特的关系由恩爱如漆到反目成仇。分手后，她以笔名写小说讥讽音乐家。

 

    19世纪60年代是李斯特伤苦的时代。1859年底，他遭丧子之难。与公主婚姻受挫的次年，他又逢丧女之痛。他的这两个去世的子女都只有二十几岁。此前，李斯特已有避世之念。1863年，他在罗马郊外的一家小修道院出家，1865年，他在梵蒂冈受剪发礼，成为修士。此后，李斯特与卡罗琳的关系变成了柏拉图式的友谊。

 

    1881年，李斯特摔倒在魏玛的一家酒店的楼梯上，此后健康便持续恶化。1886年7月，李斯特前往德国拜罗伊特参加女儿，瓦格纳的遗孀柯西玛主持的音乐节，31日在那里去世。若不故去，他很可能会登台演奏。听闻李斯特去世，卡罗琳悲痛欲绝，半年后也去世。20年前，我在罗马远郊的蒂沃利喷泉游览，知道李斯特曾在附近的艾斯特别墅居住过，但未想到那里记录了他最刻骨铭心的爱情。

 

    李斯特之前，巴赫曾于1703年和1708年两次担任魏玛宫廷风琴师和乐长。除了指挥着一个经费充足的大乐队，他开始写前奏曲与赋格曲，这些曲目后来都被收入他那本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平均律键盘曲集》。巴赫一家居住在公爵宫附近，他的三个孩子也在那里出生。他们一直住到1717年，但魏玛未保留巴赫的故居，只有一座雕像。

 

    四

 

    走回老城时，我看到路标指示才知歌德和席勒的陵墓距离公园绿地不远。该墓园建于1818年，它现在是德国最美的、经常被拜访的墓地之一，也是联合国保护的“经典魏玛”的一部分。墓园南北长，东西窄，绿地整齐地以走道分隔成四部分。举目望去，浓荫蔽日，极少的墓碑似乎只是绿地的点缀。这个简朴的墓园因埋葬着自己的文化巨人而成为德意志民族的骄傲，我不由得以之对比某些东方式的墓阙，它们建筑豪华，等级森严，体现了该民族对权势的崇拜。

 

    歌德家族墓位于中区西边缘的围墙下。这里葬有十几位歌德家族成员，每个墓地上都种了红色海棠花，围以黑色铁栏。最初，我们以为中间的内有白玉裸女平卧雕像的墓劵就是歌德墓，走近一看，才知那是歌德叔叔之墓。夏绿蒂的墓地与歌德家族墓数丈之隔，亦有海棠花和铁栏，墓碑上是她的浅浮雕侧像。

 

    墓园中心是公爵拱墓，远看它几乎呈正方型。绕行后，才发现是希腊十字型，上有一座形状相同的拱顶。公爵拱墓前有罗马柱和希腊三角楣，造型外观都极为朴素，对比紧贴其后的东正教堂，它怀旧的意味更浓。歌德和席勒的棺木都放在公爵拱墓内，托马斯·曼曾向他们献上花圈。这里是德国文化界的朝圣地，可惜已过开放时间。

 

    次日，在赶火车前，我们先赶去看尼采档案馆。它位于城西南的平民区与高尚住宅交口处，但我们走了一段弯路，观看了位于起伏丘陵中的高尚住宅之后才找到。尼采于1889年开始就患上了精神疾病，负责照顾他的母亲去世后，他于1897年搬到魏玛由妹妹伊丽莎白照顾。尼采在此度过了生命的最后两年，其间他已经无法与人正常沟通。尼采去世后，伊丽莎白取得了哥哥的作品权，后来建立了这个档案室。但伊丽莎白很不专业，外界指称她伪造涂改档案。也许因此，魏玛未大力宣传尼采档案室。虽然免费，参观者却寥寥。

 

    再次来到公爵拱墓，开放时间已到，大门却还关着。试着敲门，一个黑衣少女出来应门。大厅里宽敞清凉，彩色瓷砖铺地，灰色立柱上端塑有金色的柱头花。十字架祭坛之前，大厅的中央围了一圈绿色金花铁栏，拱顶的光束直射而下。那里正是地下墓室，访客不允许站在围栏边向下观看，必须沿着弯曲的楼梯走到地下墓室。

 

    这是魏玛大公的家墓，保存了包括魏玛大公奥古斯特等贵族成员的棺木。最靠近楼梯的地方并排放着席勒和歌德的灵柩。两具棺木毫无区别，色泽深重，闪着微光。我们向德国最伟大的两位文学家致意并拍照。

 

    虽然在地下室，但毕竟过了近三百年了，棺木中的遗骸会不会……？耐不住好奇，我去问管理员。她答：“歌德灵柩里的是歌德，但席勒的并非席勒。这是2006年由几个国家专家开棺测定DNA得出的结论。”她的话引起了我的好奇。

 

    席勒非席勒？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原来当年席勒的棺木质量奇差，掩埋后不久就溃烂了。那个共同墓穴里埋的都是穷人，席勒的遗骸与他人的混合。当年施瓦布前来迁灵时，席勒的尸体已经腐烂，气味极为难闻。虽然并非完全合法，施瓦布一气就取走了23付或27付头骨。带回家后，他把它们都放在桌子上，挑出最大的，他认为那属于席勒。后来歌德偷偷把席勒头骨带回家中，覆上蓝色的天鹅绒垫藏在钟座里，他甚至写了一首诗称头骨是一艘神秘的航船。1827年，在巴伐利亚王的敦促下，奥古斯特大公将席勒的头骨以及其他被认为是遗骸的部分一起移入公爵拱墓。

 

    1883年，解剖学家赫尔曼·维克以头骨与席勒去世后的面模不符质疑头骨的真伪。1911年，施瓦布选错了头骨的谣言开始流传。一些科学家又到那个墓穴拣出63付头骨，从中挑了一付被认为是席勒的头骨。三年后，这付头骨被放入公爵拱里的一个没有标记的棺木中，这个棺木与存放早年那付头骨的棺木并排。二战时，为防盟军炸毁，席勒和歌德的棺木都被移入地下，二战后再被移回。

 

    针对外界的质疑，负责监管席勒档案和展览的魏玛古典基金会一直抵制科学家测定DNA的要求，直到2006年，席勒去世200周年，科学家才终于获准进行测试。这个测试的国际科学团队中有测试过莫扎特头骨的专家。经过法医的面部重塑，比对席勒亲戚的DNA，以及通过牙齿珐琅质测定死者年龄等，其结果是那两付头骨属于六个不同的人，但都不属于席勒。

 

    短短两天，所见丰富，但我们没有时间参观建于1500年的赫尔德教堂，收藏大量歌德和席勒手稿文件的安娜·阿玛利亚图书馆，以及对现代建筑和装饰影响深远的包豪斯大学。

 

    魏玛的每个人物都可以写一部书，期待再访魏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