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度中国人文学术十大热点

    近年来，国内人文学术研究日渐繁荣，并正在发生深刻变迁。为及时总结人文学术领域的新进展、新现象、新问题，推动人文学术研究的繁荣与进步，提升公众对人文学术的认知度和关注度，《文史哲》杂志与《中华读书报》联手开展了“2016年度中国人文学术十大热点”评选活动。这也是我们连续第三年举行年度评选。

    1.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召开，“本土化”渐成人文研究之主流取向

    近四十年来，中国以独特的道路和方式实现了大国崛起，制度安排、社会结构、发展路径等等在很大程度上溢出乃至颠覆了基于西方历史经验得出的诸多以往被认为具有“普适性”的社会科学结论。伴随着这一历史性的变化，一方面是西学范式和框架对于中国经验与现实的解释效能愈见式微，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各领域渐次转向尊重自身的事实和特点，从学理上发现并阐述“真实的中国”、锻造尊重本土经验的理论模型；而另一方面，中国也亟需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与其经济实力和地位相匹配的思想、学术、文化上的话语权与软实力。

    2016年5月17日，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在北京召开，习近平在会上强调，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要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提炼带有中国标识的概念范畴，集中反映出意识形态对于学术本土化的期待和推动。学术本土化思潮因此席卷当下的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

    2.摆脱“影响的焦虑”，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化追求逐步实现

    2016年4月，曹文轩获颁“国际安徒生奖”。这是继莫言获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阎连科获2014年度卡夫卡奖，2015年刘慈欣凭借《三体》获第73届雨果奖最佳长篇小说奖之后，中国作家再度斩获世界文坛重量级奖项。西方主流文学界的认可，使中国当代文学开始摆脱“影响的焦虑”，上述获奖作家及其作品也具备了进入经典之林的可能性。当代文学的经典化问题由此成为本年度文学研究的重要议题。众多作家和学者围绕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标准、历史定位、现实问题、未来愿景等展开讨论，《文化的转轨——“鲁郭茅巴老曹”在中国》《材料与注释》等著作的出版，即彰显出此一方向的努力。中国文学日益深入地走向世界，进一步凸显出当代文学史书写所面临的民族性与世界性之间的矛盾。

    3.“知行合一”思想倍受关注，新“心学时代”或将到来

    2016年，随着首届“人类智慧与共同命运——中国阳明心学高峰论坛”等会议相继召开，阳明学研究机构在各地也陆续成立，强调“知行一体”“知而不行，只是未知”的阳明心学熠熠重光。在共和国早期学术史上，王阳明曾作为“主观唯心主义”的典型代表饱受非议；然而，以“心”为本实则是打通“知”“行”关系的关键所在，心学因此获得了较之理学更为突出的实践品格，以至于有学者断言“王阳明的心学就是实学”。20世纪80年代以来，林林总总的思潮在中国大地上交相激荡，在活跃思想氛围的同时，也带来了诸如“价值观迷失”“理论脱离实际”的弊病。缺乏实学品格的理论空谈无法支撑起现实的繁荣，国家的复兴有待“在事上磨练”的心灵推动，生活的福祉亦需在“知行合一”的实践中持续开拓。作为儒家经世致用精神的哲学升华，阳明思想复起于当下，预示着一个新的“心学时代”即将到来。

    4.瞩望鲁迅遗产，再续启蒙传统

    2016年适逢鲁迅诞辰135周年、逝世80周年，鲁迅纪念活动因而成为本年度的文化热点。这是鲁迅作为前三十年革命意识形态的文化符号被解构、亦即所谓走下神坛以来首度成为学术界、艺术界、媒体全领域话题。民间主导、学院搭台，现实针对性突出，回应当代问题取向鲜明，是本次鲁迅纪念活动的特点。这显示着自上世纪末所谓“思想淡出、学术凸显”以来，鲁迅所代表的现代知识人从学理

    高度观照社会人生、参与现实变革的思想和治学传统并未被彻底消解。其间，有关中国道路的鲁迅与现代革命以及共产主义、有关文明复兴的鲁迅与民族主义和传统批判、有关文明交流的鲁迅与“拿来主义”和“世界人”诸问题，在相关纪念文字中倍受关注。整个纪念活动从文明交流互鉴意识出发，反思鲁迅研究百年传统，正视异域文明的价值，检讨传统文化的弊端，显然是对不绝如缕的现代启蒙传统的赓续。

    5.上海儒学院成立，儒学与市场的博弈进入新阶段

    2016年9月3日，上海儒学院在复旦大学哲学学院揭牌成立，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而在学界引发巨大反响。商业被视为现代性的两大引擎之一，儒学中则素有“正其谊而不谋其利”的理念，马克斯·韦伯等学者认为儒学缺乏与市场经济相联系的中间环节。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特色市场经济获得了长足发展，与此同时，世道人心却日益渴求儒学等传统文化的安顿，重新定位儒学与市场的关系因而成为一个时代课题。上海是中国大陆西化与现代化最突出的城市，向有“十里洋场”之称，改革开放以来更是中国大陆现代化进程之先锋，资本的逻辑与权利的意识早已融入其城市文化的血脉之中。作为中国大陆市场化最彻底最发达的现代化大都市，上海大张旗鼓地在其最高学府设立带有地标性质的儒学院，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意味着儒学与市场的互动将在中国掀开新的篇章。

    6.自由主义遭遇大面积质疑，学术气候正在发生重大变迁

    20世纪80年代起，新自由主义开始成为西方国家的主流思潮。然而，近年来以自由主义理念为根基的社会治理实践所映射出的制度失效与合法性受损，使得自由主义价值观在世界范围内遭受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本年间的英国脱欧公投、唐纳德·特朗普当选第45任美国总统，以及难民问题在德国持续引发混乱，均可视为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全球化受挫的集中表现。

    这一动向映现到国内思想界和学术界，表现为自由主义思潮在社会科学各学科的支配性影响遭遇阻遏，作为社会科学基本预设的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学术殖民”现象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和批评。而且，这种质疑和批评正在从社会科学领域向人文学术领域延展，显示出当下学界正发生方向性转折，人文社会科学诸多学科也因此面临“预设调整”和“规范重建”的历史性任务。

    7.贝淡宁《贤能政治》出版，政治治理的中国模式再引全球热议

    改革开放以迄21世纪初期，中国经历了一个快速工业化、市场化和城市化的进程，经济实力高速崛起，引发国际社会的强烈关注，人们怀着浓厚的兴趣，试图一探崛起背后的根由，中国特殊的政治治理模式因之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与此同时，以“普选”为特征的欧美政治近年来出现异动，民族主义与民粹主义大行其道，一人一票的西方民主模式的正当性遭遇空前挑战。在此背景下，加拿大籍政治学者贝淡宁所著《贤能政治——为什么尚贤制比选举民主制更适合中国》英文版于2015年出版，中文版也于2016年推出。作者旗帜鲜明地指出，根据广泛认同的善治标准，选举民主不一定比现行的尚贤制的表现更好；由传统政治文化而来的政治尚贤制比西方民主制更适合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它能够有效地规避民主选举制的缺陷。此论一出，旋即在国内外引起关于“贤能政治”与民主政治孰优孰劣的激烈争议，中国政治治理模式的前景也因此吸引了

    全球更多的注意力。由于“尚贤制”的理念前提根植于深厚的儒家文化土壤，随着《贤能政治》的热销，儒家学说的政治思想遗产亦引起广泛关注。

    8.《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面世，超越特定立场的历史书写何以可能

    历史，都是被特定的人书写出来的。客观性是历史书写取信于人的保障，但客观性难以逃避主观性更强的特定立场的左右。同一段历史，由于书写者特定立场的不同，所呈现出来的面貌，就可能完全不同。海峡两岸以往对中国近代史的迥异书写，就是如此。近期以来，在数十年共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术基础之上，海峡两岸则开始了共同书写中国近代史的尝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推出的《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就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台北“中央”研究院两家权威近代史机构共同主编、两岸学者们合作撰写的第一部《中国近代史》。该书既凸显两岸学术共识，又保留表述差异。国民党史部分，主要由台湾学者负责；共产党史部分，则由大陆学者主笔。两岸观点求同存异，既能相互补充，拼成一幅较为完整的历史图像，更能互相趋近，在抗战史等部分，达成了诸多共识。通过允许差异化的历史书写和搁置尚无共识的历史问题，《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初步展现出了两岸超越特定立场的历史书写，构建共同“中国史观”的现实可能性。

    9.南昌西汉海昏侯墓墓主身份确定，公共考古学浮出水面

    南昌西汉海昏侯墓结束了历时五年的考古发掘工作，出土遗物1万余件，包括大量工艺精湛的器物及5000余支竹简，其墓主人也确定为西汉第一代海昏侯刘贺。海昏侯墓的多项发掘成果具有独一无二的价值，其中尤以佚失1800余年的《齐论语·知道篇》的发现最受瞩目。

    与此前的考古工作沉寂在象牙塔中不同，海昏侯墓的发掘不仅在学术界掀起讨论的热潮，更成为全社会瞩目的文化事件。通过新闻媒体的持续跟进、及时的成果发布会和高水平的公众展览，海昏侯墓“边发掘、边展示”，使考古发掘的成果在第一时间、在更广阔的平台上被公众所了解，及时满足和引导了全民的文化热情。海昏侯墓考古工作已成为近年来逐渐浮出水面的“公共考古”的典型案例，证明优质的考古资源通过公共考古活动，能够有效兼顾专业学术开展和社会文化需求。海昏侯墓考古在公共考古上的积极探索，昭示着考古学走向大众的新的开始。

    10.新工具还是新范式？“大数据”走上人文研究的前台

    随着古籍数字化的推进、各种专业数据库的建设与其他数据处理技术的提升，人文研究对于“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兴信息技术理念的运用，已告别倡导阶段，正朝着学术研究的深处介入。2016年，包括“北京大学数字人文论坛”“数字人文与清史研究”“首届新史学青年论坛：大数据时代的史料与史学”等多场学术会议聚焦于此，显示出学界关于“大数据”时代人文研究的实践与反思正走向深入。已有的研究成果表明，“大数据”的分析方法有助于解决以往难以措手的长时段、大跨度的历史问题，纠正史学研究中的“碎片化”倾向；其共享性等特点，亦可推动人文学者的大规模协作与跨学科研究。当然，仅仅依靠数据分析方法也可能导致人文关怀缺失、个体特征消失、创新思维被忽视等后果。除了提供新工具与新方法，“大数据”能否像许多人所期待的那样，会带来人文研究范式的根本转变，尚有待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