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当责编

    《全校会注集评聊斋志异》是我真正意义上编辑的第一本书。

    2013年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实习，接到的任务就是编辑《全校会注集评聊斋志异》。当时出版社刚刚买下它的版权，因为缺少校对人员，让我先做第一遍的折校工作。折校，顾名思义，就是折着纸一行一行（竖排自然是一列一列）与原稿比对校阅。任笃行先生2008年去世，去世前一直在做这本书的修订工作。他有一套齐鲁书社2000年初版（此书初版在孔网上售价两千至五千皆有，我第一次看到搜索结果时也只能望洋兴叹），那是他的工作原稿，修订工作直接在书上进行。

    任先生更换了很多篇目的底本，因此《聊斋志异》的正文字词、句读或有轻微的变动，校记部分则改动较大，满篇标红者也不少见。我们的一校样是对照原稿笔迹识别、录入，不免会有些错误，折校时很有抓虫的乐趣和成就感。这是一份很静心的工作，往往是一列一列折校完正文部分、注释部分后，对着校记校对一遍，错行或者漏掉的部分还需要重新誊抄。之前念古代文学专业，阅读的专业书籍都是已经编辑整理好的成书，虽一直耳闻前辈学者治学严谨，但真正目睹这样一份矻矻于一字一句的正误异同的原稿时，还是不免深受震动。

    任先生在后记里举过一个例子：“使用版本较多，竟也未免捉襟见肘。例如校勘《锦瑟》，康熙本和异史本中有‘不能员圆委曲以每其生’，二十四卷本作‘不能圆容委曲以共其生’，铸本作‘不能容委曲以共其生’，青本作‘不能圆成委曲以谋其生’，额外参校摘抄本，作‘不能圆和委曲以安其生’。异文眩目，考之，竟一无是处，原来语出《后汉书·孔融传论》：‘夫严气正性覆折而已，岂有员园委屈可以每其生哉！’只好据此改正。如果能收集到更多的善本、珍本，或许这类径改就能避免。但愿发现全部作者定稿，得识庐山真面，就省得这样捉迷藏了。”见其严谨，也见其对《聊斋志异》的用心与揣摩。

    后来我正式入社开始工作，本以为过去这段时间，这本书已有他人开始编辑工作，没想到一两周之后获得消息，还是由我来做，刚刚入职的七月份，我在工作日程本上记下了第一条笔记，便是卷一《成仙》中的这句：“仍执初心，依然故我。”

    正式接手编辑工作之后，碰到的最大问题依然是校对。因为校对科人手短缺，这本书由编辑校对。《聊斋志异》本身规模并不算大，但这套书加上了历代注释和评论，共一百三十万字，繁体竖排，并且有现在难得一见的双行夹注（本书汇集的历代评论有文末评，亦有随文评，随文评排成双行小字，置于正文之中，所以称双行夹注），正文之中字号已有大小之分，注释和校记更是千头万绪，密如蝇脚。我初出茅庐，小心翼翼，只敢对着原稿规行矩步，生怕一下踏错即是弥天大误。繁体字中有诸多异体字，即一个字有N多种写法，常见的如并、並，却、卻，絕、絶，為、爲，字形有差别，但意思可能完全一样，也可能有不一样（最普遍的比如“于”，繁体为“於”，大部分时候可以通用，只要注意统一即可，但作为姓氏的时候，于、於分别是两个姓氏，需要区分），所以使用中要特别加以注意。就是从这些看起来虽然微小但是很重要的异体字开始，我逐渐学习思考，慢慢留意到文中的字词、断句等问题，然后才想到，编辑与作者都可能犯错，尤其是古代典籍类的出版物，涉及到句读、繁体字、异体字、引用文献，方方面面都可能存在纰漏。这部书稿非常遗憾不能再与作者沟通、共同打磨，但也更不能只相信自己的判断。我在念古代文学专业时，常感叹读过的书与浩如烟海的典籍相比不过沧海一粟，做这个工作时，更是有捉襟见肘之感，因此不敢妄自判断正误，只能不停查阅引用的典籍或是作者使用的校本，希望能减少因自己专业知识的匮乏而造成的失误。对编辑而言，在文字中浸淫得越久，看稿子的眼光越是老道毒辣。古典文学编辑尤其如此，我不放心时请教前辈老师，往往解决一个问题的同时，老师已经在页面上发现了另一个问题，而他看到稿子前后不过几十秒，这种功夫令我大为叹服。

    在看这本书的校样过程中，陆续处理了几个比较紧急的稿件，积累了一些经验，大致了解了编辑工作的内容，再看校样时，对版式审美也有了自己的判断。最早排版的版式完全依照齐鲁书社的初版，只将校记的序号由阿拉伯数字改成了汉码，更符合古文阅读的习惯，与全书氛围也更一致。后来修改了注释、校记和页眉，但版面基本没有大的改动。依照出版社的要求，如果修改版式引起版面大动，书稿的内容容易出现移位、错漏的情况，需要全部重新校对，所以版式改动上，还是比较谨慎。但是几个校样下来，越来越对正文中的注码和校码大小产生怀疑。正文中注释序号（注码）和校记序号（校码）比只正文字号小一号，注码外有六角括号标明，还比较容易分辨。为难的是校码直接跟在正文下，顺正文看时，有“曰三两日后”这种句子，其实“三”是校码，“曰两日后”才是正文，这样连我偶尔也会错认，与编辑室同事几次商量，大家意见都不统一，到接近定稿付型时，最后传阅一过，终于还是忍痛将注码、校码的字号再缩小一号。因为正文中注码、校码很多，长篇中注码甚至有至一百以上的，所以这些字号一旦缩小，整体版面全部变动。更麻烦的是，由于双行夹注的排版无法跟随正文变化，需要手动一条一条修改位置，不仅工作量大，而且十分容易失误。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增加了校次，重新校阅了稿件，还请两位前辈老师对版式和内文分别再过目一遍，尽量减少失误的可能，保证书稿的质量。

    期间已经请美编老师设计封面。实际上2015年11月封面已经经过几次修改，之后基本确定。2016年校对编辑工作完全结束之后，封面终于可以下厂印刷了。

    2016年9月，我与美编老师一起下厂看封面印刷样。我们先在印厂的电脑上看了封面，确认无误之后看实物样。但是奇怪的是，我的电脑上看整体是浅绿色的素净封面，印厂电脑上看起来是暖色调偏红的端庄封面，印出来之后却既不是前者也不是后者，而是第三种暗沉的冷色调偏绿，美编老师与印厂师傅当即就在印刷机旁边协商修改，在印刷机上一直调红色的比例，试印了二十多封后终于得到一个比较接近原始设计的封面。这是我第一次到印厂亲眼看封面印刷出的效果，一直感慨还是需要来亲身感受才能得到更理想的封面，避免成品与自己的设想出现比较大的分歧。

    10月我拿到了第一版样书，那时内文和封面已经做好，只有里封还未烫金，布面纹理细致，摸上去有些毛茸茸的，绷在硬硬的荷兰板上，一副未成年还需雕琢的模样。布面偏暗，我和美编老师商量了好几个来回，勉强定下烫金该选用什么色号（美编老师走的时候还不忘提醒，堵头布一定要用象牙白，象牙白！跟内文用纸颜色一样，现在的本白不好看！），还在惴惴不安地纠结，工厂说金只有一个色号了，于是我的纠结最终以一种非常令人遗憾的方式解决了。里封的烫金整体仍是偏暗一些，至今是一个小小遗憾。好在布面颜色庄重温柔，灯下捧读，应该也不至于显得太过黯淡。

    10月28日我去出版部沟通另一本书，正准备离开时，责任印制叫住我：“《聊斋》样书到了，你下去看看。”我几乎是立刻就跳起来，逗得另一个同事大笑。我告诉她这是最好的消息了。我入社多久，就做了这本书多久，听起来真是又拖沓又复杂。这期间我出了几本想说或是不想说的书，做了一些算好或不算好的事，虚长了一些年纪，真长了不少经验，但每每想起这本书，仍然是忐忑不安，若蹈虎尾若涉春冰。及至手里终于捧着这沉甸甸的四册样书，这两年的时间好像终于有了实体，他们被安放下来，封存在这部书里，然后尘埃落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