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在英国大国崛起中的作用

    伴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近年来，“大国是如何崛起的”在中国乃至世界成为一个引发诸多讨论的话题。作为经济学专业的一名学生，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很自然地聚焦于这样一个问题：经济因素（特别是贸易）对于大国崛起具有怎样的影响？英国作为现代意义上最早的世界大国，英国的崛起历程更令我好奇。在宏阔的政治、社会与文化视角之外，历史著作还向读者展示了中外历史学家的经济观。

    在强国林立的世界大国行列中，英国成为第一个进入工业化时代的国家并引导了世界的工业化潮流，其殖民扩张更使其获得了“日不落帝国”的称号和强大的世界影响力。可以说，英国是第一个成为我们今天所谓“大国”的国家。在成长为大国的过程中，贸易到底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全球通史》与《英国通史》所展示的经济观为我们的探索提供了富有启发性的导引。

    在英国大国崛起的历史进程中，从早期的重商主义到后期的自由贸易，两种理论在不同历史时期帮助英国成功地将商品销往世界各地，最终成为了“世界工厂”。英国在对外贸易和殖民活动中的强势地位为其国家财富的积累提供了重要的保障，成就了其世界大国的传奇。

    一

    从公元7世纪的昂格鲁-萨克逊时代起，英国的对外贸易已经较为繁盛地发展起来。“随着彭达的铸币和奥发的高品位银便士的使用，英国开始向欧洲大陆出口羊毛、奶酪和奴隶，并从欧洲大陆进口玻璃制品、精巧陶器、银质器皿和葡萄酒类。”在这一时期的英格兰，较为发达的商业和自治市镇已经逐渐兴起，且大多分布在海滨和沿河地区。

    到中世纪前期，这种发展的势头却受到了遏制。虽然英国商人在刚刚建立起来的对西北欧的贸易中获得了较为丰厚的利润，但不列颠岛上却从来没有出现过像当时的意大利一样令人艳羡的商业金融的飞速发展。在13世纪时，英国的许多进出口贸易由外国人，主要是加斯科尼人、弗兰德尔人和意大利人掌握，而且，主要出口物是羊毛和谷物，而不是制成品。因此可以说，中世纪前期的英国对外贸易仅局限于范围上的扩张，而并没有出现实质性的发展。

    二

    在都铎王朝，尤其是伊丽莎白女王时代，对外贸易方面最长足的进步源于以重商主义哲学为基础的经济政策。国家开始明确地强力介入经济领域，为对外贸易和海外扩张提供后盾。

    重商主义实际上是一种贸易保护主义，它通过鼓励出口和限制进口以达到资本原始积累的目的。虽然在对财富的认知方面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这种经济信仰依旧是使英国成为“海上霸主”“日不落帝国”的关键因素之一。伊丽莎白一世对经济的支持态度尤其明显。除一系列经济复兴政策之外，她对海外贸易公司的建立和发展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当地中海的“利凡特股份贸易公司”成立时，伊丽莎白女王自己就投资了4万英镑。其后，伊丽莎白女王无视葡萄牙人对南大西洋的独占权，把视线转向了好望角。1600年一伙伦敦商人又成立了“东印度公司”。这家赫赫有名的股份公司依仗女王赐予的皇家特许状成为了东印度贸易的主宰者，并在其后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对外贸易是增加我们财富和现金的通常手段，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时时谨守这一原则：在价值上，每年卖给外国人的货物，必须比我们消费他们的为多。”“对外贸易是我们的财富的准则。”这是曾任东印度公司董事的托马斯·孟对于贸易之于英国财富积累的重要意义的经典表述。其身后出版于1644年（一说1664年）的著作《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在出版之后的一百年当中被视为“重商主义的圣经”。

    由于重商主义者相信“在必要时，应该日日夜夜地寻找机会把国家的剩余货物以制成品的形式推销给外国人，以换取黄金和白银；为了这个目的，不妨说必须到地球的天涯海角去追求消费，而且以一切可能的方式予以发展”。英国开始了建立海外殖民地的长期不懈的努力。

    但是新大陆最佳的殖民据点已经被西班牙等早期崛起的国家据为己有，英国追求财富的道路受阻。以弗兰西斯·德雷克为代表的许多英国人当起了海盗，到世界各地大肆劫掠，侵犯了西班牙等国在美洲的利益。为了表示对西班牙贸易独占权的反对，女王亲临德雷克的坐舰“金雌鹿号”，授予他骑士称号，并就此与西班牙决裂。1588年，英国战胜西班牙的无敌舰队。由此开始，西班牙的国力江河日下，而英国“海上霸主”的地位已无人能够撼动。

    在此后的几个世纪中，英国的对外贸易取得了惊人的增长。在1698年至1775年间，商品进口和商品出口增长了500%至600%之间。其中，殖民地的贡献尤其巨大。譬如，1698年，英国约15%的海运贸易是与其殖民地进行的，而到1775年，这一数字更上升至33%。

    三

    但是，重商主义的经济理念只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发挥作用，它很快就被抛在历史发展的潮流之外，成为英国经济发展的桎梏。由于“谷物法”的实施，外国廉价谷物无法进入英国。“谷物法”的实施保证了国内生产者的利益，却要求消费者承担高价格带来的沉重负担。类似的重商主义政策，在亚当·斯密看来，“比我国所有其他通商条例，都更严重地牺牲国内消费者的利益，以顾全生产者的利益”。在这种背景下，自由主义经济学说应运而生。

    根据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等人的论述，国家力量应该彻底退出经济领域，因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只有在最‘自由’的状态下才能最好地发展，一切国家干预都会对经济造成破坏，只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即纯粹的经济规律不受节制地起作用，才能把这个国家引向富强”。

    在破解英国的工业化之谜时，这种经济思想的解释力不容忽视。生产工具的变革、生产动力的创新以及工厂制度的出现，推动英国的生产力取得了飞跃式的发展。在亚当·斯密的“绝对成本学说”和大卫·李嘉图的“比较成本学说”的指导下，对外贸易自由的理念被统治者所接受，英国成为全世界的加工厂。

    在以英国为中心的生产与贸易体系中，英国庞大的远洋船队把数不尽的工业品运往世界各地，再把原材料运回国，加工成工业品，然后再运出去。在这一过程中，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向英国，使其资本从1750年的5亿英镑增长到1800年的15亿英镑、1833年的25亿英镑和1865年的60亿英镑。如此迅速的资本原始积累很快将英国带上了资本主义的道路，并奠定了其世界大国的重要地位。

    为适应国家发展的历史潮流，英国的经济政策导向经历了从重商主义到自由贸易的政策转型，且两者都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帮助英国开辟了世界市场，让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入这个俨然有世界霸主之姿的国家。在这一过程中，国家力量（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先强势介入，后又悄然退出。在今天的英国，又可隐约看到政府加强经济干预的政策取向。这种政策会给英国带来怎样的影响？且看历史的巨轮将把英国带向何方。

    在今天的世界经济中，虽然贸易只是经济的一部分，并因虚拟经济的迅速发展而使其在经济中的重要性式微，但贸易仍是国家间经济联系的重要纽带，也常常成为引发国家间经济争端的导火索，更成为全球化与去全球化角力中的问题焦点。《全球通史》与《英国通史》所展示的历史学家的经济观，对于我们观察今天的世界经济与政治依然具有不容忽视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