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城、小城、大学

    在中国人的观念里，大学多半是与大城市联系在一起的。往往等级越高、规模越大的城市，拥有的大学就越多，而且这些大学的实力也越强。北京、上海拥有的优质高等教育资源，远远超过全国其他地方。很多高中毕业生热衷于报考北京、上海的大学，其实未必是对这些大学有多少了解，而是冲着北京、上海去的。

    但如果放宽视界，我们把那些大家公认的世界一流大学的地理位置重新梳理一下，就会发现，很多一流大学都不在中心城市。尤其是美国，有相当一部分中国人所熟知的顶尖高校，地处相对偏僻的小镇。

    这个现象的背后，有深刻的逻辑。

    大学的产生，本来是和欧洲中世纪城市的发展紧密相连的。没有城市，就没有现代大学的诞生。在现代大学出现之前，西方的高等教育仅存于教会机构如修道院和大教堂之中。随着城市生活的兴起，各地学生涌聚于设有大教堂的城市来听讲，如巴黎、博洛尼亚和牛津等地，人数成百上千。这些教师和学生联合形成行业公会，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就此诞生。

    所以，大学是市民社会的产物，是城市化、人口聚集带来行业分工的结果。欧洲历史悠久的著名大学，大多布局于大城市，比如有一批大学集中在巴黎、维也纳。而处于“童年时代”的大学，最主要的职能是传播知识，也就是教书育人。

    但随着大学职能的丰富、发展，也逐渐产生了远离大城市的动力。自洪堡之后，学术研究逐渐成为大学的主要职能，大城市的喧嚣热闹、浮躁诱惑，越来越不适合象牙塔式的教育和潜心研究，而充满田园生活气息、恬适僻静的乡镇成为办学的理想之地。

    美国大学虽源起欧洲，在择址上却充分遵从了这一阶段大学的本性，比如，哈佛大学坐落于剑桥市而非波士顿，耶鲁大学在纽黑文市、康奈尔大学在伊萨卡镇而非纽约，斯坦福大学在斯坦福市而非旧金山等等，甚至有些大学为了逃避城市而不断搬迁。历史上，哥伦比亚大学就搬离了纽约市中心、霍普金斯离开了巴尔的摩、麻省理工离开了波士顿。美国学者帕森斯曾经精辟地总结说，“19世纪和20世纪初,美国理想的校园是在小城镇。大学对城市有一种憎恶感，如果它们‘幸运地’坐落在城市中,它们会很快离开它。参与大都市的学术和文化生活不是它们的本性。理想的校园是在乡村。”

    然而，时代的变化，又再一次把大学和大城市拉回到了一起。20世纪初，威斯康辛大学提出“服务社会”的办学理念，逐渐成为大学的第三大职能，大学再次与大城市融合。原本就在大城市的高校，与城市互动更加紧密；而原本在田园乡村的高校，更是发挥了强大的引擎作用，聚集了各类资源，在其周边崛起了座座新城，催生了不少著名的高科技创新区，如斯坦福大学与硅谷，波士顿地区的8所研究型大学与128号公路，北卡罗来纳州三所名校（杜克、北卡、北卡州立）与三角园区，耶鲁与纽黑文市，斯坦福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与海湾地区，康奈尔大学与周边的农牧业经济区，等等。

    在这里可以具体举一个例子。历史上，耶鲁与纽黑文市的关系并非如今日一样亲密。耶鲁大学的师生与纽黑文居民曾经冲突不断，关系甚至一度比较紧张。“二战”后，纽黑文经济不景气，贫民窟逐渐扩大，城市治安环境较差。这样的环境之中，耶鲁的日子也不好过，教职工士气低落，优秀的师资和生源流失，这也反过来加剧了纽黑文的衰落。这样下去，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后来，耶鲁的领导人开始转变思路，大力推动双方的合作。到1994年，耶鲁甚至专门设立纽黑文市事务办公室，专门负责协调校市关系。耶鲁推出了“购房者计划”，为耶鲁雇员在纽黑文市购买房屋提供补助金，尤其鼓励在中低收入区置业，既帮助耶鲁的教职工安居乐业，吸引外来人才，又稳定了城市房价，减少房屋空置率。双方还合作建立产学研平台，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吸引投资，为企业入驻提供服务，创新支柱性产业。纽黑文抓住了这样的重大机遇，不到10年，就被评选为“All-AmericaCity”。双方的良性互动，当然也为耶鲁创造了非常好的外部环境。

    可以说，纽黑文虽“小”，却因为耶鲁而具有了无可比拟的竞争力；耶鲁虽“大”，但毕竟还是这座城市的一部分。城市和大学之间，必须成为命运共同体。

    回顾这些历史，就是为了说明，大学与城市之间存在着相互依存的关系。当然，大学不一定要位于大城，大有大的难处，小有小的优势，大城可以有好大学，小城也可以有。城市往往会因为拥有伟大的大学而变得伟大，小城要重视大学，通过服务大学来实现发展，大城同样应该围绕大学做文章。

    再展开来说，第一，大学是能够为城市集聚各类资源。一流大学是所在城市的“名片”，就好比是一个“聚宝盆”，能从中央政府、各类基金会以及社会各界获得大量资助，还能大大提升城市的声誉。我们再回到纽黑文的例子，政治学界的两位巨擘，罗伯特·达尔和威廉·多姆霍夫，都研究过纽黑文。达尔的研究表明，到1958年底，纽黑文为规划其重建项目人均花费的联邦资金，超过了首都华盛顿之外全国任何一个大型或与之规模相当的城市，也超过了英格兰地区的其他所有城市。多姆霍夫进一步指出了其中的关键，就是纽黑文拥有耶鲁大学，所以，纽黑文不再是一个普通平常的美国小城市，它拥有了重要的“全国性产品”，即耶鲁的毕业生、社会关系、各方资源，这就是纽黑文能够引起社会各界关注，并从华盛顿争取到大量城市重建资金的原因。

    第二，大学能发挥城市人才蓄水池的作用。一个城市有没有活力，就看有没有“人气”，也就是需要高素质的人才群体，而且人才的体量要大。一流大学对学生的入学要求比较高,学生是来自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的佼佼者，他们给城市带来了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尖端的科研，又为所在城市提供了宝贵的智力资源，并能吸引大量的高新技术公司入驻，进一步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

    第三，大学能为城市带来创新知识和技术。城市要永续发展，就必须不断升级产业，必须对高新技术研究进行战略性投资。而大学处于科研资源和人才资源交汇的最前沿，不断孕育知识、孵化技术，并通过产学研的一体化，最终构建成为城市的主导产业，成为城市的核心竞争力所在。

    第四，大学能提升城市的文化品位。文化是城市软实力的重要基石和集中体现。大学文化以其特有的超越性、超前性、多样性和开放性的特点，能够在城市文化的建构和城市精神的塑造中起到重要的引领作用。一个城市里面，让人感觉最有文化气息的地方，往往是大学及其周边。文化创意产业要发展壮大，也一定会紧紧依托大学。同时，城市的文化也以潜移默化的方式滋养着大学，不同城市的大学，往往让人感到风格不太一样。从民国起，中国的大学就分“京派”和“海派”，至今也仍然如此。

    当然，当下中国的优质高等教育资源完全集中在大城市，不仅有历史的原因，还和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相关。中国还是一个内部发展很不均衡的发展中国家，是“穷国办大教育”。但我们也相信，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进一步提升，也随着中国政府对高等教育资源的重新布局，一定会有更多的小城市拥有高水平大学。比如京津冀一体化的进程中，就有不少北京的大学转移到河北的城市，这些城市及其居民都将是受益者。未来，大学会更深入地扎根城市、服务城市，中国会跟美国一样，有若干因大学而兴的新城市，中国的大城市也会将更多的注意力投到大学，更主动地与大学协同发展，我们这一代人将亲眼目睹、亲身参与这一潮流。这既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规律，也可能成为未来中国继续保持中高速增长的重要动力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