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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弱水虽然“大胆”，却一点也不“粗暴”。哪怕斩钉截铁地抛出结论，亦不给人一丝“专断”之气，因为此前多有“软语商量”的铺垫，同时不乏手术式的微观精确的剖析。
翻完《湖上吹水录》与《诗的八堂课》这两部新著，我对它们的作者江弱水在思想资源方面的一点印象式判断，再次得到了印证。譬如，我认为他对陆机《文赋》和刘勰《文心雕龙》等古典诗学理论有着相当的领会与运用，又不蹈袭与拘泥于某种学术共同体内的现成研究；谈诗词时，他则偏好于征引钱锺书和顾随等前辈学者的说法；他还喜欢举塞缪尔·约翰逊或埃德蒙·威尔逊等欧美批评家的例子作为谈助或话头。与我较熟悉的一些学者、批评家们有些不同，他似乎不那么追逐新兴的时髦理论，但他对流行的学说又保持着相当的关注。
事实上，江弱水正属于他自己所形容的“装备太多”的批评家，同时是一个在诗学领域内“于学无所不窥”的学者。于是，我愿挪用江弱水《一个观念的旅行故事》中评价威尔逊的几句话来形容他本人：“熟谙学界所有的新进理论，也老练地使用这些理论，但绝不囿于某一理论……他总是直奔问题的核心，从上下四方发动围剿……在任何时候，他都脱略蹊径，直见性情，精辟、尖锐，甚至大胆到粗暴。”有些许不同的是，江弱水虽然“大胆”，却一点也不“粗暴”。哪怕斩钉截铁地抛出结论，亦不给人一丝“专断”之气，因为此前多有“软语商量”的铺垫，同时不乏手术式的微观精确的剖析。至于他的散文，则承接英国小品文的传统，旁征博引，花团锦簇，出自真才子之手的文章，写得煞是好看。
他的际遇与精神渊源，有时候让我心生羡慕——甚至有一次，我差一点当面向他表示出这种羡慕来。十六岁的他在1979年进入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读本科，遇到了一位好老师余恕诚先生，是李商隐研究的公认的大家。在大学毕业前，他又与卞之琳先生通上了信，鱼雁相交十八年，得其亲炙。毕业后，他回到故乡小城教书，同时默默做了几年诗人，复远赴重庆北碚读比较诗歌研究的硕士；后来，又到香港中文大学读博，学位论文便是《卞之琳诗艺研究》，而论文的评审委员之一是诗人余光中。他遇到的这些前辈学者与诗人，都是渊博之士，在诗的领域内又各有专长和侧重，只是现在除了余先生外，我生也晚，其余几位都不可得而见了。
作为诗歌批评家，观念的“辎重”与“装备”确实会比单纯的诗人要多。王国维当年有“欲为诗人，则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的感慨，现在已不写诗的江弱水，则戏称自己在诗人之路上“他生未卜此生休”——这是李商隐的句子。然而不做诗人又有什么关系呢？三千弱水只取一瓢，说的不止是感情的抉择，还可以视作关于取舍的教诲：有什么比善用自己的天赋和际遇来得更为畅快呢？长于鉴赏和判断而又渊博如斯的江弱水，做第一流的诗歌批
评家与学者，才是他的使命与宿命。更何况，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哪里就不是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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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在书写的过程中，已获得了足够酣畅丰富的表达的愉悦；那些灵光一现的念头与信手拈来的论证，在热情耗尽之后，会迅速使人转向新的刺激。
第一次见到江弱水，是在2014年10月的成都。我们受邀参加蓝顶艺术节组委会、西南交通大学与北京大学新诗研究所等机构举办的一个新诗论坛，那次研讨会的主题是“细读：新诗批评的理想与可能”。江弱水提交的论文是《言说的芬芳：读张枣的〈跟茨维塔伊娃的对话〉》，因为在事先印好的会议论文集里拜读过，我自己的发言又已在前一天做完，心思早就散漫无际，便没有细听他基于论文的发言。既然已经走神，于是干脆关注起他的神情、动作以及说话腔调来。
他高而瘦，皮肤白净，戴一副眼镜，看上去颇为文弱，文弱中富有书卷气。这非常符合一般人对大学教授及江南才子的想象——生于安徽青阳的九华山下，如今又居住在西子湖畔，他不是江南才子，谁配是呢？他说话的语速不疾不徐，音量也恰到好处，不躁切而自有雄辩的力量。这大概是自多年教学生涯而来的好的积习？他的眼睛是细长型的，眨眼频率要高过普通人——这或许是他给我留下的最深的一点印象。
那次会后，我们并没有真正的交谈。不过，在见到本尊之前，我已读过他的《古典诗的现代性》和《抽思织锦：诗学观念与文体论集》这两部著作，名噪一时的“批蒋（勋）”系列文章，以及见诸于各种媒体的一些散论——比如2010年《读书》杂志刊登的《咫尺波涛：读杜甫〈观打鱼歌〉与〈又观打鱼〉》。这次成都会议半年前，我有幸参加召开于北京的臧棣诗歌研讨会，正赶上当期《新诗评论》转载他首发在《读书》上的《〈蜀中过年十绝句〉并记》，并刊登了西渡基于此的商榷文章。当时我听到师友们议论此事，大家似乎颇为期待他们能来几个回合的高手论战。然而江弱水并不“恋战”，至于那篇无意间挑起“事端”的文章，对他来说也可能是“有感而发，有此一说”的灵感之作。
结合读江弱水文章的体验，事后想来，我倒是颇为理解他的“不恋战”的。因为，作者在书写的过程中，已获得了足够酣畅丰富的表达的愉悦；那些灵光一现的念头与信手拈来的论证，在热情耗尽之后，会迅速使人转向新的刺激。在这场并未发生的“论战”中，我可能赞同西渡的观点还多一些。不过，读江弱水的文章同样是一种别致的享受——哪怕他的观点并不能获得你完全的认同，那却是十足的“好文章”。这种感受还体现在昔日读《古典诗的现代性》时，它带来的启发性和“文之悦”，要远胜于学理方面的“说服”。当然，我这样说，又不便展开具体的讨论，多少显得有些无的放矢，但是我想，抬出“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这句占据某种制高点的话来作为挡箭牌，或许也堪博方家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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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腐朽”在江弱水的字典里，倒也不是贬义词，甚至可以说是一种非常特别的情况：因华美到极致而产生的文辞之奢靡。
成都会议上见过他那次之后，我到日本东京大学访学半年，回国后忙于论文的撰写，接着拿到哲学博士学位，到高校求职，迎来了人生中一个颇为重要的转变。转眼一年有半，在2016年春天举办于浙江安吉的“三月三诗会”上，我们再一次相遇——是的，又是“诗”，这或许是我们最直接的纽带了。相遇之前，我通过诗人陈东东的介绍，和他在微信上提前“搭上了线”。我给他发自
己作的一批集句诗（后来辑为《千朵集》刊行），请他闲阅——但我自己写的当代诗的研究论文，以及那些并不成器的批评文字，始终不敢主动发给他看。可能因为集句这种文本游戏在今人中并不常见，所集的源文本又是我们共同心折的李商隐之诗，倒也引起了他的注意。
在三月三的安吉的晚宴上，还有残存的春寒，我在他那桌坐下来和他喝了几杯，呈上几本自己的书。话题绕回到集句诗里头去，我还不揣浅陋地现作了一首集李贺诗的五律以助兴，稿子当时没存，后来记得起的，只有中间的两个对仗句：“花缺藕根涩，歌回檀板鸣。春风吹鬓影，石涧冻波声。”可能是客气，也可能是为了鼓励我这样的青年人，他在席间说作李商隐集句的专辑这件事，可谓“太腐朽了！”据说，“腐朽”在江弱水的字典里，倒也不是贬义词，甚至可以说是一种非常特别的情况：因华美到极致而产生的文辞之奢靡。当然，我并不敢领受这样的评价，即使沾一点边，也是因为体裁特殊的缘故——得源文本之助。
有趣的是，包括集句诗在内的旧体诗词的创作与研究，其实都不能算是江弱水、也不能算是我的“正当领域”——当然，“正当领域”的说法指世俗的一般认定。无论是《中西同步与位移》、《从王熙凤到波托西》，乃至《古典诗的现代性》，还是蒐集了十数年间刊发于《读书》之文的《湖上吹水录》，抑或是以诗歌教育为能、带有讲义色彩的《诗的八堂课》，固然旁通汉语古典，却算不上地道的古典文学/诗词研究，而是“旁骛”西洋文学、并与汉语新诗暗通款曲的融汇之作。听江弱水说，他最近准备研究骈文了，似乎要“正当”一回，但据我的判断，这“正当”依然不是世俗认定的那种领域。
至于我自己，十余年间，写得最多的还是现代诗，集句、填词或作律诗这样的事情，更像少年时期文学修养的本能流露。我念法学本科，后来读美学/文化批评的硕士和外国哲学的博士，虽然凭着几篇谈当代诗的文章，现在安身于一所大学的文学院，以“现当代文学”为名义上的“研究方向”，事实上是，我连一天文学院或中文系的学都没有上过。我写过一组以汉语古典诗人为题材的诗《九枝灯》，深心亦在于汇通中西诗学资源，或者古老心灵与现代经验。其中的《罗隐：秾华辜负》，收录于送给江弱水的诗集内，后来他在《独孤求败的罗隐》这篇文章中，还引用了它的最后一节，作为对罗隐这个人物的谈论的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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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新诗研究者对古典诗词的精通程度非常有限，而治传统诗学的学者又多对新诗抱有偏见而缺乏深入了解，能于古今中西多体的诗文中游刃有余的人，屈指可数。
不以专门的学问家自期，视现代学术体制因循而来的分门别类若无物，而把自己放置在“文人”或“读书人”这样的古老位置上，大概是江弱水最令我心折之处。因为我自己也一直想并努力于做这样的人，而他是一个很不错的榜样。诸多国内的文学研究者可以理直气壮地不懂诗而在学科内部“术业有专攻”，但传统的读书人有不去谈诗的吗？不死守研究领域这一亩三分地，也不管学科设置的种种边界与条条框框，江弱水便能够剔除现今“专门家”那种迂腐的学究气，无视中西学说的畛域（譬如，他曾以西人瓦雷里与艾略特的创作论来讨论杜甫，谓之曰“苦功通神”），突破新旧古今的壁垒。这种路数要求人有相当的博学，还要有一流批评家对文本的敏锐，而能否在面对“诗”这种文体时游刃有余，大概是最严峻的考验。所以，江弱水如今的研究专业，正式的说法叫“比较诗学”吧，那么融通古今中西，旁及各种文类，其实是此领域的学者本该具备的素质。
这样来说，谈诗似又是在尽他的“本分”——虽然如今新诗研究者对古典诗词的精通程度非常有限，而治传统诗学的学者又多对新诗抱有偏见而缺乏深入了解，能于古今中西多体的诗文中游刃有余的人，屈指可数。而当我最近收到他寄来的那两本新著，尤其是拜读完毕《诗的八堂课》后，更意识到他的这个“本分”尽得有多尽心尽力，而又朝着尽善尽美的方向去。
单看“诗的八堂课”这样的书名，很容易将之误会为一本教材。然而，它最主要的属性却是上乘的谈艺之作。事实上，“教材”给人以刻板而无趣的可憎印象，多是“劣币驱逐良币”的结果，第一流的教材，都应该是活泼而不拘泥的，如柏拉图对话录或《论语》般启人以思。那么以这个标准来衡量，这本书又是上好的教材。每堂“课”的细读部分（书内皆将之冠以“有诗为证”的题目），拈出供讨论的作者及作品，或从楚辞、陶渊明、杜甫到袁克文，或从鲁迅、戴望舒到卞之琳，或从郑愁予、张枣、欧阳江河、黄灿然到朱朱，或从莎士比亚、里尔克到特朗斯特罗默，纵及古典、现代与当代诗，横及本土、东方与西洋诗，文学研究的内部块面、畛域或范畴根本拘限他不住。大概确实只有“比较诗学”的标签勉强能用来界定他的研究了，虽然这仍然显得有些胶柱鼓瑟。
这部整理自录音的书，经由事后删削而显得谨严绵密，讨论对象并不侧重于某个时间段的诗作，无意于架设完善周密的理论体系，而代之以具有系列性质的专题讨论，更近于“谈艺录”的体例，不那么板着面孔，似近漫谈，却有着极为清晰的脉络，环环相扣，整体性很强。以“八堂课”为名，书自然分为八章，自“博弈第一”至“死亡第八”，其间论及滋味、声文、肌理、玄思和情色等方方面面，真可谓生面别开。目录排布循着《论语》和《文心雕龙》等传统著作的旧例——前者是课堂记录，后者是论艺之作，《诗的八堂课》兼有这两种功能，而且我认为作者是自觉并努力于这种“兼而有之”的，因为在开篇，作者即让源自这两部著作的引文纷纷现身。这种循例或曰“致敬”，实在令人赞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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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称得上以谈诗为业，但我确实也觉出了他有时候对“诗”的满不在乎——在这个时候，大概是来自日常生活的乐趣，或者更高的抱负，拽住了他。
按道理，像他这样的学者出版的新著，应该是我自己买来读的。由于他的文人风度，或者干脆就是对我的照顾，他以我送过书给他的缘故为“借口”，凑足了回赠的理由。这个“回赠”的说法，出自我们的第三次见面，那是在去年的冬天，因参加于乌镇举行的《诗建设》颁奖大会的缘故，我们得以在东栅景区的冷风中、在回酒店的大巴车上、在深夜的酒席之间再次交谈。他自称手机上打字慢，在微信聊天的速度远不及我而深以为苦；我则不习惯电话，更何况，电话里头的交谈不容易让人放松。于是，这样的碰面，实在是我们聊天的好机会。
江弱水教授风采如昔。我们之间隔着一个过道，颠簸的大巴车厢则是再好不过的聊天空间——除非你想要睡觉，否则的话，聊天是消遣沉闷路途的上佳手段。正是在车上，我得知他那两部新著的即将出版，谈及他在香港求学时候的一些话题，并且交换了一下对董桥的看法——二十三年前，他写下了那篇《秾艳一枝细看取：试论董桥的散文》，而彼时这位作家的散文还没在内地火起来。我们大概聊到了“专栏体”写作对文字的伤害，聊到过犹不及的“优雅”，还由此延伸出去，聊了些拉杂的话题。等上了酒桌，由于我酒量小而他则颇能豪饮的缘故，我们的对话，大概早就在我的醉醺醺中草草收场。
我在第二天跟他一起到了杭州，因为要在那里参加另一位朋友的研讨会，而他则赶回去给学生上课。我们约好抽空再见面聊天。隔天之后，受他的召唤，我推托掉了研讨会设的宴席，在堵得厉害的杭州城中穿行了许久，抵达一个奇怪的地方，去赴他的约。在一家略显简陋的小酒馆里，他把我介绍给他的几位朋友，然后开始了我颇为畏惧的喝白酒流程。这一次我见识到了江弱水不那么“文人”的一面，并惊讶于他交友的广泛：几位有趣的酒伴来自于各行各业，但没有一个是他这样的“文化人”。这也算是印证了我此前听到的说法，即他有不那么书斋而生活化的一面，并且“他的朋友有各类人等”。
中国文人向来有这么一个特点，即清高与不务实，越是有才的人越容易“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喜欢逞才使气与小圈子内互相取暖。江弱水却能在世俗与日常中消化掉因才高博学而来的那些个自以为是和顾盼自雄，有文人的傲骨，又能向生活谦虚地低头，真可谓“和光同尘”了。但我又常常在想，除了性格和阅历带来的温润之外，他所生活的杭州——一座历来的奢靡之城，是否也为他大隐于生活提供了便利？西子湖畔，吹水闲谈，哪怕留下风流佳话，也端的是消磨壮志。有趣的是，江弱水在课堂上讲诗，颇为期许一种慵懒的状态，而他亦曾自言，自己并无什么壮志可供消磨。这番说辞算是深得文人生活的要旨，它让我想起两百多年前寓居于南京的随园主人袁枚。这位深通鉴赏之道——无论是诗文、食材还是美人——的大才子和风雅宗师，倒是杭州人呢。
最近，我在电话里向江弱水表达了对《诗的八堂课》的喜爱，认为诗（尤其是现代诗）的教育比写作、鉴赏与批评来得更重要，是桩大事业。他说，嘿，除了我们，对更大范围里的人来说，诗，哪有那么重要！虽然称得上以谈诗为业，但我确实也觉出了他有时候对“诗”的满不在乎——在这个时候，大概是来自日常生活的乐趣，或者更高的抱负，拽住了他。但另一方面，对诗在我们文化中所处位置的“去中心化”似乎又是对的，这也有利于大家更加冷静地看待它对于我们的意义。毕竟，当局者迷，不是么？就像江弱水谈张枣诗中用的声音上的技巧或造词的手段，认为好比诗中镶嵌的“小滚边、小把戏”，那么更无情一点来说，诗似乎也不过是人类文明中的小滚边、小把戏——虽然在更早的时代，诗人们还将它上升到了视同“人类律法”的高度。
但是这些小滚边、小把戏，为何让江弱水孜孜不倦，谈出了一本又一本的著作呢？他供职的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有着外人看起来显得稍微有点违和的名称。然而所谓传媒或国际，不正是这个时代最流行的切口么，他这样一个博学之人，干点什么不好，非要和古老的或新鲜的“诗”过不去？我觉得，有两个词大概能解释他的选择，不外乎是“积习难改”与“未能忘情”。我们又该如何来谈论作为批评家兼学者的江弱水呢？他的故事可能很多，生活与情感可能很丰富，但谈论他的最合适的手段，也不外乎针对他的文本，就着他这份对诗的“积习难改”与“未能忘情”，聊点自己的感受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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