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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世致用献身教育
父亲赴英之前，为天津工商学院毕业班学生写下的赠言，也是他本人三十而立的体悟。父亲晚年在回顾这篇赠言时说：
我在33岁写下这些话，是因为我在自己献身的事业上，既已经历了反抗日本侵略者的严重考验，但更重要的是因为，在心灵深处接受我的师长所给予我为人为学的亲切教导，以及明清之际的几位学者志士如徐霞客、顾炎武和陈潢给予我的深刻影响。
大学时代，父亲受到清初学者顾炎武“经世致用”学术思想的极大影响，也为他所提倡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教导而深受感染。现在身在海外，不忘忧国。他和那一代留学生，关注国内的时局，寻求社会进步的方向，“以天下为己任”。
1947年2月2日父亲给学友芝联信中这样表白了自己出国留学的抱负：
我有一种“自觉”，即我到此处来，不是专为自己学东西，长见识。也是替国内若干没有机会出国的人作耳目，作口舌。我有机会替国人说话，就老老实实说（不是宣传）；我有机会替国人观察，就切切实实观察；我受教育，也替国人受教育。……一方面观察英国学生的日常生活，一方面解说中国的时局状况，决不掩饰宣传，只说老实话。我说我们不是五强之一，我也没有作过五强之一的梦。因为我知道我们的刧数未尽。几千年的古国，不会一下“跳”上现代的轨道的。占了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而其中百分之七八十是目不识丁的文盲时，我们也一时走不上大家喊得满天乱响的“民生”的道路的。我们要教育我们的国民，从根本上作起，死也不灰心，不放手。学校教育、通俗教育，双管齐下，三四十年后，我们的子孙可以享受“民主”的政治了！……我们所有的是一个转变中的苦难磨练的祖国和被这些苦难有意无意磨练的青年，我们自己从这磨练中长起来的，我们应当更知道如何教育我们的青年制胜这磨难，和我们自己一样，从这磨难中得好处。
我常回想：自晚清以来，我们开始自觉，想从外国学药方治祖国的病。……现在轮到我们这一期了，我们都是国难中磨练得稍稍成熟了才跑出国来的，我们对外国，对要学的东西，都可说是“知己知彼”了。我说我们没有失望，没有悲观，也没有妄想，也没有分外的期待，但是我们有“自信”。……
我一方面学基本学科，一方面作论文。我的论文也许可以指示国内地理学的研究走一个新方面，但是我基本的抱负，还是以专科的所长，打开民族的愚盲，从教育上恢复自觉、自信与自主。
同年10月19日父亲乘火车到伦敦途中，读毕L.狄金森（L.Dick⁃inson）所著《印度，中国和日本的文明》（AnEssayonTheCivilizationsofIndia,ChinaandJapan），随即记下感想：
中国今天最大的“资源”，
不是久已噪名于世的煤铁，
不是外人艳称的“五千年的农业”，不是金，不是银，不是工业，
乃是四万万的老百姓——被压迫、被剥削的老百姓，
解放这些老百姓，就是开发了最大的“天赋资源”！
1948年2月27日，父亲偶然看到坎特伯雷教长约翰逊著《占世界六分之一的社会主义》（TheSocial⁃istSixthoftheWorld）。匆匆看完序文后即急赴市内购得此书，当晚读毕，在扉页写下：
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七日正午于利物浦大学宿舍会客厅中偶检此书，匆匆看完序文，以为我历年追求之梦想尽在斯矣。下午急赴市内购得此册，当晚读毕四十六页。忆十年前卢沟桥大战爆发之后，余困居平西蔚秀园，曾草成《基督教与人类之再造》一书，痛感耶稣之训诲实与现社会制度格格不入，而教会中人视如不见，听若罔闻，殊为可怪。嗣以印稿一册寄赠星洲好友沈祖荫，来信说所见甚是，但“天路历程”何由而致，余亦未能置答。今得此书，岂现世界中之“天路历程”乎？访苏之志由是益决。
仁之记二十八日夜宿舍中正举行跳舞会中
今日又购卫布夫妇《苏联共产主义》与此书作者另一近著，共三册，计付二英镑五先令。
书题中所记《基督教与人类之再造》一文，草成于1937年秋。卢沟桥事变后北平沦陷，国立大学南迁，燕京大学决定留下继续开学。“九·一八”六周年这一天，司徒雷登校长安排赖朴吾、周舜莘和侯仁之三位青年教员由蔚秀园搬到未名湖北岸男生宿舍，以便接近学生、及时解决他们的困难。校园中有学生团契小组的活动，以基督教徒为核心，师生自由参加，参加者信仰自由。父亲参加过的“六人团”是较早的团契之一。他根据在一次团契“朝会”上的讲稿写成《基督教与人类之再造》。当时担任团契主席的燕京大学宗教学院院长赵紫宸教授向父亲约稿，将这本小册子拿去付印。印出后不久，1938年初的一天，父亲在校园里偶然遇到司徒雷登校长，司徒说他读了这本小册子，认为很好。
在整理父亲的遗存的书籍资料过程中，我却至今未曾见到这本小册子。但是以书题中“痛感耶稣之训诲实与现社会制度格格不入，而教会中人视如不见，听若罔闻，殊为可怪”推想，当面对国家危亡寻求救国途径时，痛感基督教文化担当无力。父亲曾说：“当时我的思想主要来源于英国作家威尔斯（HerbertGeorgeWells）的改良主义，主要受他两本书的影响：《世界史纲》（TheOutlineofHistory）和《人类的工作、财富与幸福》。这对我在青年时候的思想影响最大。……威尔斯在《世界史纲》一书中有专门章节讲到基督教主耶稣，把耶稣看作是有志改革社会的历史人物。这个观点打破了基督教的旧传统观念。”父亲对于威尔斯的观点是信服的，在思考世界进步社会未来时，将威尔斯的改良主义和基督教假说的“天国”结合起来，应是在那个时期的主要思想。
到英国后，从一些显而易见的现象，如大城市贫民窟的存在和社会道德的坠崖，父亲感到费边社的“社会主义”徒有虚名行不通。正在这时，读到了约翰逊实地考察苏联后写的《占世界六分之一的社会主义》。这本书于1939年12月初版，父亲读到的这一册是1947年3月第22版。如此畅销当与作者的基督教教长身份有关，也是由于作者以极大的热情描述了访苏见闻，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巨大成就到苏维埃制度下人民的精神面貌，认为基督教“人类是兄弟”的教义已经在那里实现了。
父亲对苏联的印象最初来自胞弟侯硕之。1933年硕之考入清华大学念电机工程，在清华图书馆里，拿着英文的画册U.S.S.R.inRecon⁃struction，兴奋地为仁之讲解苏联第聂伯河水电站的建设。受着苏联“五年建设计划”的感召，硕之的心中已经憧憬着一个未来新中国的大建设了。赴英之前父亲听到两种互相矛盾的宣传：先是苏联经过两个五年计划建设国民经济完全改观，后来又听到苏联人民的生活很困苦，甚至传闻实施残酷的政治，没有“民主”“自由”可言。这本书的宣讲不仅纠正了一些负面印象，而且引发了要把祖国建设成像苏联一样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无限向往。虚幻的“天路”泯灭，历年苦寻的社会出路展现眼前。
我们是人民的一部分
二战后国际格局经历着疾风骤雨的变化，非此即彼的对垒阵营形成。有广泛国际联系的利物浦大学的校园里，自然受到国际知识界左倾潮流的影响。中国留英学生密切关注国共内战局势，特别是以结束内战，建立联合政府为目标的学生运动。1947年5月“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横扫各大城市时，曾与父亲一起做过燕京大学学生生活辅导委员会工作的夏仁德（Randolph Clothier Sailer）在燕大举行了一次民意测验，由于相信夏仁德教授的诚恳善意和公正的态度，在校绝大多数学生都参加了。结果显示：完全赞成学运口号和主张的学生占20％，接受学运的大部分主张、靠拢左派力量的学生占60％－70％。这样的测验结果也是符合中国留英学生的状况的。
父亲到利物浦大学不久，工学院计晋仁（后来才知道是中共地下党员）主动接近他，吸收他参加中国留英同学会的活动，负责利物浦学生分会的工作。无党派的父亲虽再三推辞也未能推掉。国内局势的发展使国共双方都在加紧争取留学人员。不久留英学生各分会的代表到伦敦参加全英中国留学生的选举大会，父亲和曹天钦分别代表利物浦大学分会、剑桥大学分会出席。当时学生会由三青团掌握，所以学生会的领导权是争夺的焦点。会前计晋仁告诉他们：今天会上要准备和三青团斗争。经过大会选举，剑桥大学博士生曹日昌（中共地下党员）当选中国留英学生会主席，侯仁之为学生会副主席兼利物浦学生分会主席。
1948年夏，中国留英学生会为了配合国内形势的迅速发展，计划再次召开留英中国学生年会。因为国民党驻英大使馆先有动作，学生会在联系开会地点时四处碰壁，只能利用暑假期间借地大学开会。父亲自告奋勇说他与利物浦大学舍监很熟悉，由他来负责联系。结果舍监不但同意他们在利大DerbyHall开会，而且在大会召开时，校方特地到会表示祝贺。这次会开得很好，实际上成了一个敦促留英同学回国投身祖国建设事业的动员大会。在这次留英中国学生年会上，计晋仁介绍父亲认识了英籍华人海员、英国共产党党员陈天声。陈天声在伦敦主办一份油印刊物《民主阵线》，还将香港出版的毛泽东的著作《新民主主义论》带到这次年会上。
6月8日陈天声用民主阵线社的信笺写信给父亲：
……兹奉还“北平四月学潮真相”，民阵增刊已将全文印发了。如有关于学生运动之宝贵材料请再掷下以便选载，尤其是那篇宣言之类。各地学界一天一天醒觉起来了，现在反动派的麻药已经陈旧失效了，但是他们走向末日最后挣扎的时候，还未有减轻其杀戮成性的暴行。人命如蚁的时候，望先生特别谨慎，联系群众，参加群众的革命斗争才能摆脱魔王小鬼的爪牙。曾闻先生有一兄弟不幸为魔王小鬼所害，这是一个前事可鉴之例。……
陈天声信中提到的“北平四月学潮”是指1948年4月9日国民党特务打伤师范大学学生自治会负责人并抓走十多名学生，引发各大学学生举行的“反迫害”抗暴大示威。燕大和清华的学生汇集在一起，从清华园火车站沿铁路线步行直奔西直门。夏仁德教授推着一辆自行车始终走在队伍的旁边，和学生一起入城到新华门前请愿，营救被捕的师大学生。中午时分还为学生们买来午饭。据说，因为在学生的队伍里有外籍教授，当局没有敢命令埋伏在新华门内荷枪实弹的士兵开枪镇压。
国民党当局的镇压把更多的学生推向对立面。学生运动提出结束内战的要求得到社会的广泛支持，人心所向日趋明显。这样的转化是真实的、理由是朴素的：现实中的物价飞涨、通货膨胀、营私舞弊、贪污腐败，导致了人心的转变，而主要不是由于通过学习理论，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对社会主义有多么了解。父亲本人也是同样，最初接触到毛著“改造我们的学习”等三册，是限定在几天中秘密传看完的，他和几个同学曾一起组织学习《新民主主义论》，可是没有学懂，感受不深，还请人来讲解过唯物辩证法，也是不怎么听得懂。在现实面前，大多数留学生寄希望于新社会。统一国家、廉洁政府、解放四万万被压迫被剥削的老百姓，发展经济建设——这是父亲对新政权、新中国的期待。
8月曹日昌前往香港继续开展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的工作，计晋仁和刘宁一也即将经苏联回国，黄新民、侯仁之接任了留英中国学生会主席、副主席的工作。1949年春，中国留英学生大会在曼彻斯特大学召开，动员留学人员在完成学业后，带着最新的科研资料迅速回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会上成立了“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英国分会”并印发了宣言和会章，号召科学工作者准备好自己，以迎接新中国诞生。
宣言明确提出：
科学工作者是人民的一员，自然应该加入人民的队伍，积极为创造新社会而奋斗。
新的世界：廿世纪是人民的世纪，是科学的世纪。
新的中国：建设新中国的基本条件，是要彻底铲除封建的旧社会制度和帝国主义者双重压迫，解救人民大众，建立真正的民主政治。
新中国的科学工作者：科学本身只有在真正的民主政治下，才能无条件地应用到人民的福利上去除了国民的一般任务之外，新中国的科学工作者，有两种特殊的任务：
第一重任务，是运用我们的知识技能，为全人民而工作，竭尽才力智能，来创造和巩固新社会。
第二重任务，是宣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知识和技术，把科学贡献给全人民。
宣言的结尾发出号召：
同人们，我们是中国人民的一部分，人民的解放，即是我们的解放。在这伟大时代来临的时候，让我们组织起来，团结起来，认清现实，不怕艰苦，和全国的人民，一道向建设新中国的目标迈步前进！
关于宣言与会章的情况，父亲在“文革”中有如下文字记录：
1949年春在英国曼彻斯特大学成立“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曾印发了宣言和会章，当时我以留英中国学生会副主席的资格参加了宣言与会章起草的工作，主持起草的，我记得有朱洪元（当时他在曼彻斯特大学，现在北京中国科学院主持物理研究所）。宣言和会章定稿后是由我刻蜡版油印。
一年多以前在写交代材料时，曾讲到过“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英国分会”，但误写为“新中国科学技术工作者协会”。最后偶然在一本书里找到夹在其中的油印“宣言”与“会章”各一份，抄录如下。原件交给革委会专案组。（1969年7月28日记）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交给革委会专案组的油印“宣言”与“会章”原件各一份不知下落。好在父亲的“宣言”与“会章”手抄件保留至今。
据计晋仁同志回忆，解放初期自英国回国、日后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科学院院士）的留英学生和学者有16位：朱洪元、沈元、林同骥、黄昆、彭桓武、张滂、朱既明、周庭冲、王鸿桢、侯仁之、吴传钧、王大珩、庄育智、杨澄中、戴传曾、曹本熹。曾任留英中国学生会主席的曹日昌和黄新民在获得剑桥大学博士学位后都回到北京。据我所知，与父亲熟识的五十年代初回国的还有曹天钦、贺其治、杨南生、辛耘尊、黎秀石等。
归心似箭
1948年的燕园已难以平静。我的记忆里满是停电时备用的带玻璃罩的油灯和贴着米字型白纸条的玻璃窗——以防飞机扔炸弹爆炸时把玻璃震碎。妈妈嘱咐我在听到空袭警报后要立刻跑到燕大女体育馆地下室，从家里跑过去只要三分钟。好在还没有躲空袭，1948年12月15日燕园就解放了。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父亲从大英广播电台的广播中听到，北平郊外的两座大学被共产党的军队占了，心想那肯定是清华和燕京了。
1949年4月春学期期末，父亲完成了博士论文《北平历史地理》（AnHistoricalGeographyofPeiping）。论文的收尾落在了卢沟桥的地理重要性。对于中国人民来说，地理学上意义重大的这座卢沟桥尤如一座不朽的丰碑，纪念无数勇敢反抗侵略、无悔奉献的人们，经历八年的浴血抗战，最终赢得了正义的胜利。
7月论文答辩由达比教授和牛津大学一位研究过中国问题的教授主持。父亲回忆说，“只有一个小问题答错了。论文中写到春秋战国时北京周围出产枣栗，牛津教授认为北京出产的枣，不同于西方产的枣。我把它们混淆了。”
论文《北平历史地理》保留至今的有：第一稿手写稿128页，第二稿打字稿487页，附手绘图54幅。打字稿有两份，其中一份上交，存于利物浦大学图书馆。副本和手写初稿带回国。
获得博士学位后达比教授要父亲留下，用现代技术来研究复原历史。例如二战中，联军从非洲过地中海开辟第二战场，达比建议父亲利用在意大利登陆前所拍摄的大量航空照片结合登陆后的实地考察，研究这片战区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及其地理分布。在当时，把航空照片用于史前时期地理环境的研究，还是一种最新的技术手段，对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大有帮助。父亲诚恳地对达比教授说：我不能留下来，我归心似箭。
母亲在1949年4月28日写给父亲的信中说：南京太原已告解放，上海亦将解放在即。到时你或可直接过沪，不然由香港亦可直驶天津，均不成问题。在信封上，我看见父亲注明：6月2日收到。——信在路上走了三十四天。
1949年8月父亲启程经香港回国。行前陈天声同志对他说：“你到香港时要换个名字。我托你捎一信，到新华社香港分社，找乔冠华、黄作梅，他们会安排你回北平的。”父亲仍然坐兰烟囱公司的船，一个多月到香港。他立即去九龙新华社所在地，将陈天声封好的的信面交黄作梅同志。黄作梅亲切接待了他，说乔冠华到北京去参加新政协了，随即安排他换乘挪威籍轮船“宝通号”直航天津，特别叮嘱父亲要一直呆在舱内，等到船过台湾海峡后才可以登上甲板。9月27日当“宝通号”驶近塘沽港，父亲在甲板上遥望渐渐接近的祖国海岸，热泪夺眶而出。安全到达天津后，父亲当天赶回北京。在燕园见到乔冠华和龚澎时，他们讲的第一句话是：“你的情况我们都了解。”三天后父亲和燕京大学的师生们一起，在天安门广场欢呼新中国的成立。
父亲和黄作梅同志只有在九龙这一次见面。1955年4月11日，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的黄作梅同志乘坐印度国际航空公司“克什米尔公主号”随出席万隆会议的代表团进行采访。途中飞机失事，机上11人全部遇难。父亲一直怀念着黄作梅同志。而在1979年夏，在整整三十年后，父亲和陈天声同志在北京幸得重逢。就在其后不久，有关部门把“文革”期间抄家抄去的一些信件、手稿、笔记本退还。父亲从中竟然发现了1948年6月8日陈天声的来信。1980年8月16日父亲特意致信陈天声同志，再提此信。
天声同志：
阔别三十年，去夏在京幸得一晤，至今怀念难忘。
在此以前，学校有关部门把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人从我家抄走的信件、手稿、记事本等还给我，在其中竟然发现了你在一九四八年六月八日从伦敦写给我的一封信。这封信是用《民主阵线社》的信笺写的，寄到利物浦大学……我特地把你三十多年前写给我的这封信，重抄一份，附函寄上,从我个人来说，我把你的这封信也就看作是党对我的亲切关怀了。……
1990年11月15日，父亲写了这样一份有关留学英国的材料：
侯仁之
1946年8月—1949年8月在英国利物浦大学地理系进修，同时还曾在该系讲授“中国历史地理”一课。
1949年7月获得博士学位后，导师德贝教授（H.C.Darby）嘱我继续留校讲授“中国历史地理”课，同时要我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联军在意大利登陆前所拍摄的大量航空照片，研究该国新石器时代遗址及其地理分布。这些新石器时代的人类活动的遗址，是第一次通过航片再加上联军登陆后的实地考察，才被解释出来的。（按，德贝教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是英国政府关于战地各国多卷本地理手册的总主编，故能接触到大量有关战地的新资料。）在当时把航空照片利用于史前时期地理环境的研究，还是一种最新的技术手段，对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大有帮助。但是当时北京已经解放，南下的解放大军已经胜利渡过长江。我经过反复考虑，还是决定立即回国，并得到有关同志的帮助，经过香港，换乘由九龙新华社分社黄作梅同志代购挪威船票，直航天津，于开国大典前三天到达北京，并得参加天安门前的庆祝大会。随即投入燕京大学的教学工作和相继而来的“北京都市计划委员会”委员的研究工作。
留英期间在我地下党领导的“留英中国学生会”担任副主席，兼利物浦分会主席，并参加组织在英国的“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
证明人：计晋仁同志 当时同在利物浦大学学习，为中共党员。
多年后父亲回顾在英国的三年对他的学术历程产生的重大影响，为他所致力的北京城市历史地理研究奠定了基础。达比教授指出的“掌握现代方法研究过去”对他很有启发：
使我得以从理论和方法上进入北京历史地理研究的新学科领域，使我认识到把我国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疆域变迁和政区沿革史的研究进一步发展为历史地理学研究，是有广阔前途和重要现实意义的，这就为我回国后结合实际要求开展历史地理学研究和教学打下了基础。
获得博士学位三十五年后，1984年7月4日，利物浦大学授予父亲荣誉科学博士学位（theDegreeofDoctorofScience[honoriscau⁃sa]）。父母亲那时正在美国康奈尔大学的华盛顿中心进行北京和华盛顿的城市比较研究，便从美国直飞英国，重返母校。此时达比教授已从利物浦大学转到剑桥大学多年，又被英国王室授予爵士称号。他和夫人的热情欢迎使父亲非常感动。
7月4日，利物浦大学举行了隆重的毕业典礼和授予荣誉学位的仪式，父亲代表应届毕业生及荣誉学位获得者致辞。他说：“这难忘一天中最深的感受是欢愉和感激。中国有句话是‘饮水思源’，利物浦大学是创造性思想的宽广丰沛的活水源头，这活水在人们之间流淌着，带给我们所有的人对未来的希望。”父亲又将自己的一本著作《历史地理的理论与实践》送给学校的HaroldCohen图书馆，为那知识的海洋增添一滴水。因为四十年前他在这座图书馆中徜徉时几乎被浩瀚的知识海洋所淹没。
父亲借用利物浦大学地理学院主任达比教授就职演说的最后一段作为他的致辞结尾：
今天我站在这里，处身于博浪嵝小山为战火所毁的废墟之中，立足于接触交往普及于全球的利物浦城之内，我不能不想到举国内外的地理学家的观点，对于未来的“新世界”，不是毫无关系的，这个“新世界”，我们希望就是我们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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