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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翰祥正在大陆拍片！”
这条从北京传出的电讯像原子核聚变般地震撼着中外影坛。1982年9月1日，香港《东方日报》在影剧版上，以通栏标题，证实了这条传闻已久的消息。顿时，港台轰动，议论纷纷，一下子成了电影界的头条新闻。有人说:“《少林寺》卖钱，李翰祥眼热，马上跟进。纯粹是投机取巧，向钱看！”有人说：“李某某江郎才尽，邵氏炒了他鱿鱼，如今走投无路，不得不向前看了。”还有人说：“李翰祥挥霍无度，债务累累，大陆当局替他还债，因而被迫回去拍片。”又有人说：“李翰祥晚节不保……”更有人说：“李翰祥不忠不孝，是个叛逆……”总之，众说纷纭，传闻尚多。
探亲访友，畅饮故乡情
1978年10月底，我在上海锦江饭店遇见阔别已久的李翰祥，与其同行的，有香港凤凰电影公司演员石磊、中旅社梁荣元先生。(石磊本姓李，也是锦州市人，和李翰祥同乡、同族。)
香港一别，竟在上海相会，彼此都是喜出望外，两个人的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了！我们哥儿俩，往常是“无话不谈”，如今重逢，更是“有话就讲”！
李翰祥告诉我，他有冠心病，三年前发过一次，险些被阎王爷叫走。为了根治此症，过几天就到美国洛杉矶去动心脏开刀手术。一刀下去，是安，是危？难以预料……生在白山黑水，长在文化古城的李翰祥，离乡背井三十年了，他怀念亲朋师友，向往名胜古迹，眷恋故乡的一草一木。他表示，这次手术，成败不知，生死未卜，作为一个炎黄子孙，中华儿女，若不及早回乡一游，亲眼看看大陆的变化，将会死不瞑目……就是这个缘故，李翰祥在朋友们的巧妙安排下，进行了这次“秘密的旅游”。
李翰祥说，他畅游了北京、天津、大同、承德、西安、洛阳、镇江、苏杭二州、广州以及上海等地。黄河上下、大江南北、长城内外，都留下了他的足迹。所到之处，既有盛大的官式宴会，又有三五亲朋的随意小酌，还有无拘无束的家常聚餐。李翰祥觉得，对他的接待，很隆重，很热情，又轻松又随便，确有宾至如归的亲切感、温暖感。
李翰祥津津有味地说，他在京沪两地，主要是拜望师友，探访亲朋，会晤电影界的同行。他参观了北京电影厂、上海电影厂,见到许多影坛的老前辈、旧相识和新朋友，如北影的汪洋、谢添、谢铁骊、成荫、水华、凌子风、黄宗江；上影的徐桑楚、齐闻韶、白杨、沈浮、赵丹、韩非、舒适、刘琼、岑范、王丹凤、沈寂；上海京剧院的殷功普；京沪两地的名画家吴作人、侯一民、钱绍武、程十发、刘旦宅；诗人白桦、作家李准等。
在与各界朋友交谈时，常有一个共同的话题：盛赞李翰祥执导的《倾国倾城》。大家异口同声地说：“在香港片场搭出北京紫禁城的布景，拍出一流水平的清宫片，真是很了不起。”李翰祥听了十分诧异，为什么所到之处，大谈他的《倾国倾城》？原来事有凑巧，就在不久前，北京、上海刚刚在内部映过这部影片，给大家留下十分深刻的良好印象。许许多多旧雨新知都对李翰祥说：“有你这样的魄力，有你这样的才华，如果在故宫实景拍摄，岂不是更可大显身手！”
对于朋友们的夸奖，李翰祥总认为盛誉之下，其实难副，但我知道，暗地里在艺术上，他有着新的向往，更高的追求！
李翰祥说，在过去，他以为自己回大陆拍片，根本是不可能的事。因此，当设于台湾的“国联”收档之后，他只想在香港太平山下做个导演，太太平平，悠闲自在，拍几部像样的影片也就算了。
然而，多年来只能奉老板之命拍摄商业影片，除了少数略有可取之外，多是些香艳喜剧，或者拼盘式嬉笑怒骂的小品，他苦闷、彷徨，总想开创个新局面……
通过这次探亲访友，李翰祥觉得，从官方到民间，对他都很友好，都很热诚。在朋友们的鼓励和敦促下，李翰祥发觉自己回来拍片，并非不可能的事！这里特别值得提出的是：
其一，与廖公(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一席谈。这一谈，在廖公的亲切叮嘱下，增强了李翰祥回来拍片的信念，给李翰祥头脑里播下了一粒回来拍片的良种，使各有关方面奠定了欢迎李翰祥回来拍片的基础！
其二，与港澳名流何贤先生在北京故宫的巧遇。这一遇，在何贤先生的倡议下，提高了李翰祥回来拍片的勇气和力量——有了威望很高、财力雄厚的支持者！
李翰祥告诉我，他与邵氏的合同只剩下两部片子。为了不受束缚，早已下定决心，不与邵氏续约。李翰祥说，动心脏手术，调换心脏血管，在生理上等于“除旧更新”，如果这次手术成功，效果良好，上帝给了他新的生命，他就誓要在艺术上也来个“除旧更新”，抖擞精神，勤奋不息，做出一番新的事业！
远洋电话，宏图欲大展
1979年1月某日，李翰祥从洛杉矶来了电话。他告诉我，心脏手术已动，情况良好。在休养期间，他不甘寂寞，已与美国某制片家及著名演员交谈了在沪议论的拍片设想。嘱我速找上海电影厂接洽，并且约定第二天下午三时再挂电话到上影厂，听候回音。
我和上影厂副厂长齐闻韶是老相识，放下电话，立即直奔老齐家中，转达了李翰祥电话所讲的意念。正厂长徐桑楚的家与老齐同楼同层，面对面，我与徐也不陌生，老齐乃把老徐约来，举行了紧急的非正式的三人碰头会。徐、齐异口同声地表示：“欢迎李翰祥先生回来拍片，更欢迎与上影厂合作。不过，上影厂做不了主，要向上级报告，要听取指示。”我对徐、齐两位厂长说：“明天下午三点钟,李翰祥电话挂到上影厂，希望得到回音。”老齐不加思索地就做出了答复：“不可能——那是美国速度！”老徐则婉转地说：“明天，向上海电影局和市里汇报，我们积极办就是了。”
事有凑巧，第二天，新华社颁布了北京官方欢迎台湾电影界回来拍片的讲话。这对我而言，鼓舞极大，打消了我的疑虑，增强了促成此事的信心。这一天下午，我提前来到上影厂厂长室。老齐笑着对我说：“李翰祥一个电话，忙得我跑东跑西，把这两条老腿都跑痛了！”我向老齐道声辛苦之后，连忙追问回音怎么样？老齐说：“别急，先坐下来，等一会儿，会有消息的。”
我遵命坐下。屁股下面明明是柔软的沙发，却如坐针毡！叮铃铃，叮铃铃……电话铃响了,老齐拿起听筒，全神贯注地听着。坐在旁边的我，听到的只是老齐“好，好，好……是，是，是”连连应诺之声，不过，从其脸上看得出带有喜色。
老齐放下电话，喜滋滋地告诉我：“上海市很欢迎，赞成上影厂与李翰祥先生合作。”
“今天新华社的北京消息大概起了作用？”我兴奋地插了一句。
“对，有关系，很有关系。”老齐毫不掩饰地同意这个看法，接着,他又说：“不过，这种事，地方无权决定，上海不能做主，要问中央，要找文化部。”
当天晚上，李翰祥又打了电话给我，申述了一番，表明自己是听从廖公叮嘱，真心接受朋友们的建议，真心实意想回国内拍些好片子给十亿同胞看，因而才在动了心脏大手术之后，不顾休养，积极洽商此事。李翰祥激动地说：“我爱故乡，我爱国家，我爱同胞，我爱电影艺术，我愿意为国产片进军世界影坛尽些绵薄之力！”齐闻韶一再表示完全理解，并且向李重申，对其回来拍片，国内是欢迎的、诚恳的、积极的，只因国内体制不同，办事程序两样，不免需要多些时间。最后，李同意以最快速度将书面资料寄到北京，要求北京尽快做出“YesorNo”的决定。
这次的越洋电话结束时，我看了看手表，好家伙，讲了四十五分钟，以人民币计，电话费约为四百五十元，折合港币一千五百出头。类似的越洋电话，李翰祥又来过多次，求成心切于此可见。
再度赴京，“茶馆”要开张
李翰祥从美国飞回香港，报纸争相报道的只是李大导在洛杉矶开膛破肚安然无恙的消息。
这时，李翰祥是人在香港，心在北京，继续策划着周总理、“天安门事件”的拍片事宜。为了避人耳目，李翰祥佯称动过心脏大手术后不宜工作，尚需静养。其实，他根本“静”不下来，他正不知疲倦地在幕后进行一件很有意义的新活动！
就在这个期间，香港—上海、香港—北京、上海—北京、香港—美国之间的电话不断。李翰祥雄心勃勃，已经开始招兵买马，准备以超越当年“国联”入台的声势，大举进军北京，大展他那精于拍摄大场面的身手，实现他多年来梦寐以求的夙愿。
在此期间，笔者采纳友好人士的高见，曾不揣冒昧给当时主持中央宣传部的胡耀邦部长寄去一封专函，如实汇报了几个月来的种种情况，恳请胡耀邦在万忙当中过问此事，早日给予批复。
过了两个多月，北京传来了信息：周总理、“天安门事件”已有国内电影厂列入选题计划，建议李翰祥放弃这一设想，邀请李翰祥拨冗北上，当面洽商，另选其他题材，国内一定热烈欢迎，积极促成，密切合作。
不久，在朋友们的安排下，李翰祥再次应邀赴京，笔者则应李翰祥之邀从上海赶至北京。热心此事的北京赵局长、梁先生以及其他负责人既很关怀李翰祥的“开膛破肚”，又很支持李翰祥的壮志雄心。
这时，有人推荐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话剧《茶馆》（老舍编剧,焦菊隐导演）。北京赵局长在百忙中亲自陪同李翰祥观看《茶馆》的舞台演出。散场后，并与北京人艺的著名演员于是之、蓝天野等人亲切交谈，商讨把《茶馆》搬上银幕的设想。北京人艺看过李翰祥的某些影片，已经久仰其名；李翰祥对北京人艺也不生疏，几位《茶馆》中的主要演员曾是李翰祥的同学。在首都剧场的后台，大家谈笑风生，一直到次日凌晨才回到他的住地。
李翰祥在北京土生土长，富有浓郁的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他对老舍先生的作品特别欣赏推崇，像脍炙人口的《驼骆祥子》《四世同堂》等早就在他头脑里生了根，多次想让它在银幕上开出光辉灿烂的花朵。但是，导演希望精心拍摄的巨片，作为在商言商的老板却毫无兴趣。英雄无用武之地，长期以来，李翰祥都陷入这样的苦闷中。李翰祥不肯安于现状，在电影艺术方面他企图突破，他渴望飞翔……
选拍《茶馆》在朋友中间有着不同看法。李翰祥的要好同学、著名画家侯一民就是一位反对派。侯一民认为，《茶馆》是一出成功的话剧，但由于对话太多，很难拍成一部成功的电影，因为编、导、演在舞台上展示给观众的许多精彩内容，在银幕上往往得不到同样良好的效果。很明显，侯一民对李翰祥开《茶馆》并不乐观。
李翰祥觉得侯一民言之有理。但是，李翰祥从小热爱老舍先生的作品，羡慕话剧大师们精湛圆熟的表演，欣赏北京人艺特有的艺术风格，故对《茶馆》依依不舍。在一时找不到其他更好的题材之前，丁峤建议先把《茶馆》开起来，李翰祥欣然接受了。当时，汪洋表示支持，决定在北京电影厂拍摄。经过半年的辛勤奔走，合拍的事终于有了清楚的眉目。
李翰祥十分兴奋，笔者和他一起坐着车子，兴致勃勃地在新北京中寻找犹有旧北京风貌的街道，为外景场地进行细致的选择。李翰祥名副其实是老北京人，风貌依稀的旧北京街道,居然让他发现了，原来就在鼓楼与钟楼之间。李翰祥说：“这个地方太好了，只要稍微加些工，清末民初的模样就出来了。”
“行啦！你的《茶馆》就开在这儿。”我说。
“对，就是这个主意！”李斩钉截铁地回答。
另选题材，好事常多磨
李翰祥返回香港，张罗《茶馆》的开张，笔者回到上海等候消息。
一天，听到日本东京的长途电话，是李翰祥的声音。他告诉我，各地片商对《茶馆》都不看好，朋友们也认为地方色彩太浓，对白多,动作少，估计有较大的局限性，很难吸引中外观众的兴趣。李翰祥表示，他回来拍片，希望有声有势，一炮打响，只许成功，不能失败，一定要拍出既叫好又叫座的片子来，故需慎重考虑片商和朋友们的反应。李翰祥嘱咐笔者马上和北京联系，征询主管方面的态度。
此时，掌管此事的中央电影局副局长丁峤正在上海，住于衡山饭店。我立即赶往衡山,拜望了丁峤局长。丁峤平易近人，诚恳朴实。他听了李翰祥的电话内容之后，亲切地对我说：“这个问题应该重视，李翰祥先生的反映很重要，必须慎重考虑。李先生首次回来拍片，国内一定积极配合，力争拍出‘双叫’影片。”
我对丁峤说：“李导演有些担心，恐怕《茶馆》不开，对不起北京人艺的支持，对不起许多热心赞助的友好人士。”
“不成问题，请你转告李导演尽管放心，更换题材在国内在国外都是常有的事，不必介意。如果决定不拍《茶馆》，我们会对北京人艺讲清楚，北京人艺会谅解的。”
接着，丁峤希望李翰祥提出替代的题材，再行具体磋商。
当天晚上，李翰祥又来电话，我把拜访丁峤的情形说了一遍。李对丁峤局长的谅解与支持非常感谢。至于选择什么题材，李翰祥提出了《我的前半生》（末代皇帝溥仪所写），拟请国内考虑决定。
次日中午，丁峤应邀去其老战友严励、张瑞芳家中。我闻风而至，在严励家与丁峤谈了半个多小时，一方面转达了李翰祥对他的谢意，一方面漫谈了“末代皇帝”的改编与拍摄的问题。丁峤表示，他日内返京，回去以后就与有关方面研讨此事，有了消息当即通知。
丁峤离沪之后，我受李翰祥之托，又与徐桑楚、齐闻韶接触多次。这是因为，李翰祥从北京经过上海返港时，跟上影的老徐、老齐谈起过《我的前半生》。老徐说，上影已列入选题计划，欢迎与李合作，请李执导。李翰祥当即欣然接受。由于以前有过这样一段渊源，故与上影进行非正式的接洽。
徐、齐两位厂长听说停开《茶馆》改拍《我的前半生》，均表赞同，都希望中央把这次合拍任务交给上影，使上影有机会与李翰祥携手合作。老徐并且接受倡议，立即选派该厂一位编剧高手，开始改编电影剧本的准备工作。
原来以为《我的前半生》将可紧锣密鼓地动起来。岂料北京方面表示，《前半生》出现的某些人有的今天还在，尚未盖棺定论，影片不易准确处理，建议暂不考虑《前半生》，另选其他题材。
另选什么呢？这下子可大伤脑筋！
选拍什么题材呢？李翰祥在找，北京在找，上海在找……
李翰祥拍过不少历史片，对清史尤有比较扎实的基础。他对一百年前丧权辱国、毁我中华的“反面女强人”——西太后深恶痛绝，很想系统而深刻地通过这个反面典型，揭示我国这段惨痛的近代史。
李翰祥阅读了大量资料，深钻苦研，如许笑天的《满清十三朝》、忽庵的《西太后》、蔡东藩的《清宫历史演义》、德龄的《御香缥缈录》、李慈铭的《越漫草堂笔记》《清史》……他因为忙于拍片，特托上海电影厂编剧沈寂先生与我合作，帮他编写《垂帘听政》的电影剧本。
沈寂和我很快写出《垂帘听政》剧本的第一稿。接着，又参照李翰祥的意见加以修改，完成了《垂》剧本的第二稿。
这时，传来了北京的信息——同意合拍《垂帘听政》。
“合拍”成立，迈步从头越
1979年7月，北京为了适应“开放政策”的需要成立了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香港电影演员兼导演姜南先生受李翰祥之托曾北上联系，不久，李翰祥又应邀飞京——这是第四次了。
在李翰祥抵京之前，我已先期而至。合拍公司的滕洪升先生把我接到北京饭店，中国合拍公司的史宽先生与我交换了情况，为落实《垂帘听政》的合拍事宜举行了预备会议。
根据中央文化部的安排，由长春电影厂与李翰祥合作。在合拍公司的赵伟、史宽两位先生主持下，李翰祥与长春电影厂座谈两次。在友好互利的气氛中，顺利达成合作摄制《垂帘听政》的协议，双方签署了正式合约，并且初步规定了李与邵氏合约一满，即进行筹备工作的具体日程。
为了庆祝合约的签定，合拍公司特在北京饭店设宴致贺。出席这次晚宴的有：司徒慧敏、丁峤、王滔江、赵冠琪、赵伟、史宽以及长影厂三位谈判代表。席间，谈笑风生十分活跃，大家频频向李翰祥举杯敬酒预祝成功！
意外变化，拍片又搁浅
在此期间，邵氏公司一再催促李翰祥续签导演合约，李翰祥因为另有壮志，那张合同在李手中九个月也未签署。
李翰祥一回到香港，马上积极筹划资金，挑选演员，洽购器材。未满一个月，李翰祥第五次飞到北京，为的是与长影厂进一步磋商合拍的有关细节。这次，笔者另外有事，未去北京不知其详。后来,李翰祥由京飞沪，只见他神情沮丧很不愉快。一问之下，才知道长影厂由于经济核算关系，无法抽出大量资金拍摄历史巨片。不过合拍公司已经表示：无论如何,一定负责把《垂帘听政》推上去！原来，李翰祥执导的这部影片，中央主管部门于1979年11月就正式批准了。
李翰祥告诉我，他在邵氏的未了影片还在拍，没时间在北京久留。合拍的事究竟能不能搞?怎么搞法？只得委托笔者代劳，再去北京走一趟。
功败垂成，自然心有不甘，我愿意竭尽绵力，继续奔走。那是个春寒季节，笔者肩负着重托，只身入京。合拍公司的史宽先生出面接待，他对于长影的意外变化深表遗憾和歉意。史宽嘱我转告李翰祥先生放心，合拍公司一定负责到底，另想办法促成此事。
合拍公司与长影的交涉毫无进展。合拍公司决定放弃努力，改与电影学院的青年电影厂接洽。
我把这些情况以长途电话告诉了李翰祥。他听了很高兴很欢迎。他说，他很喜欢和青年人在一起共事，希望合拍公司朝着这个方向加快步伐。
为了从旁促进，我每天都找史宽，一天数次催问，真是不厌其烦。
我还找了赵冠琪局长，请其大力推进。赵局长一直是位热心人，对于促成此事真是不遗余力。
史宽频频进行活动。青年厂的答复是：愿意与李翰祥先生合作，愿意向经验丰富的李导演学习。但是，青年厂本身是电影学院的教学厂，人力有限、资金缺乏，挑不起古装巨片的担子，所以……
触礁了！我心急如焚，李翰祥更是急不可待！这时，李翰祥面临着最后抉择的关键时刻，邵氏再三催其续约，李翰祥总是设法推诿，如今已经到了不能再拖的局面：要么回到大陆拍片；要么就与邵氏续约。何去何从，二者必居其一。
我把这个火急的信息，连夜转告史宽、赵伟、赵冠琪，企盼切莫功亏一篑！
然而，尽管各有关方面尽了很大的努力，合拍的具体问题仍旧迟迟未能落实。
李翰祥等得好心焦！苦心经营了一年有余，实在不能继续久等了。他为了生活，不能不工作，要工作，就不能不与邵氏续约……
1980年4月28日，李翰祥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不得不与邵氏公司续签了推脱多次的导演合约。
李翰祥以长途电话讲起这个遗憾时表示：来日方长，但愿不久的将来，能够实现这一美好的夙愿！
好事多磨，果真不假吗？我惋惜，我惆怅，我……
柳暗花明，出现新局面
以负责合拍工作为己任的中国电影合作制片公司，没有由于李翰祥续约邵氏而停止《垂帘听政》的推进。赵伟、史宽两位先生还在动脑筋，想办法，开掘新的合作途径。每有一些进展，赵、史两位，或直接告诉李翰祥，或通过我这个媒介来传递信息。总之，依然保持着友好密切的接触。事情正在逐步地向前进……
李翰祥觉得，既然合拍的事不是一蹴而就，时间还很宽裕，正好利用这些日子把《垂帘听政》的剧本搞得好上加好。为此，李翰祥建议约请老剧作家杨村彬先生重写一稿。合拍公司支持李的建议，由史宽和我向杨村彬表达了此意。我把某些材料以及沈寂与我合写的电影剧本都交给杨村彬供作改写的参考。
俗话说：心不二用。李翰祥可不然，他一方面为邵氏执导，一方面思考着《垂帘听政》的一切。
经过半年多，杨村彬搞成一个改编提纲，想请李翰祥回来面谈。当时，李翰祥人在邵氏，有片在身跑不开。
1980年10月底11月初，李翰祥应邀赴京，参加荣宝斋三十周年纪念，有机会详读了杨村彬先生的改编提纲。李翰祥通过合拍公司，向杨村彬先生提出了一些看法和想法，希望把剧本改得更精炼、更生动、更电影化，把他的故事大纲写成适合拍摄的电影剧本。
1981年底，李翰祥趁拍片空隙第六次应邀飞京，与合拍公司的赵伟先生经过坦率恳切的交谈，签署了新的协议书。
台历翻到1982年春节，李翰祥去澳门拜会何贤先生，面陈拟返大陆拍摄《垂帘听政》的宏伟计划。三年前，何贤先生在北京故宫巧遇李翰祥时早已倡议在先，承诺在先。所以,不待李翰祥多表，何贤先生就立即说出:“冇问题，毫无条件，全力支持！”
不久，在春暖花开的北京，笔者来京洽谈贸易，又见到了李翰祥。这一次，经过友好磋商，李翰祥以新昆仑影业有限公司的名义与合拍公司的赵伟经理签订了合作拍片的新合约。
行啦！如今顺风顺水，李翰祥可以在新的艺术航道上扬帆启程了。
亲改剧本，更上一层楼
剧本、剧本，一剧之本。李翰祥深知剧本优劣决定着影片的成败。为此，李翰祥在北京饭店闭门谢客翻阅资料，根据历史事实，参照沈、苏、杨先后所写的剧本重新构思，亲自动笔日夜奋战。
李翰祥思潮泉涌，落笔如飞兴之所至，把慈禧入宫之前的大量材料也编入剧本之中。由于内容丰富多彩，越写越多，结果发展成了两部——《火烧圆明园》与《垂帘听政》。据说，这两部共有七万字的剧本，李翰祥仅仅用了十四天就大功告成了。
李翰祥亲自动笔重新改写的本子送给各有关方面审阅，得到一致的肯定普遍的好评。中央电影局老局长陈播先生，是一位很热诚、很踏实、富有经验、勤于钻研、十分出色的领导人。他在繁忙的工作中，阅读了中国近代史及两次鸦片战争的有关资料，对剧本逐场逐镜地进行研究之后，给李翰祥写了一封言之有物、洋洋万言、热情洋溢的信。下面不妨摘录信中的一些原话——
“经过你再次修改后,很高兴地看到了你对原作的进一步发挥……不仅使具体内容更加丰富，而且在艺术构思、人物形象诸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提高，甚至可以说从分镜头本上，我们就已经能想象到活跃在未来银幕上的那些生动的、成功的艺术形象。
“我们真诚地希望,《火烧圆明园》《垂帘听政》能成为李先生电影艺术创作史上的又一座新的里程碑！”
李翰祥在阳光灿烂的康庄大道上阔步前进着。
有关李翰祥秘密返回大陆洽谈拍片的事，港台记者争相刺探真情，妄图破坏作梗者也不乏其人。在常被追踪、屡受盘问的情况下，李翰祥一直稳如泰山、守口如瓶，因为他与合拍公司早已订下默契：为了在道义上对邵逸夫先生负责，维护邵氏公司应有的利益,在其为邵氏执导的影片尚未发行放映之前,坚决不向报界发表任何消息。
剧本确定了，资金备足了，由全国六十多个单位组成的庞大摄制组动起来了。《火烧圆明园》《垂帘听政》二片，在上下关怀、八方支援的热潮中，响起攀登电影高峰的进军号。
一九八二年八月十日，李翰祥带领全组人马在河北省承德市的避暑山庄，以无限兴奋的语调，喊出第一声“预备，预备，开始！”正是：
平地一声雷,流言任它吹,事实胜雄辩,鲲鹏展翅飞！
（本文作者苏诚寿，曾任新昆仑影业有限公司经理。本文摘自李翰祥著《三十年细说从头》，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年2月第一版，上下册定价：11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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