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读《盐铁论》

    汉武帝去世七年后，汉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二月，汉廷召集前一年下诏察举的贤良、文学六十余人，以“问民所疾苦”为主题进行了一场策论。汉代举贤良，一般都要皇帝亲自“受策察问”（《汉书·武帝纪》）。然而此时昭帝尚年幼，权力都在霍光手中。而霍光以大司马大将军辅政，名义上主内而不主外，也不便出面。遂由当朝公卿田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带领其下属丞相史、御史出面主持。结果这次策问发展成了围绕武帝以来政治得失及其未来政策走向的大辩论。由于盐铁国营存废问题在论辩会开始就被贤良、文学提出来，是较醒目的主题之一，会后人们遂冠以“盐铁之议”或“盐铁会议”之名。会议当时有较为详细的会议记录（《汉书·公孙刘田王杨蔡陈郑传赞》“颇有其议文”）。至宣帝时，庐江太守丞桓宽对这些记录加以推衍、增广，写成《盐铁论》一书共六十篇。此书非常幸运地完整流传到今天，较为完整地还原了论辩详情，是“后人了解这段历史华章的第一手资料”（孙家洲）。

    阅读《盐铁论》，首先要破除一种根深蒂固的误解，即认为其所论主要是盐铁国营为主的财经问题。这大概受《盐铁论》书名的影响。清初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即将此书列史部食货类中。多年来学界对其关注也主要在经济史范畴内。然而台湾学者赖建诚统计后指出，全书“谈论经济问题的篇数只占12%，在各类问题中比例最低”。事实上，盐铁会议召开于武帝“多欲”之治导致社会各种矛盾尖锐之际，“总论政治得失”（颜师古），广泛涉及当时经济、司法、民族关系、民生吏治、社会风俗、学术思想等问题，是一场大百科全书式的论辩。因此我们应该以更为开阔的历史视野去看待《盐铁论》。

    《盐铁论》对于武帝政治，是从“奋击之士”“兴利之臣”“憯急之臣”三者为主要线索的。《刺复》篇文学说：

    当公孙弘之时，人主方设谋垂意于四夷，故权谲之谋进，荆、楚之士用，将帅或至封侯食邑，而克获者咸蒙厚赏，是以奋击之士由此兴。其后，干戈不休，军旅相望，甲士糜弊，县官用不足，故设险兴利之臣起，磻溪熊罴之士隐。泾、渭造渠以通漕运，东郭咸阳、孔仅建盐、铁，策诸利，富者买爵贩官，免刑除罪，公用弥多而为者徇私，上下兼求，百姓不堪，抏弊而从法，故憯急之臣进，而见知、废格之法起。杜周、咸宣之属，以峻文决理贵，而王温舒之徒以鹰隼击杀显。其欲据仁义以道事君者寡，偷合取容者众。

    这段话可以说是整本《盐铁论》的总纲。武帝时代内外政策，以对外开边征伐为第一原动力。接连用兵四夷尤其远征匈奴，逐渐导致汉廷财政亏空。到元狩四年（前119年）卫霍绝幕远征后，已陷入“财匮，战士颇不得禄”（《史记·平准书》）的尴尬境地。在此紧急状况下，汉廷遂开展了一系列兴利活动，如盐铁酒国营、均输平准、算缗告缗、货币改革等项，逐步改善了财政。然而外事征伐、内兴聚敛的政策，给民间带来了极大困苦，民生骚动不安，大量人群陷于法网。于是只有以兴严刑峻法的酷吏政治弹压。这三者构成了武帝政治前后相继的整体。武帝时代，是一个军人、兴利之臣、酷吏占据政治舞台的时代。

    因此武帝去世以后政治的中心，是如何对待上述旧政。盐铁会议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召开的。以桑弘羊为首的官方（田千秋虽居相位，但在会上括囊不言明哲保身），力主上述三项不废，继续盐铁酒专卖、均输平准作为臣服以至消灭匈奴的政治保障，并维持对民众的高压态势。而贤良、文学一方则以民间疾苦为据历数三者之不便，必欲除之而后快。这种针锋相对，正如王充《论衡·案书篇》指出，乃是“两刃相割，二论相订”，成为了整本《盐铁论》的主干。相关其详在此不罗列，读者循着这条线索稍读《盐铁论》即可知。

    明了了《盐铁论》的主线后，我们分别从各个专门史的视角再来谈一谈读《盐铁论》应该注意的要点。

    从政治史的视角看，盐铁会议有两重意义：第一，贤良、文学是汉武帝“尊儒”的结果。武帝即位初期有尊崇儒术之意，罢所举贤良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者，又立《五经》博士，并为博士置弟子，以经术为出仕的凭借。“尊儒”可谓有其具。但现实的政治层面，则因上述三项政策的渐次展开而离儒家政治渐行渐远。桑弘羊一方依据韩非之言立论，一定程度上显示法家学说尚有其空间。这些来自民间的儒者在儒家政治长期蛰伏后，借武帝去世之机集体发力，对桑弘羊一方主张做了全面批评。并提出“夫为君者法三王，为相者法周公，为术者法孔子，此百世不易之道也”（《盐铁论·刑德篇》）的根本政治主张，与董仲舒《天人三策》中“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的主张，可谓前后呼应。在政治儒学化的进程中是浓墨重彩的一笔。经过此次会议后，法家思想在政治领域就不能大行其道而逐渐衰微了。

    第二，除了上述儒法之争的会议态势外，也应注意到会议背后复杂的各方政治博弈。这次会议主要是霍光、桑弘羊二人矛盾尖锐化的结果，霍光利用这些儒生达到了攻击桑弘羊的目的，间接促使桑在第二年的败亡。正如徐复观指出，贤良、文学“只有在矛盾对立、相持不下的夹缝中，才有机会反映出一点政治的真实”（《两汉思想史》第三卷）。但同时也要看到，贤良、文学与霍光间也有根本的矛盾。霍光本人对儒者的态度，正如霍山指出“诸儒生多窭人子，远客饥寒，喜妄说狂言，不避忌讳，大将军常仇之”（《汉书·霍光传》）。这就导致虽桑弘羊下台，但政治领域的全面儒家化在整个霍光主政时代迟迟得不到落实。

    从经济史的角度看，《盐铁论》第一次为我们展示了中国历史上不同所有制之间利弊的争论。以盐铁国营、均属平准为代表的国营经济，以国家做保障，可以集中更多的人力、资本，运用更先进的技术进行生产，但运行过程中却带来产地集中售卖不便、农具规格单一不能适应各地土质、价格不能随市场波动而偏高等等问题，尤其麻烦的是随之产生的弥漫于上上下下无处不在的贪污腐败，所谓“自利害之设，三业之起，贵人之家，云行于途，毂击于道，攘公法，申私利，跨山泽，擅官市”（《盐铁论·刺权》），使其优势大打折扣；而富商豪强生产制则带来垄断，以及国家财政收入的削弱，并且他们常常过分剥削一般民众，更有因大量人口集中偏远地从事生产而缺乏管理带来的政治不稳定；至于家庭小作坊式的生产，虽有亲民便民之利，价格也不贵，却往往不能达到质量要求。上述不同所有制的利弊在《盐铁论》中得到了充分讨论。显然，两千多年前提出的这些问题，在今日全球化的经济世界中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

    从学术史的角度看，有几点值得特别注意：第一，无论尊孔与否，但双方都对《五经》表示了极大的认同，双方发言中均大量引用《五经》之文。这说明汉武帝“罢黜百家，表章《六经》”（《汉书·武帝纪》）确实收到了很好的效果；第二，孟子思想得到贤良、文学高度重视。据学者龙文玲近年考证，《孟子》在会议中被引用72次，在所有典籍的引用中仅次于《论语》。贤良、文学本孟子“仁政”“王道”思想批评武帝内外政治，第一次将孟子放到与孔子并驾齐驱的地位。这是孟子在中国思想史上地位上升的一个标志性节点，具有重大历史意义。而透过贤良、文学，也可见当时民间已逐渐产生一批精于《六艺》与孔孟之学的知识分子。他们正是中国历史进入一统以后产生的所谓“士”阶层。这批人将陆续走上政治舞台，以学术引领政治，深刻影响中国历史进程。

    从社会史的角度看，《盐铁论》给我们提供了大量了解汉代下层社会风俗的史料。最重要的莫过于《散不足》篇。这一篇中贤良历数社会风俗在武帝以前与武帝以来由俭入奢之变迁，广泛涉及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各个领域。如论食时说“今富者逐驱歼罔罝，掩捕麑鷇，耽湎沈酒铺百川。鲜羔䍮，几胎肩，皮黄口。春鹅秋雏，冬葵温韭浚，茈蓼苏，丰薷耳菜，毛果虫貉”“今民间酒食，殽旅重叠，燔炙满案，臑鳖脍鲤，麑卵鹑鷃橙枸，鲐鳢醢醯，众物杂味”“今熟食遍列，殽施成市，作业堕怠，食必趣时，杨豚韭卵……羊淹鸡寒，挏马酪酒，蹇捕胃脯，胹羔豆赐，鷇膹雁羹，臭鲍甘瓠，熟梁貊炙”（《盐铁论·散不足》）。涉及食物之复杂令人叹为观止，可见当时饮食之丰富多样。孔子曾说“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看来这一原则在汉代即已被发挥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众所周知，《史》《汉》等正史是以“大传统”为主要核心的，对风俗、特产等等下层“小传统”专注不够。将《散不足》篇的这些社会史资料结合近年出土的各种汉代文献，或更能窥探汉代社会之生动面貌。

    文章最后，为了自学的便利，向各位读者推荐几种《盐铁论》的注本。马非百《盐铁论简注》（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注释简明扼要，是《盐铁论》目前最佳的白话注本，对初学者来讲较为适合。当然，如果想要进一步深入研读，则应读王利器《盐铁论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版）。此书无论校勘、训释，皆可谓《盐铁论》研究的集大成之作。而将两书参而观之，或更能见其全体。此外，杨树达《盐铁论要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也可随时参考查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