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地域还是地标

    民居的地域性

    一位编辑朋友说她要编辑一本关于当下民居的书，这让我很惊讶。传统民居可谓因地制宜，无论形式、材料还是建造工艺都极具特色，诸如北京四合院，云南一颗印，徽州马头墙，陕西窑洞，永定土楼……而当下的民居是什么样子呢？或者当下还有民居吗？我问她开发商建造的高层房子算民居吗？答曰不是。那些排屋别墅算吗？也说不是。

    朋友的书如期做出来了，所选案例不多，但是设计感都很强，也都很典型——相当一部分是建筑师的自宅，其中一幢建在农村水边的房子还算“网红”，据说设计者是一名刚毕业不久的建筑系学生。这些案例无论身处乡村还是闹市，都显得鹤立鸡群，是那样的独立特行与格格不入。我不知道这些极具个性的房子算不算民居？

    传统的民居都是在一定的封闭环境随着当地人的生活方式与习惯与自然而然建造起来的，而且是以群体面貌出现的，这些房子有着共同的历史印迹与记忆，可以说是当地风俗的物质化与形象化呈现，也是熟人社会的产物，与男女、内外、尊卑以及长幼有别的人伦相一致。这些民居虽然在外观形式上有着一目了然的特点，但是与所处地形、气候、经济、文化、材料乃至生活习惯更有着内在的紧密联系，视觉呈现仅仅是一个方面，甚至不是主要的一个方面。在一处传统的民居里可以体验感受到温度的冷暖、味道厚薄与声音急缓，更为重要的是还能感受到岁月的印迹——光滑的石阶、斑驳的粉墙、包浆的把手和烟熏火燎的屋檐，从中可以读出居民的前世今生和对未来的希冀追求。

    当下的民居总的来说乏善可陈，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和土地所有制限制，相当一部分农民进城生活或者生活在城市边缘，导致大量的农村极为萧条，而农村建房基本既没有专业设计师的参与，也没有了传统工匠的工艺支撑，加上经济条件制约导致大量的房子极为简陋，或者是对城市建筑的拙劣模仿。其实这也不奇怪，近现代以来传统家庭的结构变小变弱，交通与通讯手段进步使得时空微缩和交流频繁，社会快速发展导致的变革与人口高流动性瓦解了曾经的生产与生活状态，也瓦解了旧有的宗族与人伦观念，与之对应的生活形态建筑也被瓦解，而新的稳定的生活模式尚未建立起来，这些房子正是当下农民生活的真实状态反应。

    公共建筑的地标性

    相对民居的地域性来说，公共建筑更具有地标性。无论是西方的教堂、浴场、剧院还是东方寺庙、祠堂和宫城都是曾经的地标，近现代以来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兴起的火车站、电影院、博物馆、医院、邮局、商场、写字楼等建筑是随着现代城市而诞生的，起初这些建筑无论是体量、功能与形式，还是材料、建造与工艺都足以成为一个地方的地标性建筑。只是传统的地标性建筑更多体现了神性和皇权，具有着极强的仪式感，无论是教堂还是祠堂更多的是为了共同的信仰而存在着，而近现代城市的地标性建筑则更多反应了人性与资本欲望，追求的是舒适与效率。这些大量的公共建筑容纳人数巨大，使用频繁，为了方便公众识别、商业宣传乃至城市象征使得它们天然的就具有地标性。

    当下城市建筑的地域性越来越模糊，精神性也越来越稀薄，新城更是如此，过度对商业性和对实用性的追求，无论是政府还是商人对公共建筑的地标性都有着极度的迷恋，建筑师经常会面临着“具有强烈的地标性”“成为城市的新名片”“确保五十年不落后”等要求，其实这个要求到底对应着什么衡量标准，谁也说不清。大量的新城基本是从一张“白纸”发展起来的，先期建造一些地标性的公共建筑成了经营城市的首选之举，那些孤零零的地标建筑如同先遣队一样等待着被城市包围。

    传统的地标性建筑都极具地域性，而当下诸如国家大剧院、央视大楼等公共建筑都很有地标性，但是无论从那个方面看都很难说具有地域性。我们大量的地标性建筑由于种种原因是由境外建筑师做的方案，这个决定一定不是从建筑的地域性出发考虑的；还有即使是本土的知名建筑师也很少始终在同一个地方进行设计创作，对于陌生环境的把握多数情况都是流于形式的；当下的地标性公共建筑用材很少也很难只考虑的当地的，大多数采用的材料都是外地甚至国外的，而且因为人工照明和空调的采用，建筑立面材料选用及开窗大小很少对当地气候乃至朝向进行认真考虑。可以说大型的公共建筑相对于我们传统社会与生活本来就是一个新生事物，我们一方面要应对新的生活方式，另一方面要学习摸索与之对应的建筑形式，既要传承又要创新就极其困难，更为要命的是我们虽然经常标榜着五千年的历史，但是在城市里很难看到五十年以上还在使用的房子。

    大多数的建筑师和业主内心都希望自己的方案会成为像悉尼歌剧院那样的经典建筑，这样的追求和希望本来无可厚非，可是我们前期的决策和后期的实施工艺、资金及建设周期等根本就没有做好准备，一个夸张的建筑形式似乎就代表了一切，实际的情形是相当一部分公共建筑最后沦为了布景式的房子，如同道具一般屹立在城市中。

    现代性与地域性的纠缠

    无论地域性还是地标性更多的是指向空间，而随着现代社会的到来，科技与进步的观念成了绝对的主流意识。一百多年来，我们把经济、科技、教育乃至城市建设的水平都换算成了“落后多少年”的指标，破旧立新变得首当其冲，争先恐后成了内心常态，日新月异是我们的追求目标。我们落后怕了，所以太需要新的东西，但是一时却创造不出新的，就先把那些能拆不能拆的老建筑都给拆了，似乎这样就擦除了我们落后的证据。

    博物馆与美术馆无疑是最具代表性的公共建筑，并且因为其内部集中展示着一个国家、民族与地方文明与艺术的精华，所以博物馆建筑本身的文化性与地域性就变得尤为重要。南京博物院（前身为中央博物院）是近代中国筹建的第一个国家级博物馆，主体建筑采用了仿辽式的大屋顶，其后的大半个世纪我们建造的博物馆更多也是在追溯历史。

    当下新建的文化建筑除了规模惊人外，无一例外的都特别强调和重视如何体现地方文化特色，作为设计者常常面临困惑与困境——因为多数地方的传统文化都是存在于传说和故纸堆里，何况即使曾经的建筑的和生活都保留延续着，要适应当下的生活和功能在设计时做到自然的转换也非易事。一些所谓立足于（当地）传统文化的建筑设计方案，其实更多的是搬弄符号，常见的是对“斗拱”“花窗”和“屋顶”等传统建筑元素符号的变形和应用，更为夸张的是不少所谓的文化建筑竟然是对“玉琮”“铜鼎”“铜鼓”“笙”“埙”等器物的放大，要知道蚂蚁放大一万倍那就成了恐龙，说到底骨子里还是利用所谓的历史文化在打造地标性建筑，文化仅仅是个符号与幌子而已。

    我们当下博物馆展出的内容都很“传统”，展品基本都是出土的“文物”，按历史年代一路下来，不同展馆展出的内容和方式很同质化。传统的文物体型都不大，而且数量极其有限，按现在新建大型规模的展馆容量，一个省建造几个博物馆就足以容纳下这些文物了，所以不少新建场馆就显得异常的高大和空洞，没有文物就制作场景，摆放蜡像，再用声光电讲述历史故事，至于观众多少和参观感受就不得而知了。而且博物馆基本不展出现当代的物件和艺术品，这实在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我们虽然一方面在极力追求着现代化与进步，而另一方面在内心却用历史文化在拒绝着现代化的结果，街上随处可见在这种心态下设计建造的房子。

    缺失的主角

    无论什么村还是什么民宿，或者各类公共建筑，都应该有着“主角”——也就是具体实际的使用者，现实的情形更多的是主角的缺失。传统的乡村因为外出人员太多而萧条破败，热卖的异域风情的房子不知何人居住，还有一些古镇古村为了发展旅游就把原住居民整体搬迁出来，更夸张的是仿造或者“复原”着大量古建筑，这些房子其实都有着具体的主人，只是它们更多是为了名利而存在。那些大而无当的公共建筑建设的地方、规模和如何运行因为在决策、设计、建造和运行过程中基本没有公众的参与（甚至连使用对象都不存在），更多是拍脑袋定下来的，加之一些公共建筑使用率很低，最后导致公众对于这些建筑的印象和理解就停留在一个符号式的形象上，乃至变成了千奇百怪的外号。

    国庆假期去参观了王澍设计的文村，村前桥下溪流潺潺，村后山上云雾缭绕，老房子剩下为数不多的几幢，还有一些是近些年建造的房子，王澍设计建造的房子占了大半壁江山，成了不折不扣的主角，尽管王澍在讲座中说他设计的24幢房子分了八类，每一类又进行了三种变异，所以最后都是完全不一样，这些房子使用的主体材料有石材、混凝土和夯土，搭配着竹子与木材，看起来足够丰富了，但是面对这么多一时建造的新房子我真不知道从何说起。这些新造的房子目前大多数都空着，还没有投入具体的使用，和村民简单交流了一下得知将来打算开农家乐。王澍为什么会选择这个村子来进行改造设计，我想打动他的首先一定是这里的山水环境，打动我的也依旧是这里山水而不是这些同一时间建造的房子。

    对传统村落改造也有特别成功的，几次去礼泉的袁家村都让我感动，质朴而充满活力，灶台、水井、戏楼、窄巷、口袋广场、特色小吃……一切都是生机勃勃的，建筑明显不是出自大牌建筑师的设计，甚至也没有建筑师的参与，所以显得很土，没有所谓的时代性，如同老妈做的家常菜，但是滋味自在其中。民居不同于城市里的商品房，它承载体现着居民的日常生活，得体才是根本。

    全球化背景下的地域性

    交通工具的速度极大的压缩了地域之间的空间，而互联网通信的即时性更是极大的压缩了交流时间，随着时空的压缩，地域性文化特色如何存在？又当如何呈现就变得迫切而不可避免，在当下的时代背景下谈建筑的地域性让人显得尴尬、无奈甚至焦虑，当然也可以对此置之不理或者不以为然。

    浙江方言众多，甚至隔条河竟然相互听不懂，随着社会的发展，封闭的环境被打开与融合，许多方言中的语调和用词已经消亡。难道我们享受了效率带来的方便舒适就必须面对单调与乏味？生活在这个大部分都是外来人口的城市，街上行人穿着不乏国际时尚的衣服，随处散布着各地的特色饮食，马路上各国品牌的小车排成了长龙，人们无时无刻不盯着自己的手机屏幕，在这样的环境建筑还存在着地域性吗？为什么衣服、汽车、手机乃至饮食行业就没有像建筑师那样的“地域性文化”焦虑？

    城市的“民居”这些年来显得热闹异常，牵动着无数人的神经，大家最为关心的还是房价与地段，说到底也就是商品的性价比如何。开发商在祖国各地不但建造了大量名曰田园、河湾、府邸、殿堂的住宅……而且还建造了数不清的法式、英伦式、美式及西班牙式住宅，从这些楼盘的名字很难看出什么地域性，相反都在标榜着田园风光、历史文化与异域风情，只是现实很骨感很荒诞，竟然为了买到天价房夫妻排队离婚，笼罩在城市上空的雾霾才是这个时代的共同背景。

    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谈（建筑）的地域性很容易把自己弄成“标本”和“布景”，标本是精致典雅的，布景是庸俗热闹的，标本是孤立静止的，布景是混杂流动的，标本如同大牌演员的蜡像，布景则如同跑龙套的群众演员，无论是标本还是布景都不是生活本身。令人吊诡的是当下许多建筑正是通过“标本”和“布景”形象，借助于互联网的大量快速的图像化传播搏出位，乃至成为“网红”，其实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这些建筑的形象甚至空间是扁平的，甚至连一张纸的厚度都没有，它们仅仅存在于手机屏幕中，随着VR技术的成熟与普及这些实物的“布景”也该寿终正寝了。

    我现在生命的一半在老家西北咸阳度过，另一半在江南杭州度过，不出意外我会在杭州待的时间更长，对我来说，在人生成长中能先后领略与体验到两种不同的地域环境和文化特色，并且能在其中生活很长时间是一件极其幸运的事情，我不应该厚此薄彼，而是择其善者而从之，还有我更没有必要为了自己的子女身份归属和精神需求就将西北与江南混合改造，创造出一个所谓的“中国式”。如果后代的子女既不生活在西北，也不生活在江南，而是生活在西南或者国外，那么这些传统文化乃至国外文化都应该被当做共同分享的财富，这些文化遗产就自然而然的属于全人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