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思勉——治史执教双楷模

    大学时记住了历史学家吕思勉的大名，但直到2016年秋又回故乡小住时，才得知吕思勉竟与我是同乡，其故居就在常州市中心的十子街上。

    那天，我一早在村前乘公交车进城，到了市中心，向不下十个人打听，走了不少冤枉路，最后才由一位好心的老大姐，领我进了仅二百多米长的十子街。这是一条有着悠久历史的老街。十子街名称的由来，要追溯到北宋著名文学家、教育家邹浩（人称道乡先生）的家世。其祖宗邹霖（宋天禧三年进士），由浙江钱塘迁居常州。邹霖之父邹元庆生育十子，其中三人中进士，邹霖是第十个儿子，他迁居常州后，子孙遍及城乡，一门科第不绝。邹家后裔为纪念其迁常始祖邹霖，故名其所居之地为十子街，数百年相传，沿用至今。

    吕思勉故居位于临近街东端的8号，座北朝南，前后四进，始建于咸丰元年（1851年），清代硬山造结构建筑，为时任江西奉新知县吕晋廷（吕思勉祖父）所建。原占地一千多平方米，分东西两宅。抗日战争期间，西宅毁于日寇飞机轰炸。现保留下来的是东宅，共前后四进，二十一间。第一进为门屋三间，入内天井花台；第二进为大厅三间，接翻轩三间，罗砖地面，后有天井花园，四周设回廊，西有一洞圆门，原与西宅花园相通；第三进为堂屋三间，后有天井；第四进为二层楼屋上下各三间。整座建筑保持青砖粉墙、飞檐瓦当、木格花窗的古朴风格。在三个天井中，我觉得第二进的天井最具江南大户人家的庭院特色。庭院西侧有一圆形石桌和四只鼓形石凳及一口古井，东侧的枇杷树下则是一整块石头凿成的四角呈半圆形的盛满清水的大盆。石盆旁的展牌上标明，此为“吕宫洗砚池”。

    吕宫何许人也？第二进大厅及接翻轩三间，现为吕思勉生平展厅。展厅分四篇，第一篇《潜心向学，立志治史》的开头部分，是吕氏家族文化介绍：吕氏先世原居江苏宜兴，明永乐年间迁居常州。清代常州第一个状元（顺治四年丁亥科一甲第一）吕宫为九世祖。高祖吕子珊，嘉庆十五年顺天乡举人。曾祖吕佑逊，道光二年壬午乡试举人。祖父吕懋先，国学生。父亲吕德骥，补县学生，年轻时即享有文名，晚年选授江浦县教谕，对《易经》深有研究。著有《抱遗经室读书随记》及诗集若干卷。母亲程梫为武进名士程兆缙次女，亦能诗能文，著有《逸秋诗钞》及《读书随笔》各一卷。这吕宫洗砚池保存至今，足见吕思勉出身于书香门第，家学渊源。

    据吕思勉自述：“初能读书时，先父即授以《四库书目提要》”；“予年九岁时，先母即为讲《纲鉴正史约编》，日数叶。先母无暇时，先姊即代为讲解。故于史部之书，少时颇亲。至此，先父又授以《日知录》、《廿二史札记》及《经世文编》，使之随意泛滥。虽仅泛滥而已，亦觉甚有兴味。”十五岁时，他即考入县学，成为一名秀才。次年开始自修史学，饱览各种文史典籍。二十三岁时，在元史专家屠寄（字敬山）的影响下，始读辽金元史，从此爱好民族问题研究，并首次读遍《二十四史》。他一生读书破万卷，单研读《二十四史》就达三遍之多。他治学严谨，勤奋博学，笔耕不辍，写出了有系统、有分量、有创见的共一千万字以上的论著，在国内外史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吕思勉不只是一位建树卓著的史学家，而且也是一位德高望重的教育家。他的执教生涯始于1905年，先后在常州后溪小学堂、苏州东吴大学、常州府中学堂、南通国文专修馆、上海私立甲种商业学堂、沈阳高等师范学校、江苏第一师范学校、沪江大学、光华大学任教。1951年高校调整合并，成立华东师范大学，吕思勉成为该校一级教授。自1953年起，吕思勉先生与疾病纠缠四年之久，仍抱病撰《燕石续札》，修订《文字学四种》，还给华东师大历史系教授校阅讲义，代孟宪承校长考查有关研究中国教育史的资料。直至10月4日至8日仍在校阅用力十年之久的最后一部巨著《隋唐五代史》，10月9日晚病逝于上海华东医院。在展厅第二篇《传薪授徒，堪称师范》中，有一块题为《桃李遍地芬芳》的展版很引人注目，提及“当年执著问业的学生，得到悉心指导，走上治学的道路。先生门墙，桃李芬芳，一批有成就的著名学者，承志先生遗风，他们或是投身教学研究事业，再续桃李，或是从事文史研究工作，为祖国的学术发展作出贡献。”我注意到，展版上多帧是其高足的头像，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赵元任、钱穆、唐长孺、杨宽、周而复、张芝联……其中，赵元任、钱穆都是大师级的文化名人，真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赵元任在常州后溪小学堂读书时，最爱戴的是国文、历史老师吕思勉（诚之）。数十年以后，他成为国际著名学者、语言学家、音乐家、哲学家。1970年10月22日，赵元任在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演讲《我的语言自传》时，曾提及他当年从美国被召回清华教物理时的情景：“在从上海到南京的列车上，我遇见了曾经在溪山学校教过我国文的吕诚之先生，他询问我在美国学习时的情况。我因为这十多年来除了暑假和新年回家外，再没说常州话了，因此感到用中国话，特别是用常州话谈外国情况相当困难。可是他不懂国语，加之我已经用常州话跟他谈话，再改用国语，似乎不太礼貌，至少显得不够热情。这跟我从前在家里跟长辈说话时的情景恰恰相反，那时，我不能跟他们讲家乡话，而必须讲国语，不过心情是一样的。”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吕思勉在赵元任心目中的地位，真的犹如家里的长辈。

    国学大师钱穆，晚年曾在《师友杂忆》一书中写道：“除监督元博师外，当时常州府中学堂诸师长尤为余毕生难忘者，有吕思勉诚之师，亦常州人，任历史地理课。闻诚之师曾亲受业敬山太老师之门。诚之师长余可十二岁，则初来任教当是二十五岁，在诸师中最为年轻。诚之师不修边幅，上堂后，尽在讲台上来往行走，口中娓娓不断，但绝无一言半句闲言旁语欲羼入而时有鸿义创论。同学争相推敬。其上地理课，必带一上海商务印书馆印中国大地图。先将各页拆开，讲一省，择取一图。先在附带一小黑板上画一十字形，然后绘此一省之四至界线，说明此一省之位置，再在界内绘山脉，次及河流湖泽。说明山水自然地理后，再加绘都市城镇关卡及交通道路等。一省讲完，小黑板上所绘地图，五色粉笔缤纷皆是。听者如身历其境，永不忘怀。”给钱穆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一次地理考试。他回忆说：“一次考试，出四题，每题当各得二十五分为满分。余一时尤爱其第三题有关吉林省长白山地势军情者。乃首答此题，下笔不能休。不意考试时间已过，不得不交卷。如是乃仅答一题，诚之师在其室中阅卷，有数同学窗外偷看，余不与，而诚之师亦未觉窗外有人。适逢余一卷，诚之师阅毕，乃在卷后加批。此等考卷本不发回，只须批分数，不须加批语。乃诚之师批语，一纸加一纸，竟无休止。手握一铅笔，写久须再削。诚之师为省事，用小刀将铅笔劈开成两半，俾中间铅条可随手抽出，不断快写。铅条又易淡，写不出颜色来，诚之师乃在桌上一茶杯中蘸水书之。所书纸遇湿而破，诚之师无法粘贴，乃以手拍纸，使伏贴如全纸，仍书不辍。不知其批语曾写几纸，亦不知其所批何语。而余此卷只答一题，亦竟得七十五分。只此一事，亦可想象诚之师之为人，及其日常生活之一斑。”

    在吕思勉长达半个世纪的执教生涯中，一直是坚持他的这种别具一格的考核方式。如在光华大学任教期间，有一次他出的《中国通史乙组试卷》共有九道题，试卷上却写明：“右九题，作一题即可完卷，九题全作，亦无不可。总之多少不拘，能勿抄录原文最佳，见解与讲义不同，或相反背，均无不可。”他进光华后，初任国文系教授，后历史系设立，即延为主任。每周上课十多个课时，先后开过中国通史、中国近代史、中国社会史、中国文化史、中国民族史、先秦学术概论、宋明理学、经子解题、史籍研究法及文字学等十余门课程。据说他常穿深色的长衫或袍子，戴一副深色的近视眼镜，谦逊、质朴、睿智而又自信，具有东方学者的风度和气质。他的讲课富有魅力，很多受业的学生认为听他讲课是一种享受。这就难怪他在光华任教期间，以其特异的教书育人方式，又栽培出了唐长孺、杨宽、周而复、张芝联等一批硕学鸿儒……

    令我意想不到的是，吕思勉先生还曾在我的母校苏州中学任过教。那是1941年冬天，太平洋战争发生，不久，日寇就侵占了上海租界。光华大学沪校停办，吕思勉一家不愿在沦陷区生活，正等候机会到较近的游击区去。他女儿吕翼仁在《先父吕思勉在抗战中的生活片断》一文中回忆：“此时常州乡间正在筹办中学。青云中学秘书主任张元白先生是父亲在苏州省立第一师范教书时的老同事。他得悉光华大学停办，就写信来邀我们父女回去教书。这时，常州守城门的日本兵已经撤走，父亲就让母亲和我先回常州看看情况，再行决定。一九四二年五月，母亲和我回到常州，暂住在我舅母家里。几天之后，我特地去看张先生，坦白地对他说：‘父亲和我在上海不是无业可就，是不愿意就，所以回常州教书，首先考虑的是学校的立场，不能同敌伪有任何关系；其次是教薪，不能以伪币支付。’这两点，张先生对我作出保证。”青云中学是抗战时期省立苏州中学的部分教师在常州游击区创办的苏州中学分校。1942年8月吕思勉回到常州故里，10月，在城外湖塘桥青云中学的高中部和坂上镇大刘寺辅华中学两处任课。他认为：“乡间的学校，宗旨尚属纯正。”给两校开设《中国文化史》《中国近百年史》《国学概论》《中国历史》《国文》诸课程，每周任课十多个课时，每周往返奔波，不辞辛劳。

    就在此期间，常州遭遇火车站日寇轰炸。据吕翼仁在《先父吕思勉在抗战中的生活片断》中回忆：“常州初沦陷的时候，得不到一点家乡的消息，过了些时候，消息传来了：我家自住的房子，日寇轰炸常州火车站时震坏了。叔、婶、姑母和一些亲戚邻居，全避到乡下去了。又过了些时候，逃到乡下去的人都陆续回城，有的写信来，劝我们回去，说我家房屋目前还没有倒塌，还好修理，若不及早修理，就完全报废了。这时，常州城门口还有日本兵把守，行人出进，一定要向日兵脱帽鞠躬，父亲坚决不肯回去，他说：‘我已年过半百，大半辈子过去了，决不向日本人低头！’就这样，我家房屋就由败坏而倒塌。木料等等，全被盗卖，屋里什物，自然早已一空，但父亲处之泰然。”

    有其父必有其女。因长期受父亲的熏陶，吕翼仁具有坚实的文史基础，对古典文学和史学均甚有造诣。她一生淡泊名利，谦逊、俭朴，处事、治学皆极其严谨，一丝不苟。所有这些方面都酷似其父。吕思勉先生逝世之后，她以三十多年的时间，倾注其全部精力，备极艰辛，整理出版父亲的遗著、遗稿达数十种之多。吕思勉故居第三进的西屋，原是其祖父研究《易经》的“抱遗经室”。1990年，她将其父二十六箱古籍藏书由沪运回常州，如今“抱遗经室”就成了一间古籍书房。书房中央的一张老旧的“两头沉”写字台，是吕思勉数十年如一日伏案读书写作和批阅试卷的书桌。我凝视着这张“两头沉”写字台，联想到吕思勉先生令人敬佩的学识和师德，脑际蓦然跳出了本文的标题：治史执教双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