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刊曲本插图的地域风格

    建阳、金陵、徽州、杭州、苏州和吴兴等是明代戏曲刊刻最兴盛的几个中心，且勃兴的时间有先后之别。建阳、金陵和徽州属于前期的兴盛之地，杭州、苏州和吴兴则属于后起之秀。在这几个戏曲刊刻兴盛之地，曲本中的插图也得到了迅速发展，进而形成各自不同的特色，即建安派(或称建宁派)、金陵派、徽州派(或称新安派)、杭州派(或称武林派)、苏州派和吴兴派等。不同流派的曲本插图有着不同的插图形态和风格特征，但彼此之间又有相互交流和借鉴，到明代末期，各流派插图风格呈现出合流的趋势。

    不同流派

    建安派曲本插图多采用单面版式，上图下文。插图以人物为主，各式人物都在画面中呈现，显得主次不明，布景主要起辅助作用，简要点明场景。前期以詹氏进贤堂刊刻的《风月锦囊》、叶文桥南阳堂刊刻的《新刻增补全像乡谈荔枝记》为代表，万历年间刘龙田乔山堂刊刻的《重刻元本题评音释西厢记》插图打破了建安版画传统的上图下文版式，创立了单面整幅、双面连式的版式，对建安派插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金陵派曲本插图多采用单面整幅的版式，宣德年间积德堂刊刻的《金童玉女娇红记》即是如此，后又出现双面连式，横幅大图的版式。插图以表现人物为主，人物一般是三至五人，多近景，人物和景物比例搭配恰当，体现出为表演服务的宗旨。用笔疏朗，阳刻为主，阴刻为辅，人物头脚基本采用黑地阴刻。图上多有横式标题，少则四五字，多则七八字，标题两侧有时配有云纹。

    徽州派曲本插图在单面整幅和双面连式的基础上，使用了多面连式的插图，现存较早的高石山房刊刻的《新编目连救母劝善戏文》插图中就有应用。受徽州刻工和制墨工业影响，徽州的曲本插图一开始就呈现出工细化的特征，具有很强的装饰性。随着徽州画家、刻工的流动以及徽商的迁徙，徽州派的插图艺术也传播到了各地。

    杭州派曲本插图以容与堂刊刻的系列插图为代表，主要以插图的神韵见长。与徽州派相比，杭州派更注重情境的描绘，通过渲染景物和场景的方式来突出插图的神韵。

    苏州派曲本插图早期的代表是隆庆年间刊刻的《西厢记杂录》，此本足可以代表当时苏州派插图的水平。后来苏州插图又出现了两种新的版式，一种是月光形插图，一种是狭长形插图。月光形插图如镜取影，细致精巧，狭长形插图则使画面显得更加紧凑。万历时杭州延阁李氏刊本的《北西厢记》中率先使用了月光形插图，后来影响到金陵和苏州地区，对清代前期曲本插图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吴兴派插图风格受到了杭州派影响，注重表现画面中的意境。吴兴派更注重景物的描绘，插图以景物为主，人物为辅，有时就是一幅山水画。构图多采用鸟瞰的角度，通过开阔的画面渲染人物的心境。不同地域的曲本插图形成了各自不同的风格，并表现出前后相继的态势，如果说前期是以建安派为主导的话，那么后期就是以徽州派和杭州派为主导，金陵派则处于中间的过渡时期。金陵派以其极大的包容性，既承续了建安派和徽州派的特色，又开创出自己独特的风格，从某种程度上而言，金陵派曲本插图发展的阶段，也昭示出明刻曲本插图演进的过程。

    不同地域

    从地域分布来看，六大戏曲刻书中心分属于福建、江苏、安徽、浙江四省，江苏和浙江各占两席。这六大戏曲刻书中心同属于交通便捷的江南地区，从各自所处地理位置看，彼此之间相隔不远，以徽州和杭州为中心，基本可以形成对建阳、金陵(今南京)、吴兴(今湖州)和苏州的辐射，因为这样的地缘优势，各流派之间交流起来特别方便。

    徽州地处皖南山区，此地人们多从事工商业活动，自古就有“无徽不成镇”的美誉，徽商在当时全国闻名。图书和文具是徽州的传统型产业，由于徽州地少人多，所以很多徽州籍画家、刻工、书商、文人等只能去各地谋求发展，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也将徽州的很多精巧技艺带到全国各地。在六大戏曲刻书中心中，南京和杭州距离徽州最近，两地都是当时非常发达的城市，对来自山区的徽州人产生了很强的吸引力，所以徽州籍文人、画家和刻工在这两地谋生的最多。徽州派插图风格通过这种途径向金陵派插图渗透，其他金陵书坊也渐渐地开始聘请徽州籍画家绘制插图。到金陵派曲本插图发展后期时，已经呈现出明显的徽化迹象。

    除了南京之外，杭州派曲本插图风格也受到徽州派影响。由于杭州和徽州相距不远，所以有不少徽州籍画家在杭州谋生，徽州黄氏一族中有很多知名刻工更是一早就迁居到了杭州，有的甚至好几代人都是在杭州以刊刻图书为业。这些徽州籍画家和刻工在旅居杭州过程中，既获得谋生渠道，又将徽州派插图风格带到了杭州，还促进了杭州派插图艺术的发展。

    金陵派插图与建安派插图之间的影响是相互的，前期的金陵派受到了建安派的影响，而成熟之后的金陵派又反过来对建安派形成辐射。建安派插图承续了传统的上图下文版式，画面以人物为主，多采用横式标题和对联式标题，这种风格对早期金陵派产生了影响。虽然现存的金陵派曲本插图都是单页整幅的版式，但从画面的人物和标题形式来看，还是带有明显的建安派痕迹。在对建安派亦步亦趋的过程中，金陵派插图通过吸纳其他流派的风格，并实际结合本地特色，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进而影响了建安派的插图风格。建阳地区后期所刊曲本中，插图多使用单面整幅的版式，人物和场景也较先前疏朗很多，与金陵派风格如出一辙。

    杭州派插图对吴兴派和苏州派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后两者所刻曲本中的插图很多都是在杭州派的基础上完成的，属于是对前者的借鉴和创新。由于杭州、湖州和苏州三地相隔很近，加之交通便捷，又同属于明代后期才逐渐兴盛的戏曲刊刻中心，所以这三地之间的交流较建阳、南京和徽州而言，要更为便捷和频繁。大量徽州籍画家和刻工寓居杭州并以刊刻为业之后，逐渐将徽州派的插图风格带到杭州，但杭州的插图风格并未因此完全“徽州化”，而是在学习和借鉴的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呈现出与徽州派迥异的画风。

    杭州派插图风格的形成与杭州本地画家及刻工是分不开的。陈洪绶、陆武清、项南洲、洪国良等画家和刻工，在徽州派的基础上又前进了一步，他们更注重渲染景物和场景，追求插图的情境及神韵，不断创新版式，对其他地域的插图风格形成影响。杭州李廷谟本《西厢记》刊刻于崇祯四年(1631年)，是现存较早的月光版式插图，卷首附有莺莺像，是陈洪绶等画家合画的。这种月光形版式出现之后，迅速波及到金陵和苏州地区，与狭长形插图一起成为苏州派曲本插图的重要代表。

    吴兴派插图的兴起主要得益于王文衡的创作，他虽是吴门(今苏州)人，却活跃在吴兴，为凌刻本和闵刻本绘过不少插图。刊刻于天启年间的凌刻本《西厢记》插图即王文衡所绘，是本一折一图，共20幅，“崔莺莺夜听琴”、“草桥店梦莺莺”等几幅插图都充满了诗情画意。总体而言，吴兴派的插图风格明显受到了杭州派的影响，但与杭州派相比，吴兴派更注重通过景物烘托人物的心情和表现山水意境。

    如果说前期是以徽州派插图为中心，对其他地域流派风格形成辐射的话，那么后期就是以杭州派插图为中心，对周边造成影响。除了这两大中心之外，各个地域之间也有相互交流和影响，正是基于这一原因，后期的曲本插图风格才表现出同质化的趋势。

    渐趋统一

    纵观明刻曲本插图的发展历程，戏曲插图经历了一个由俗到雅的过程，小说插图大抵也是如此。其实，在插图演变的过程中，各地域流派的风格已呈现出趋同的倾向。对此，郑振铎曾有这样的评价:“中国木刻画发展到明的万历时代(1573-1620年)，可以说是登峰造极，光芒万丈。其创作的成就，既甚高雅，又甚通俗。不仅是文士们案头之物，且也深入人民大众之中，为他们所喜爱。数量是多的，质量是高的。差不多无书不插图，无图不精工。在以前的那几个时代，地方性很浓厚，虽在同一时代，有的地方刻得很工致，有的地方则刻得很粗糙。但在这个时代，地方性虽未泯灭，而均同时提高，同向精工秀丽的那条大路上走去。”这种趋同的倾向既是由多种因素综合而促成，又是明刻曲本插图发展到后期的必然结果。

    第一，徽州刻工、画家及徽商的迁徙，对其他地域流派的插图风格形成了影响。首先，与建安派和金陵派相比，徽州派的插图不仅版幅更为大气，人物和场景的刻画也更加精工，更适合读者群体的要求，所以迅速成为当时曲本插图市场的主流风格。其次，徽州的画家及黄氏刻工是徽州派插图风格形成的重要基础，在以建安派和金陵派为主导的时期，他们就开始暂露头角，后逐渐影响到其他地域流派。由于徽州地少人多，所以很多人不得不外出谋生，在画家与刻工的迁徙过程中，徽州派的插图风格也随之传播到各地。再次，徽商的传播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对于徽商而言，那份难以割舍的家乡情结，使他们虽身处异乡，却也心念故土，所以在外地的徽商还是多与徽州籍画家及刻工合作。这种团队式的合作效应很容易为徽州派插图开拓新的市场，将本土的插图传播到异地。

    第二，基于地缘优势的彼此学习和交流。从各个插图流派所处的地域来看，彼此之间的跨度不过安徽、江苏、浙江和福建四省，较远的南京属于苏南地区，建阳属于闽北地区，徽州属于皖南地区。也就是说，以杭州为中心，横轴线上有徽州、杭州和苏州，纵轴线上有南京、湖州、杭州和建阳，在这个区域之中，彼此的学习和交流非常方便。基于地缘优势的影响，各地域流派之间的交流较为频繁。在图书日益市场化的大潮下，这些画家和刻工们以市场需求为向导，扬长避短，在吸收各流派长处的同时，也泯灭了部分自己的特色，使插图风格越来越向趋同化的道路上迈进。

    第三，读者市场审美趣味趋同性的影响。曲本插图发展到后期，转向对于画境的追求，使插图逐渐演变为读者清赏和把玩的对象。随着读者群体层次的提升，对曲本插图也提出了更高要求。读者的这种诉求使插图与文本的距离越拉越大，插图以图像本身的趣味性和审美性为主要目标，追求画面的意境和神韵之美。在明末消费主义风潮的侵袭下，这种嗜好迅速成为消费热点，进而影响到各地曲本插图的风格。为了满足市场需求，也为了占领市场而牟取更多利润，各书坊主都纷纷以读者喜好的插图风格作为自己的刊刻标准和评价体系，在同质化趋势愈演愈烈的时候，各地域原有的插图风格就逐渐式微并沦丧了。换句话说，插图的精工化是大势所趋，是插图从古朴到精工的必然结果，也是后期读者市场的总体诉求。

    在明代商业大潮的影响下，各地域流派插图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局面，在经历了众声喧哗之后，又重新趋向统一，但彼此之间还是呈现出细微差别。这既是曲本插图发展的必然趋势，又是受明末图书市场左右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