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粗粗一算，21世纪已经过去了快五分之一，但又让人觉得好像刚刚开始。无论在观念上还是行为中，变化来得繁多而迅速，以至于除了当下这一刻，种种过往好像没有留下什么痕迹，怎么回想都是雾里看花，让人不免有“架漏过时”“牵补度日”之叹。然而，这些变化是确实的。我们离20世纪已经很远了，离19世纪则更为遥远。
吕克·费里在本书中最为有力的论据就是历史事实，哪怕在19世纪初，为了爱情而结婚仍旧不是社会中较高阶层中的主流意见。尽管，在当下的公共声音之中，也有很大一部分在呼喊婚姻跟爱情没有任何关系，爱情被贬低为荷尔蒙的短期产物，而婚姻作为神圣的经济共同体乃是为了较好地养育基因上更为优良的后代。但是我们要注意到，与历史上不同的是，这种养殖式婚姻观遭到了空前的驳斥和鄙夷。这也是吕克·费里不断在书中强调的，尽管我们总是抱怨当下的时代，但无疑这是有史以来最为文明的时期，没有任何时代能够像今天这样尊重他人、关爱他人。这种文明的成果不是平白无故地自发生成的，它已经经历了数代人的努力与抗争。
吕克·费里总结到，旧制度之下婚姻取决于家族系、生物学和经济学三方面的要素。人在结婚这个问题上，并没什么自主选择的可能，父母、家族甚至村落都可以决定个体嫁娶。这些对个人具有支配权力的他者要维护的是共同习俗规定的秩序，他们相信只有在这种既定而封闭的秩序里，每一个人才能够体现神圣的社会理性。工业革命的到来和城市的兴起使得个体有了新的可能，游工游女为寻找带薪工作而涌入城市，他们获得的不仅是自由生活所必需的薪水，更是逃离乡村社群统治的机会，这两点是自由地结识爱人并且组成家庭的根本所在：爱情婚姻的诞生首先就在工人阶级之中。资产阶级与贵族被金钱和地位所累，直到两次世界大战之后，阶层流动变得广泛，社会上才普遍接受爱情婚姻。
让我们考虑一下中国的情况以作对照，其实中国的爱情婚姻进程与西方有同步也有不同处。同步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不仅由于阶层流动，也由于表达自由、平等思想的文学作品的大量刊行，中国人也普遍认可爱情婚姻。然而在古代，一般说来，婚姻需要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也有其他的可能。《周礼·地官·媒氏》有言：“仲春之月，令会男女，奔着不禁，谓不必六礼备，非淫奔也。”古代中国礼法严格复杂，但约束的对象总是有限，只顾得上基本生活所需的人家怎么能去苛求他完备六礼呢？我们也可以认为这是一种阶层差异的体现。然而，对于礼法所严格约束的阶层来说，他们也不会像西方上流阶层人士那样耿直地表达婚姻不需要爱情，一个古典士大夫心中对于婚姻的最高理想难道不是他自幼诵读的《诗经》开篇“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吗？我们或许可以说，古代中国对理想婚姻的期许是缺不了爱情的，这与西方的功利化的爱情观相比更具有理想化的特点，这种理想在现在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实现的机会。
吕克·费里对于爱情婚姻的歌颂显而易见，爱情婚姻的两个历史性后果则是：对孩子的强烈的爱，和离婚的创造与普及。我们先说后一点，情欲毕竟是爱情的重要因素，而经验告诉我们，情欲又太容易逝去。那么，基于爱情的婚姻就如同建筑在沙滩之上的宫殿，虽然美丽却过于脆弱。但这意味着我们要回到基于功利的理性婚姻吗？吕克·费里立刻明确给予了否定，理性婚姻不导致离婚，但不妨碍男人朝三暮四，女人东食西宿——离婚毕竟给了人们结束这种虚伪结合的可能。理性婚姻靠算计维持，爱情婚姻需要的不止是情感，维持起来更为艰难。
提到友爱与圣爱的一个重要维度是，对于孩子的花样辈出的极致的爱，这也是爱情婚姻的另一项重要成果。吕克·费里对此也有相关的历史资料支持，在中世纪孩子的死亡所带来的影响还不如家里的猪或者牛的死亡所造成的问题更大，直至19世纪也有30%的孩子惨遭抛弃，这是当时导致婴儿死亡的最主要原因。相应地，如果我们了解古代中国，情况也是如此。根据张荫麟先生的研究，在我们印象中富足文明的宋朝南方其实盛行杀婴，两浙、荆湖、福建、两广，莫不如是。更令人震惊的是，这种习气不仅流行于贫乏下户，就连士大夫家族也有杀婴的现象。虽然朝廷有种种救济之法，却也不能扭转盛行的风气。但对于现在的家庭来说，实在是耸人听闻。吕克·费里认为对于孩子的爱，甚至溺爱，是爱情婚姻普及之后才有的现象，而这种对新生代的爱也足以扩充到整个政治生活。
我们能够明显感受到从政多年经验对这位哲学家的影响，他深切地认为家庭教育和学校教学都至关重要，而在这个问题上他反而不强调通常流行的自由教育或者兴趣教育。吕克·费里认为法国的家长已经过于纵容孩子的兴趣和偏好，从而无法给予孩子足够的学前教育，使得孩子在学校教学之中困难重重。他一直在振臂疾呼我们不能溺爱孩子，家长要在原则性问题上给他们正确的引导，老师在语法和句法的教学上不可以有分毫纵容，而这种看似严格的教导才是真正对后代负责。也正是因为爱情婚姻所带来的对孩子的重视才引发了“第二次人道主义”——爱的人道主义。
在艺术当中，吕克·费里对于“为创新而创新、为决裂而决裂”的态度有最为尖锐的批评。永恒创新和与传统决裂，就是现代艺术在资本主义的驱动下市场化、商品化的策略，结果产出的是太多在吕克·费里看来根本就毫无美感的作品，尽管它们价值连城。如果说，艺术和哲学都是在以自己的方式试图触及并且表达世界的真，那么哲学用的是观念性论证，艺术则以感性方式直接唤醒观众的感官，将世界的真实立刻呈现出来。
最后，吕克·费里讨论了我们如何看待死，尤其是心爱之人的死。个体生命的终结固然可怖，可相比之下，如果失去了心爱的人，那么余生的每一个瞬间似乎都渍满了泪水。吕克·费里给出的建议是，“只要在这个世界上还有值得爱的人，只要爱、真正的或只是可能真正的爱还在现今生活中继续存在，那么生活就仍然值得经历”。反过来考虑，在我们与所爱的人分享生活的时候，我们会更加希望能够让所爱之人幸福，尽力避免和调节冲突，我们会意识到不仅仅只有情欲才是激情，温存与友爱也是激情。在公共生活中，我们会对他人有博爱与同情，拒绝暴力与压迫，为了我们所爱的人——尤其是新生代——留下充满善意的世界。
吕克·费里以清晰的架构为21世纪的世界提供了一种充满善意与希望的哲学——爱的哲学。感谢杜小真老师精确优美的译文，以及诸多细心的注解，这对于我们理解书中的讨论有极大帮助。这本书不仅对当下国内学术界关于爱与人道主义的讨论提供了新的角度，也必将促使一般读者更加全面而深入地思考相关问题。
全书采用对话体的形式，克劳德·卡普里埃是作者的挚友，他时而温厚又时而锐利的追问和评论使得讨论更加全面充实，而这本书也是两位哲学家兼具理性与激情的友爱的果实。书中也存在些许可以指摘之处，例如尽管作者不断地在强调开放的心态，却不免自然地洋溢出对欧洲文明的极度自信与自豪，从而略显古板。不过，作为读者，我们知道，正如书中所言，这是爱——一种激情——的表达。
《论爱》，[法]吕克·费里著，杜小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1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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