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在商务印书馆的十年

    曾经两次提拔茅盾到合适岗位上的张元济先生，却没有在史料中留下一点自喜的痕迹。笔者查阅了张元济日记，对《小说月报》的革新，以及茅盾20年代的脱颖而出，张元济先生没有以伯乐自居而在日记中表白一番，甚至在日记中没有一点儿表示，似乎当年接收茅盾，给茅盾调整到合适岗位，以及选择茅盾担当《小说月报》主编，都是其职责范围内的事情。

 

    对于当时日理万机的商务印书馆经理张元济来说，此事恐怕是他每天处理的数十件事务中一件不足道的小事。所以，我们今天在张元济的日记里，找不到茅盾给他写信指出《辞源》之不足这件事的半点痕迹。但据茅盾回忆，写过信之后，茅盾的工作岗位立刻发生了变化。这种戏剧性的变化，在今天的体制看来，简直是天方夜谭，但在当年却真实地发生了。

 

    茅盾后来能有如此巨大的文学贡献，与商务印书馆元老张元济先生的慧眼识才与栽培是分不开的。

 

    张元济是茅盾1916年8月28日到上海河南路商务印书馆发行所见到的第一个商务印书馆领导，当时张元济是商务印书馆的经理。茅盾进商务印书馆的第一个工作岗位——编译所英文函授学社阅卷员，是张元济亲自安排的；茅盾进商务印书馆的工资，“月薪廿四元”，也是张元济亲自确定的——这个工资数，在当时，已经相当于12个商务印书馆学徒的月薪总和；后来茅盾给张元济写信表达对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辞源》的建议，为张元济所肯定，并把20岁的茅盾调到更合适的工作岗位；五四运动以后，还是张元济先生，决定让茅盾出任《小说月报》主编，让茅盾在新文化运动中如虎添翼、更加有所作为！因此，张元济不只是茅盾进上海商务印书馆第一个认识的领导，也是让茅盾在商务印书馆脱颖而出的伯乐，是影响茅盾一辈子的人。

 

    张元济对茅盾——那时还不叫茅盾，而叫沈德鸿或沈雁冰——的印象，仅止于北京商务印书馆分馆经理孙伯恒的来函介绍。但是，孙伯恒可能更多是从商务印书馆的业务发展上来分析介绍。因为茅盾的亲戚卢鉴泉先生当时是北洋政府财政部的公债司司长，握有公债票据的印刷大权，这是一笔很大的业务。而商务印书馆北京分馆有个京华印书局，其中的印刷设备和印刷技术在当时的北京是一流的。于是，商务印书馆北京分馆经理孙伯恒想巴结公债司司长卢鉴泉，希望以后能够承印公债票据。而当时茅盾正好从北京大学预科毕业，这个预科相当于今日之大专。毕业前夕，茅盾母亲陈爱珠及祖父沈砚耕分别给卢鉴泉写信，希望卢鉴泉为茅盾找份工作。茅盾母亲还表示，不想让自己儿子沈德鸿进官场或银行这些地方工作，希望卢鉴泉帮忙。正好此时商务印书馆北京分馆孙伯恒与卢鉴泉套近乎，卢鉴泉便顺势将自己的表侄沈德鸿推荐给孙伯恒，希望孙伯恒在上海商务印书馆给沈德鸿安排个工作。此事对孙伯恒来说求之不得，便立刻答应下来，并写信给上海商务印书馆经理张元济，说明北京分馆与公债司司长的关系，并介绍了沈德鸿，同时说明是公债司司长卢鉴泉的亲戚。那么，孙伯恒这封信什么时候寄到了张元济手上？张元济的态度又是如何呢？

 

    从张元济的收信记录里，1916年7月5日，张元济收到孙伯恒来信，并及时回复；7月11日和19日，又两次接到孙伯恒从北京来信。此后几天，张元济为迎接孙中山来上海商务印书馆参观而忙碌。在7月27日的日记里，张元济“用人”栏里记着：“伯恒来信，卢鉴泉荐沈德鸿。复以试办，月薪廿四元，无寄宿。试办后彼此允洽，再设法。”这里的“伯恒来信”具体是什么时间来信，张元济没有说，而7月19日以后这几天的“收信”栏并没有记载孙伯恒有过来信，因此，所谓“伯恒来信”应是指19日的来信。张元济收到后在案头搁置几天，中间正好有孙中山先生来访，到7月27日才正式决定下来，同意接收，并告知月薪多少，不提供宿舍等等。张元济同意接收沈德鸿后，就告诉了孙伯恒，请孙伯恒通知卢鉴泉和沈德鸿。但是，张元济具体什么时间给孙伯恒去的信，现已不可考。从这以后到沈德鸿8月28日到上海商务印书馆见张元济，中间张、孙有多次信函来往，张元济给孙伯恒发信计有：7月的29日，8月的2日、7日、9日、14日、15日和23日。而《张元济全集》的书信集中，也没有收入两人这一时期来往的书信全文，很是遗憾。

 

    当孙伯恒接到张元济同意接收沈德鸿的来信后，立刻告诉卢鉴泉，并备函让沈德鸿去上海面见商务印书馆经理张元济。

 

    1916年8月27日，茅盾告别母亲到上海。28日上午，带着孙伯恒的手书，茅盾走进上海河南路商务印书馆的大门。这一天，是决定茅盾一生发展方向的日子，也是茅盾第一天到商务印书馆这个东方最大的出版机构上班的日子。所以，这一天的情景，茅盾一辈子都铭记于心！

 

    茅盾在《我走过的道路》中用充满感情的笔调回忆了自己只身去上海商务印书馆求职时的见闻和初见张元济时的情景：

 

    一九一六年八月初旬，我到上海，先找个小客栈住下，然后到河南路商务印书馆发行所，请见总经理张元济（菊生）先生。我和张元济并无一面之识，我只带着商务印书馆北京分馆经理孙壮（伯恒）的一封给张元济的介绍信。我和孙伯恒也不认识，是我的表叔卢学溥（鉴泉）把我荐给孙伯恒的。当我在本年七月回家时，还不知道祖父应母亲之请写信给卢表叔请他为我找职业，也不知道母亲另有信给卢表叔，请他不要为我在官场（卢表叔在当时的政派中属于梁士诒一系，与叶恭绰友善）或银行找职业。因为有此种种缘故，当我在本年七月底回到家中时，母亲把找职业已托了卢表叔的事告诉我，并说准备在家闲居半年，因为除了官场和银行界以外，卢表叔未必马上能为我找到合适的职业。却不料八月初就收到卢表叔的信，内附孙伯恒给张菊生的信，并嘱赶快去见张总经理。卢表叔的信中还提到张元济翰林出身，是商务印书馆的创办人之一。

 

    现在且说我到河南路商务印书馆发行所，找一个售货员问总经理办公室在哪里。发行所顾客拥挤，那个售货员忙于卖书，只把嘴一努道：“三楼。”上三楼要从营业部后面一个楼梯上去，我刚到楼梯边，就有人拦住，问，“干什么？”我答：“请见张总经理。”那人用轻蔑的眼光把我上上下下打量一番，冷冷地说：“你在这里等罢。”我真有点生气了，也冷冷地说：“不能等候。我有孙伯恒的介绍信。”一听“孙伯恒”三字，那人立刻面带笑容问道：“是北京分馆孙经理么？”我不回答，只从口袋取出印有“商务印书馆北京分馆”红字的大信封对那人一晃。那人的笑容更浓重了，很客气地说：“请，三楼另有人招呼。”我慢慢地走上三楼时，回头往下一看，果然在那人对面的一条板凳上坐着两个人，想是等候传呼然后可以上楼的。我心里想，好大的派头，不知总经理的威严又将如何？

 

    到了三楼，觉得这所谓三楼同二楼（那是我没有进去的，只在门外经过，里边人声嘈杂）或一楼（即门市部）颇不相称。三楼矮些，又小些，门前倒有较大空地，一人坐在长方桌后，见了我，就说：“先登记。什么姓名？”我答：“沈德鸿”。那人又问：“三点水沈，是么？什么，得？”我答：“是道德的德。”又问：“三点水共字的洪罢？”答曰：“不是，是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的鸿。”那人摇头，表示不了解。我又说：“是翩若惊鸿的鸿。”那人睁大了眼，我看他面前的登记簿上，本日已登记到十六号，而我将是第十七号，而此时不过九点钟，可知总经理已会过至少十六个客人了。此时忽听有人说：“是江鸟鸿。”我回头一看，管登记的那个人对面靠墙板凳上坐着四个人，显然是等候传见的。登记人皱着眉头说：“江鸟鸿，人人都懂，你偏不说。什么事？也得登记。”我从口袋里拿出那个大信封来。登记人接过去一看，霍地站了起来，口里念道：“面陈总经理张台启商务印书馆北京分馆孙”。这个墨笔写的大“孙”字恰恰写在红色印的“馆”字上面。登记人满面笑容对我说：“我马上去传达。”推开门进去了。

 

    我正在想：原来他们把鸿拆成江鸟；登记人已经带一个人出来，低声对他说：“请稍等候。”又侧身引路，对我说：“请进。”我进了门，他就把门关上了。

 

    我见这间总经理办公室前面一排窗，光线很好，一张大写字台旁坐着一人，长眉细目，满面红光，想来就是张元济了。两旁靠墙都有几把小椅子（洋式的，圆形，当时上海人称之为圈椅，因为它的靠背只是一道木圈），写字台旁边也有一张；张元济微微欠身，手指那个圈椅说：“坐近些，谈话方便。”我就坐下。张先问我读过哪些英文和中文书籍，我简短扼要地回答了，他点点头，然后说：“孙伯恒早就有信来，我正等着你。我们编译所有个英文部，正缺人，你进英文部如何？”我说：“可以。”张又说：“编译所在闸北宝山路，你没有去过罢？”我表示不知道有什么宝山路。张拿起电话，却用很流利的英语跟对方谈话。我听他说的是：“前天跟你谈过的沈先生今日来了，一会儿就到编译所见你，请同他面谈。”打完电话，张对我说：“你听得了罢？刚才我同英文部长邝博士谈你的工作。现在，你回旅馆，我马上派人接你去宝山路。你住在哪个旅馆？”我把旅馆名和房间号码都说了，张随手取一小张纸片记下，念一遍，又对我说：“派去接你的人叫通宝，是个茶房，南浔镇人。你就回旅馆去等他罢。”说着他站了起来，把手一摊，表示送客。我对他鞠躬，就走出他的所谓办公室。

 

    我回旅馆，把简单的行李理好，此时已是九点半。我回想总经理的办公室，朴素得很，墙上不挂任何字画，大写字台对面的长几上却堆着许多书报，中、英文都有。

 

    可见初出茅庐的青年茅盾对张元济的印象多么深刻！

 

    然而，1916年8月28日，张元济的日记里完整地记录了这一天的日程，如给弼臣、王仙华发信，中午在高梦旦家里与陆炜士、吴稚晖等谈话，与邝博士谈函授部工作等等，日程排得满满的。虽然没有记录茅盾到他办公室报到的事，但是值得关注的是，张元济在日记“用人”栏里有一段话，估计与茅盾的工作有关。不妨抄录如下：

 

    告邝，函授部开办十一个月，有学生八百余，实收一万五千元，应加推广，约锡三同商，拟添改稿一人。邝言，周越然之兄有就意。又添写信一人。（嗣与梦翁商，拟调马翔九充任。）邝言，蒋君改稿不甚着意，当谆戒之。余云，应否告乃叔。邝云可缓。余言，学生多是请免费或减费者。可即定一代募生徒奖励法，或每代招一人给奖二元。周出示万国函授学堂奖券，亦拟仿制。取书作四元用，交费作二元用。并将一、二级讲义速行修改，以励初学。

 

    这里可以看出，张元济为了安排茅盾进函授部做阅卷员，曾专门找编译所英文部部长邝富灼、西书部主任周锡三先生商量，计划增加一个阅卷员。可是，邝富灼告诉张元济：增加人可以，周越然的哥哥周由廑也很想得到这个岗位。显然，当初商务印书馆英文部阅卷员的岗位还是很抢手的。

 

    日记中所说函授部的正式名称叫“函授学社”，茅盾回忆录中记作“函授学校”。函授学社成立于1915年7月，张元济兼任函授学社社长，所以，上述引文中，张元济说函授部开办已有11个月了。还有，从张元济日记看，周越然的哥哥周由廑在茅盾进商务时还没有进来。但茅盾在回忆录中说周由廑先生是先他到位的：

 

    到了宝山路，把我的行李卸在一座半洋式二层的房子里（这房象是宿舍，此时只有一个小茶房看守房子，见了通宝，十分恭敬），立刻到编译所，会见英文部长邝富灼，说是安排我在英文部新近设立的“英文函授学校”，担任修改学生们寄来的课卷。此时英文部一共才有七个人，部长邝富灼，“函授学校”主任周越然，编辑平海澜、周由廑（周越然的哥哥），改卷员黄访书（广东人，邝富灼引进来的），办事员（等于练习生）胡雄才，加上个刚来的我。这七个人中，部长是华侨，原籍广东，外国大学毕业，得博士，大约四十多岁，广东话也不大熟练，只说英语。二周兄弟，胡雄才，都是湖州人，他们把我看成同乡。平海澜是上海人，原浦东中学英文教员。英文部中大家说话，多用英语。

 

    这里提到的周越然当时是商务印书馆函授学社副社长兼英文科科长，而不是“‘函授学校’主任”。周越然生于1885年，比茅盾大11岁，他的英文水平极好，当时编著的《英语模范读本》很有名。而且，周越然也是个读书人，他在上海有一座藏书楼，名为“言言斋”，是一幢西式两层楼房，内有中文图书3000余种、西文图书约5000种，后不幸毁于战火，这是后话。而周越然的兄长周由廑当时也在上海，担任湖州旅沪同乡会—湖社的执行委员，后来曾主编商务印书馆《英文周刊》，又任湖州旅沪初级中学校长，编有《英语论说文范初集》等英语教材。所以，周家兄弟是作为英语人才在商务担当编辑责任的。

 

    茅盾进函授学社后工作十分轻松，他在回忆录中说：“我的第一天工作很轻松，只改了四、五本卷子，这些学生英文程度不一，最高的不过相当于中学二年级。”因此，20岁的茅盾在工作之余仍有大量的时间读书。一个月后，茅盾读了商务印书馆上年刚出版的《辞源》之后，有感而发，“贸然”给张元济先生写了一封信，谈了自己读《辞源》的感受。不料，茅盾这封有感而发的信引起了张元济的高度重视。张元济认为沈德鸿在英文部用非其才，亲自批示并与编译所高梦旦先生商量，让他到更能发挥才能的国文部给孙毓修当助手。茅盾在回忆自己给张元济写信的经过时说：

 

    我在英文部工作已有一月了，我并不讨厌机械式的改卷，反倒喜欢这里的必说英国话的“怪”现象。我以为这可以提高我的英文口语的能力。在北京大学预科时，虽然洋教员有四、五名之多，但我的英文的口语总不好，同学中大都如此。

 

    我从谢冠生那里看到了当时正在发行的《辞源》，忍不住给张菊生写了一封信。当然，信是文言的，那时还没提倡白话。这封信开头赞扬商务印书馆的出版事业常开风气之先，《辞源》又是一例。次举《辞源》条目引出处有“错认娘家”的，而且引书只注书名，不注篇名，对于后学不方便。最后说，《许慎说文》才九千数百字，而《康熙字典》已有四万多字，可见文化日进，旧字不足应付。欧洲文艺复兴以来，文化突飞猛进，政治、经济、科学，三者日产新词，即如本馆，早已印行严译《天演论》等名著，故《辞源》虽已收进“物竞天择”、“进化”诸新词，但仍嫌太少。此书版权页上英译为《百科辞典》，甚盼能名实相符，将来逐年修改，成为真正的百科辞典。这封信交给通宝随同编译所每日应送请总经理过目或核示诸文件专差送去。我写此信，是一时冲动，事前事后，都未对人说及。但在那天晚上，在宿舍里，谢冠生悄悄地对我说：“你那封信，总经理批交辞典部同事看后送请编译所所长高梦旦核办。”我真意想不到，这么一封平常的信，引起那样大的注意。说老实话，这封信我是随便写的，寥寥二百余字，如果我想炫才自荐，可以引经据典，写一、二千字呢。

 

    茅盾作为当事人，这段有声有色的回忆应该是事实，这一点毋庸置疑。但是，对于当时日理万机的商务印书馆经理张元济来说，此事恐怕是他每天处理的数十件事务中一件不足道的小事。所以，我们今天在张元济的日记里，找不到茅盾给他写信指出《辞源》之不足这件事的半点痕迹，在张元济的工作史料里，也看不到茅盾给他写信的记录——张元济每天收信、发信都有记录。也许是沈雁冰这个小青年的来信，在当时张元济的公务处理中，还不足以在日记的收信栏里做记录。

 

    尽管张元济在工作史料中对此没有留下丝毫痕迹，但据茅盾回忆，写过信之后，茅盾的工作岗位立刻发生了变化。这种戏剧性的变化，在今天的体制看来，简直是天方夜谭，但在当年却真实地发生了。茅盾回忆说：

 

    次日上午，高梦旦在小会客室叫我去谈话。高梦旦天天来编译所办公，似乎今天他才知道编译所有我这么一个人。这也难怪，我进英文部是张菊生直接和邝博士谈妥，而且第一天进编译所便到英文部，邝亦未引我去见高所长，因为他知道高梦旦是不拘小节的。当时高梦旦开门见山就说：“你的信很好。总经理同我商量过，你在英文部，用非其材，想请你同我们所里一位老先生，孙毓修，合作译书，你意下如何？”我并不认识孙毓修，当我童年时，孙毓修编的童话尚未出版，这些童话大部分是从英文童话意译来的，用白话，第一本名为《无猫国》，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儿童文学。我猜想这位孙老先生大概懂英文，同他合作译书，不知怎样做法，译什么书？不过我也不多问，只说：“我愿意。但先须向邝部长说明，向他告别。”高梦旦说：“我同你去，邝博士还不知道要调你呢！”

 

    见过邝富灼，我谢他一个多月对我的照顾（这是真话，一个多月来，他对我很客气，象对二周和平海澜），然后，高梦旦引我去见孙毓修，只说句：“你们细谈吧”，就回到他那背阳的大写字台旁坐下。

 

    茅盾这段岗位调动的回忆写得十分生动。在这段生动的描述中，我们也看到当时商务印书馆职场环境还是清朗的。编译所新进一个编辑，商务印书馆经理张元济可以直接与编译所下属英文部邝富灼沟通联系，竟然可以绕开编译所实际负责人高梦旦！但大度如高梦旦，不以为忤，反而安之若素。而当张元济在茅盾的信上批示，重新调整安排茅盾的工作岗位时，又由高梦旦直接调度，而茅盾所在部门的负责人邝富灼竟然不知自己部门的人要调出去。这种关系换在今天的职场看来，不免会令人匪夷所思，但在留下来的史料里，丝毫看不到高梦旦与邝富灼之间由此产生隔膜，二人确实都是谦谦君子啊！

 

    此后几年中，茅盾给孙毓修先生当助手，编童话，协助其编纂“四部丛刊”，然后逐渐在新文学领域崭露头角，在1920年下半年，被张元济、高梦旦选为革新《小说月报》的人选，从此擎起中国新文学的大旗，利用《小说月报》这一阵地，宣传新文学，抨击旧文学，成为中国文坛的一名健将。

 

    这里重点说一下选择《小说月报》革新人选的过程。当时张元济再次将目光投向茅盾，这一过程也同样富有戏剧性。

 

    五四运动以后，商务印书馆当局也深受影响，但商务印书馆经过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出版机构，然而偌大的机构想紧跟风云变幻的时代潮流又谈何容易！1920年的春天，张元济与高梦旦商量：“拟设第二编译所，专办新事。以重薪聘胡适之，请其在京主持。每年约费三万元，试办一年。”显然，商务当局的高层也在努力改革创新，想从体制、机制上适应世界潮流。不知何故，张元济等请胡适在北京主持商务印书馆第二编译所的改革计划没有实行下去。假设当时商务印书馆真的走出这一步，恐怕后来茅盾的发展轨迹也会发生变化。

 

    客观地说，商务印书馆这样的大型出版机构如果要改革，肯定是步履艰难的，应该无异于一场革命。但是，这一场革命对张元济等商务高层决策者来说已经无法回避，曾经无比风光的刊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冲击下销量每况愈下，例如《小说月报》到了1920年，每期销售量仅余2000册左右，这让商务当局深刻感到了新文化的巨大冲击。1920年10月上旬，张元济专门到北京拜访同乡旅京名人蒋百里，希望通过他结识北京新文化运动的风云人物。蒋百里推荐了还在学校念书的郑振铎。同时，张元济还去拜访胡适、严复、林纾、叶恭绰等人，寻找并问计商务印书馆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出路。当时，张元济丢下上海商务印书馆一大摊子的工作，在北京盘桓20多天，通过新文化倡导者的推荐，才知道商务印书馆的职员沈雁冰已经是一位“墙内开花墙外香”的新文化战士。

 

    所以，张元济在10月30日回到上海后，立刻与高梦旦等商量，决定起用茅盾担任《小说月报》《妇女杂志》的主编。但高梦旦、陈承泽找茅盾谈话时，茅盾表示只能担任《小说月报》一个杂志的主编。高梦旦和陈承泽商量后也同意了茅盾的想法。

 

    商务当局既然将担子压在25岁的茅盾身上，茅盾自然不负众望，经过向原主编王莼农先生了解杂志的情况后，提出了现代编辑史上有名的三项全面革新《小说月报》的条件。

 

    现在看来，起用年轻的茅盾为《小说月报》主编，商务当局的高管张元济、高梦旦等人确实是有魄力、有勇气的，也确实是发自内心地想改革的。即使是文化如此发达、科技如此先进的今天，恐怕也没有一个单位的领导，在不经过反复考察和研究并报上级批准的情况下，敢于将一份面向全国的文学杂志交给一个25岁的青年编辑去全权负责，而20世纪20年代商务印书馆的张元济、高梦旦却有这种敢于担当的精神。而这也正是茅盾全面革新《小说月报》成功的关键。

 

    但是，《小说月报》革新取得成功，受到国内外读者关注和好评的时候，曾经两次提拔茅盾到合适岗位上的张元济先生，却没有在史料中留下一点自喜的痕迹。笔者查阅了张元济日记，对《小说月报》的革新，以及茅盾20年代的脱颖而出，张元济先生没有以伯乐自居而在日记中表白一番，甚至在日记中没有一点儿表示，似乎当年接收茅盾，给茅盾调整到合适岗位，以及选择茅盾担当《小说月报》主编，都是其职责范围内的事情。所以，茅盾在走上革命道路、成为文学巨匠后，始终对张元济心存敬意—敬其人品，敬其学识，敬其人格，也敬其胸怀。

 

    1926年4月，茅盾离开了工作、战斗、生活十年的商务印书馆，也离开了张元济的直接领导。但茅盾在商务十年期间得到张元济的关照和器重，让他一生铭记。1956年，已是新中国文化部部长的沈雁冰为张元济先生九十寿辰致祝词如下：

 

    从戊戌以后，菊生先生致力于文化事业，创办商务印书馆；在中国于是始有近代化的出版事业。商务印书馆在介绍西洋的科学、文学，在保存和传播中国古典文学和其他学术著作方面，都有过重大的贡献。将来的历史将记录菊生先生这些对于祖国文化的贡献。

 

    泱泱大国的文化部部长沈雁冰，在前辈张元济先生面前，永远是晚辈。这一祝寿词中充满了一个晚辈对前辈的敬仰之情。

 

    （本文摘自《茅盾在商务印书馆》，钟桂松著，商务印书馆2017年1月第一版，定价：88.00元）